我的父亲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时在米尼赫伯爵的手下从军，后在17××年以中校衔退役。此后，他一直住在他位于辛比尔斯克的田庄里，在那儿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Ю结了婚。我们家有过九个孩子。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时就夭折了。
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蒙我们家的近亲、近卫军少校Б公爵的关照，以中士衔在谢苗诺夫军团注了册。如果母亲万一生下一个女儿，父亲就得去宣布那个不曾出现的中士的死亡，这样也就能把事情了结。在我完成学业之前，我一直算是在休假。那时，我们接受的不是现在这样的教育。五岁起，我就被交到马夫萨维里奇手上，他由于行为检点而被指定为我的男仆。在他的监督下，我十二岁时便认识了俄国文字，并能相当准确地判断一条猎狗的特性。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又为我雇了一个法国人，这位波普列先生是被与够吃一年的葡萄酒和普罗旺斯橄榄油一同从莫斯科订购来的。萨维里奇很不喜欢波普列先生的到来。“谢天谢地，”他独自嘟囔道，“瞧这孩子干干净净的，吃得也好。干吗要花冤枉钱请这么个先生，好像自家的人都不顶用似的！”
波普列在法国原是个理发匠，后来去普鲁士当兵，后来又来到俄国，pour être outchitel（法文，意为：想当个教师）。虽说他对“教师”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但却轻浮、放荡。他的一个主要弱点就是对女性的热情；他经常由于自己的柔情而碰壁，碰壁之后便整日整夜地唉声叹气。除此之外，他也不是酒瓶的敌人（照他自己的说法），也就是说爱多喝几杯（照俄国的说法）。但是，由于我们家只在午饭时才给酒喝，而且只给一小杯，再加上给教师的酒又通常是漏斟的，所以，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俄国的露酒，甚至开始认为俄国露酒比他祖国的葡萄酒更好喝，对胃更有好处。我们很快就厮混熟了，虽然按照合同他必须给我讲授法文、德文及所有的学科，但他却认为尽快在我这里学会用俄语聊天要更好一些，在此之后，我们两人便各行其是了。我们很投机地生活在一起。我不希望别样的老师。但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分开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胖胖的、麻脸的洗衣姑娘巴拉什卡和瞎了一只眼睛的放牛姑娘阿库尔卡不约而同地跪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有软弱的罪过，并痛哭着控诉说，那位先生利用她们的无知诱惑了她们。母亲认为这事可不是儿戏，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处理很简洁。他当即派人去叫那个法国流氓。仆人回答说，先生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这时，波普列正躺在床上做着悠然的梦。我则在忙我自己的事。需要说明一下，家人曾从莫斯科为我订购来一张地图。这地图毫无用处地挂在墙上，那又宽又好的纸张早就被我看上了。我决定用它来做个风筝，此时，趁波普列在睡觉，我便干起了这件事。父亲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往好望角上接一根长长的风筝尾巴。看见我在做这样的地理练习，父亲便揪了我的耳朵，然后又奔向波普列，很不客气地叫醒他，抛过一阵责备。波普列惊慌失措之中想要坐起身来，可是他起不来：这个不幸的法国人喝得烂醉。新账老账一起算。父亲抓着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提起来，推出门外，当天便把他赶出家门，这使得萨维里奇无比高兴。我的教育也就这样结束了。
我过起纨绔少年的生活，整日里追追鸽子，和仆人的孩子们玩玩跳背游戏。不知不觉，我就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