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功利主义运动（一）
引言 — 边沁的生平与著作 — 边沁主义的原理，附某些批判性评论 — 詹姆斯· 密尔的生平与著作 — 利他主义与联想心理学；密尔对麦金托什的反驳 — 詹姆斯· 密尔论心灵 — 关于边沁经济学的评论
1．大卫· 休谟代表了古典英国经验主义的，唤起了托马斯· 里德及其追随者的强烈反应。的确，就各大学而论，在 19 世纪的前几十年，所谓的“苏格兰学派”是一个活跃的、生机勃勃的思想运动。而且，虽然在此期间它受到一些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它初的活力，但它在大学中的地位终是被观念论所取代的，而不是被经验主义所取代的。
无论怎样，如果以为里德对休谟的攻击使经验主义跌落到濒临灭亡的境地，并且以为它一直处于那样的状态，直到 J. S. 密尔（ J. S. Mill）使它重获新生，那就大错了。哲学并不局限在大学。休谟本人也从未得到一个大学的教席，尽管众所公认，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经验主义的生命不顾里德及其追随者的攻击而仍然在延续，尽管它的主要代表不是大学的教授或讲师。
19 世纪经验主义的阶段以功利主义运动著称，可以说它是以边沁（ Bentham）为起始的。虽然我们往往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 19 世纪早期的哲学家，因为从那时起他的影响才被感应到，但他出生于 1748 年，即休谟去世前 28 年。他的有些著作是在 18 世纪后 30 年出版的。因此， 如果我们发现在 18 世纪经验主义与 19 世纪经验主义之间有明显的连续性因素，那不足为怪。譬如，还原分析的方法，即将整体还原到它的部分，将复杂的东西还原到它的原始的或简单的成分，这是休谟常用的方法，而边沁在继续使用。如在詹姆斯· 密尔的哲学中所能见到的那样，这导致了对自我的现象论的分析。在从其假定的简单元素重建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利用了联想主义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在 18 世纪已经被发展起来，譬如被大卫· 哈特莱（ David Hartley）所发展，更不用说休谟对观念联想原理的运用了。而且，在《政府论残篇》（ Fragment on Government）的章中，边沁明确表示他受惠于休谟，因为当他在《人性论》中看到休谟如何摧毁社会契约或社会约定的虚构，表明一切德性如何以功利为基础时，他的思想受到了启发。当然，边沁也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爱尔维修（ Helvétius）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在方法和理论两方面，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大不列颠的经验主义运动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因素。
不过，一旦我们已经指明了这种连续性因素，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它们的着重点有很大不同。至少如传统上所描述的那样，古典的英国经验主义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知识的性质、范围和界限，而功利主义运动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以法律、刑法和政治的改革为目标。的确，人们可能过分强调了古典经验主义中认识论的作用。譬如，休谟关心的是人性科学的发展。而且可以证明，实际上已经证明，休谟首先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但休谟的目的主要是理解道德生活和道德判断，而边沁主要关心的是对人们共同接受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政治制度提供判断标准，其目的是对它们进行改造。也许我们可以采用马克思的那个著名论断，并且说，休谟首要关心的是认识世界，而边沁首要关心的是改造世界。
在这两个人中，休谟这位哲学家确实伟大得多。不过，边沁有一种天赋，他能抓住某些并非他自己发明的观念，将它们发展、融合为社会改革的武器或工具。狭义的边沁主义和广义的功利主义，表达了中产阶级中的自由激进分子对待传统影响，以及对待现在常说的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的态度。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的过激行动在英格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埃德蒙· 伯克（ Edmund Burke， 1729 — 1797）强调社会稳定和传统的反思中可以看到对这种反应的明确表述。但至少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激进的改革运动更容易使人感受到它的影响。在这个运动中，功利主义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重要性。作为道德哲学来考虑，它过于简单了，将困难棘手的问题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不过，它的过分简单化特征，以及至少看上去的明晰性，显然有助于把它用作努力保证社会政治领域实际改革的工具。
在 19 世纪期间，大不列颠的社会哲学经过了若干连续的发展阶段。个阶段出现了哲学的激进主义，它是与边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他在 18 世纪的后几十年已经将它表述出来。第二个阶段出现了由 J. S. 密尔修正、补充和发展了的边沁主义。第三个阶段出现了观念论的政治哲学，它是在 19 世纪末叶兴起的。“功利主义”一词涵盖了前两个阶段，当然不包括第三个阶段。功利主义在观点上是个人主义的，即便它的
目的是社会福利，而在观念论的政治理论中，国家作为有机整体的观念在希腊和德国两者思想的影响下崭露头角。
本章和下面一章将专门论述从边沁到 J. S. 密尔的整个功利主义的发展。后者在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领域的理论，将在随后一章单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