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无此好湖山
汪曾祺在云南，准确点说，主要是在昆明，住了七年，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这七年中的大半时间，他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的。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不在少数，他对联大的情感似乎是历久弥新。有趣的是，一直念着母校好处的汪曾祺，当年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虎队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
这却一点儿都没损害汪曾祺对母校的感情。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八年时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却人才辈出。有人甚至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看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是一个怪人、怪事空前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绰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同学，有在敌人炸弹来袭时留守学校、只为了炖冰糖莲子的怪人，有打着无锡腔把词念一遍就算讲解完毕的先生，有养了只大公鸡和自己同桌吃饭的哲学家……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简单六个字，汪曾祺推崇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西南联大，就是因为听说这三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学风相当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着这“吊儿郎当”来的。
西南联大的自由和宽容成全了汪曾祺，他可以在上课时间随意地泡茶馆，在茶馆里写作甚至完成自己的考试卷，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他可以任意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旁听，也可以独自一人“乱七八糟”地看书。
联大的老师们，教给汪曾祺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采。汪曾祺的笔下，那些学识渊博也各有怪癖的先生，每一个都值得他好好来写一写。联大的老师重报告而轻考试，他们爱惜并尽可能地激发学生们的才气，他们不怕学生的“新”与“怪”，只担心平庸。尤其是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它的民主自由风，在联大诸多院系中格外浓重。
“开放”，是汪曾祺形容联大中文系精神时曾用到的一个词。他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但确有这个事实。在学风上，联大的“开放”促成了汪曾祺初学写作时的格调，他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中汲取多方营养，这是汪曾祺的幸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时，曾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 A. 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的阿索林。……我读了一些伏吉尼亚 · 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
汪曾祺初学写作时期的作品明显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实验意味浓厚。其实不止是他，他的老师辈作家在西南联大开放的校园文化中，都在经历着写作生涯中的“转型”：诗人冯至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探讨着纯粹艺术形式和超越性的哲理命题，小说家沈从文在《看虹录》中进行着更为繁复的文体实验，诗人卞之琳转而探索散文化小说的叙事和文体。
成熟作家的转型与初学写作者的实验，都需要文化氛围、文化信息的开放，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教师构成、学术氛围、教学理念……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
汪曾祺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写下了相当一部分收入《邂逅集》里的小说习作，这些习作里，“西南联大”的烙印至为明显，“高邮记忆”同样若隐若现。这两大特质，构成了汪曾祺毕生创作的两大基石。
多年之后，汪曾祺成为回忆西南联大的重要作家。这些回忆中，散文多而小说少。而少数几篇写昆明与联大的小说，气质仍然独特，不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高邮的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些写云南的篇什，依然透着一点儿古怪，一点儿漂泊时代的逸气，还有那种随脚出入的阿索林式的俨然无事。
汪曾祺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流水，水流云在”。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给汪曾祺的文学滋养，相对于苏北小县的古典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提升与改造，无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要化用苏轼的诗句来表达这份感怀之情：“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无此好湖山。”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生于高邮，却是在联大的特殊气氛中“泡”出来的作家。
杨 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