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称我为“小友”
在我收到的众多来信之中，只有两封信称我为“小朋友”： 封信是我 11 岁时向《浙南日报》投稿，收到报社的回
信，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时候，我名符其实是小 朋友。
然而，第二封信是冰心写给我的，信的开头写着“永烈小友”， 写信的日期是 1990 年 8 月 30 日。也真巧，那天正好是我 50 岁 的生日。
50 岁的人，怎么成了“小友”？冰心乃中国文坛耆宿，生
于 1900 年 10 月 5 日，人称“20 世纪的同龄人”，又称“世纪老 人”。她年长我 40 岁。1990 年，她 90 岁，在她的眼里，50 岁的 我也是“小友”。
冰心的信，是用蓝色圆珠笔随手写在白色便笺上的，字迹娟 秀而端正。信是这样的：
永烈小友：
剪报收入（到），您把我描写得太“聪明”了！上月到 北京医院体检，还见到曹禺，他住院已两年了，但喜笑如常， 看不出病容。我还好。
祝
撰安
冰心 1990 年 8 月 30 日
信中提及的“剪报”，是指我 1990 年 7 月 10 日发表在《今 晚报》上的散文《访冰心》。
那是 1990 年 6 月 22 日，我在北京访问她时，年已九旬的她 依然像我过去在电视中见到的那样清秀，思路清晰而敏捷，说话 幽默。她知道我前几日去看望过因脑血栓卧病在床的俞平伯，便笑称自己如今在作家群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俞平伯 跟她同岁，但是比她大 10 个月。除了俞平伯之外，她是中国作 家中为年长的一位了。
她的家门上贴着“医嘱谢客”四字。她曾患脑血栓，又 跌伤了腿，已谢绝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很少会客。由于足疾， 她坐在椅子上，双腿之下要垫个小凳子。一头银发一丝不乱，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出生于福州，而长于烟台，所以没有 福建口音。她家是书香门第，她的书房墙上便挂着她祖父的 楷书。
冰心笑称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误入歧途”。她原是 学理科的，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小说、 诗。不久，她转到文学系学习，从此越写越多。1923 年，她前 往美国留学。她说：“我有三个弟弟，比我小得多。弟弟们又有 许多小朋友。他们要我写信，说说异国见闻，我写了一封又一封。 正巧北京《晨报》开辟儿童文学版，向我约稿。我把这些信在《晨 报》上连续发表。我一共写了 29 封信，集成了一本书，叫《寄
小读者》。后来，在 1958 年又写了《再寄小读者》。在粉碎‘四 人帮’之后，写了《三寄小读者》。”
冰心谈及她写得为顺手的作品，是《南归》和《关于女 人》。她说：“《南归》是对我母亲病逝的追忆，写起来不费力， 一气呵成。写《关于女人》时，我用了个别人不知道是我的笔名 ‘男士’，写起来没有思想负担，何况我是女人，很熟悉、了解女 人 —— 虽然我是用男人的口气写的。”
冰心说，作品是她的“孩子”。她没有偏爱哪个“孩子”，因 此也就很难说自己对哪个作品满意。她认为，重要的是，作 家要讲真话，以真情实感去写作。她不赶时髦，不说假话。她喜欢巴金，引为知己，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巴金说真话。 她文债高筑。不过，她不忙于应付约稿。她总是自己有什
么话要讲，才写什么。如果约稿的题目正是她所想写的，她就 应约而写。虽已耄耋之年，她仍在不断笔耕。她说，她只有在 为人题词时才用毛笔。平时她写作，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 写纸，留一份复写稿。那份复写稿交给为她编文集的朋友。她 的文集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三集，第四集很快可以送到她 手中了。
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出过她的 作品选集。
她很豁达。她说：“我都 90 岁啦，说不定哪一天，说走就 走。我已经把我的一部分字画、书、手稿以及几千封小读者的信， 送给现代文学馆。那是巴金倡议办的，我算是给他凑‘热闹’。 现在，我的家里还挂着 60 年前梁启超题赠我的字，还有赵朴初赠我的字，凡是有上、下款的字画，在我过世之后都送给现代文学馆。”
她关心地问起那“一人之下”的俞平伯的病况，问起曹禺是否仍住医院。她坦率地说，曹禺早期的作品《雷雨》《日出》，超过了他后来的作品。她笑道，那位导演《雷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院长焦菊隐，是她的学生呢！
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的遗像。她的子女精心地照料着她的生活。她的案头放着的一叠手稿表明，她正在笔耕，她的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一如她那整洁的衣衫、明亮的双眸……
对于高龄冰心，我不敢叨扰。直至一年之后，我因为有问题向她请教，而且这问题非她答复不可，所以在1991 年4 月1日以“小友”的名义再一次给冰心写信。说来有趣，我也有着冰心那样的写作习惯，“总是用圆珠笔，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稿”，所以至今我仍保存着给冰心写信的复写底稿—— 也正因为这样，我保存了大批作品和书信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