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佛教与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两大瑰宝，虽然前者初是外来宗教，后者是本土固有艺术，但千年来两者长存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血脉之中，相互濡染，彼此激荡。本书就以著名的《集王圣教序》碑为个案，考察中国中古时期阶段的初唐佛教与书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世界史视角观之，中古时期的中国——尤其是唐朝，正好是著名丝绸之路发展到极致的历史阶段。丝绸之路是在物质、知识和精神三个方面将中西世界连通的水陆路系统。中古时期欧亚大陆之间贸易与宗教交流非常频繁，一方面中亚商人和传教士东进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信徒下决心西向佛教圣地，而为知名者，无疑是玄奘法师（卒于664年）。
中华文明在7世纪下半叶、8世纪上半叶达到了一个，而且具有空前的文化影响力。李唐王朝包括，武则天（武曌，约625-705）武周朝（690-705）在内，无疑是当时世界强大的帝国。唐朝的首都长安，人口将近百万，东都洛阳，是武周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开辟了通向西域之路，中原文化逐渐吸收了波斯、中亚、南亚的文化，其中佛教文化对后世中国影响甚深。而中国的物品和技术也传播到西方，包括丝绸和造纸术。
中古时期也是中国书法艺术达到的时期。作为自觉的艺术创作，书法从公元1-2世纪开始成为文人寄情骋怀的艺术形式，到了4世纪，已经是文人的文化修养之一。中国书法有如此绚烂的发展，除了汉字本身形态多姿，蕴含艺术发挥的可能外，更赖六朝时期的艺术自觉。社会的动乱，政治抱负的无以施展，使文人化人生的苦闷为艺术的超越。
中国从12世纪采用印刷术刊行书籍之前，官方和私人书籍全靠手写得以记载、保存和流布。除了国家的行政机关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外，佛教团体也离不开佛典及其他文献的书写和复制。从佛教教义上讲，佛教提倡信徒朗诵、书写和复制佛经。这些都是做功德（梵文guna）非常重要的方式，抄经可以为国家、亡亲和众生造福，因此在中古时期佛教写本数量达到了极大的数目。另外，就国家图书馆性质的机构而言，我们知道隋代（581-617）的嘉则殿藏书一共370,000卷（同时代的欧洲只有基督教修道院才存几十部书而已），而光在扬州590年代抄写的和修补的佛经就达到了29,173部903,580卷之多。
唐代行政体系也极为重视官员的书写，要像样得体，吏部铨选文官时，还要求“四才”标准之中有“书判”，官员书写要求一定要达到“楷法遒美”。可是从中晚唐开始，行政对书写美观的要求愈来愈淡薄，美观地书写逐渐成为喜爱书法艺术的人士自发的一种文化修养。这时期出现了一批书法方面的丛集，比如张彦远（约817-约875）三十岁左右完成的《法书要录》和编者不详的《墨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