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个时代，修正画家一职，等于是一个拙劣画家的次选酬赏。我在“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学校里，我帮水果盘和花瓶素描，尽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静物画得跟照片一样真切。接下来进阶到肖像画，我终于在这项完美的绘画艺术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志业。肖像画家必须以一笔一画称颂人类的错纵与繁复。在其他数百万人眼中，肖像模特儿的眼睛、鼻子、嘴巴，看来可能看来眼熟，但模特儿的五官，就像画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与喜乐，在他眼中依然独特。艺术起始于这种称颂的心情，或许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绘受害者的脸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绘罪犯的容貌，那么刽子手就没有机会手绘任何一张脸孔。
“艺术让我们不会因真实而亡故。”我把这句尼采说的话贴在工作桌上。但我从学生时代就已知晓，我们可能轻易因艺术而亡故，就像我们也可能死于其他形式的高压胁迫。当然有一小群货真价实的梦想家将尼采所言奉为谕旨，而非对于现实的讽刺。但是这会儿，他们要么一命呜呼，要么锒铛入狱，他们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画作更不可能装点皇殿的高墙。革命之后，教堂遭到洗劫，圣物遭到捣毁，无价的艺品被卖到国外，换取工业机械；我起先不情不愿地参与，一边梦想着绘制人物肖像，一边动手破坏圣像，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一手画出、一手抹去人们的脸孔。
上级单位很快就找上我，交付我一份差事。那些成不了大事的人，就去教书。那些不会教书的人，就去审查其他人的成就。我的下场可能更糟；我听说德国总理希特勒也是一个不成材的画家。
审查工作当然大多由出版单位执行。东删一笔，西删一笔，缩减一些篇幅，即可删除许多不良的内容。这种做法显然有所局限，所以就有了我这种工作的必要。有段期间，我接连四个月，天天拿着喷笔修图，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日子过得毫无指望。
刚到局里服务时，上级没有把这种敏感的工作托付给我。刚上班的头一年，我参照“图书馆禁止一览表”，依据不断添增的版本，彻底检阅图书馆的书架，搜寻近失势官员的图像。没错，这应该是图书馆员的工作，但你不能信任读了那么多书的人。
我在书籍、旧报纸、宣传册子里找到违反规定的部分，他们出现在画作或是散落的照片之中，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中。大多图像撕去即可，但是有些经过审查的图像必须加以保留，以示警惕。因此，以墨汁涂去成为解决之道。墨水瓶微微倾斜，滴管轻捏几下，一团亮晶晶的黑色墨水就掩没了那张失势的脸孔。
我只有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工作多么具有威力。我经常造访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用心研究馆中收藏的前革命时期画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穿了厚呢短大衣的年轻人翻阅一叠装订成册的杂志。他匆匆掠过前半册，翻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号，盯着一群军校生的肖像。军校生一脸严肃，排成三列，总共九十三人，其中六十二人的脸孔已被我在两年之内一个个涂去。
我依然不知道他搜寻六十二人之中的哪一位，说不定他是那三十一位脸孔未被涂上墨水的军校生之一。他肩膀一垮，一只手紧紧抓住桌缘，稳住身子，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某种哀戚的眼神，倒抽一口气，握拳抑制自己的哭声。
仅凭几滴墨水，我已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激荡，相形之下，我温馨感人的肖像画万万不及。画家必须率先成为榔头，艺术品才可能成为敲破我们心中那道石墙的凿刀。
“我们别再浪费时间。”麦克辛说。“今天就得修正芭蕾舞伶。”
“你太操之过急，麦克辛。个人野心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嘟囔一声。他这个笨蛋说不定提供了范例，证明人类的老祖宗确实是猿猴。
我们拿到照片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原本希望这张芭蕾舞伶的照片会被忽略，消失在不断涌入、触怒当局的图像之中。接待室已经变成堆满纸箱的迷阵，而且箱子每天愈堆愈高。好置之不理，让照片自然而然销声匿迹。
麦克辛把照片搁在桌上，准备开始工作。我的弟媳不是芭蕾舞伶。这位舞者不是她。我对舞者毫无亏欠。她是一个敌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甚至不在那里。我已多次用喷笔销毁“托洛茨基的面孔”，我透过他每一个姿态、每一副神情认识他，他变得跟亲人一样熟悉，而我从不懊悔销毁了他，但一想到销毁这个陌生女子，某种情绪却在我心中溃泄，盈满空洞而悲伤的心房。
喂，老兄，回过神来。
“我可以借用你的打火机吗？”麦克辛边说、边举起一根香烟。我把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烟，眼睛依然紧盯着我。
他帮喷笔上底色，我注满一个灰阶色系的颜料搅拌罐。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观察学习，偶尔发出惊叹，在他的注视下，我用喷笔修改舞台，让舞台盖过芭蕾舞伶的双腿，我还修改观众的脸孔，让一张张脸孔盖过她的修长的躯体。我已判定她坠入她舞伴的怀抱之中，她从观众席移开视线，望向架设在舞台后头的相机，透过敞开的镜头，凝视着我这个后一位观众涂去她的双眼。
你必须具备非常高超的技巧和极度敏锐的视觉，才有办法让人物消失于背景之中。我拿起放大镜和尖细的画笔，从她舞伴张开的手指之间，涂去她的纤腰。我用喷笔修改她的手臂，直到只见她的左手臂印蚀于聚光灯中，好像一只飘浮在风中、与一名寂寞男子共舞的手套。我把那只手臂留在原处，继续修图。
舞者的右腿遮掩了前排一位青少年的脸孔，在那个朦胧不清之处，我偷偷画上我弟弟沃斯卡的肖像，肖像只有一张邮票大小，画中的他也是个青少年。这种创意时刻，带给我无上的快感。过去两年来，我已把他嵌入数百张照片和画作之中。年轻的沃斯卡。年老的沃斯卡。人群之中聆听列宁演讲的沃斯卡。在田野和工厂里努力工作的沃斯卡。他挂在法庭、部会、学校、监狱、甚至警察总部的墙上，你若仔细凝视，你会看到沃斯卡怒视叶夫盖尼·塔科夫，也就是那个害他失踪的警察头目。
我担心我会被逮到吗？拜托喔，我的上级只关注我涂去哪些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加进哪些人。
舞者的左手依然悬置在空中。我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刻意的决定，而是出于心中的感觉。我放下喷笔，就像一个人吃撑了觉得恶心，说不定就放下叉子。我打算把舞者的手留在原处，那只手本来就该在那里——一只挥舞求救、挥舞道别的手，一只不为任何人喝彩、不为任何人叫好的手，一只当我脑海之中响起求救的声音、说不定曾经稳稳扶住我头颅的手。
我悄悄把修正过的照片塞进其他六张照片之中。我用一块油布清理喷笔时，麦克辛翻阅这沓照片。他嘟囔一声。他注意到了吗？
“麦克辛同志，没问题吧？”我问，遏制不住颤动的声调。
他亲切地笑笑。鼻孔缓缓喷出一簇簇烟雾。
“我只是在欣赏你的工作成果。”他说。“人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这一行的美感，对不对？”
我们花了整个下午逐一修正近收到的这箱图片。当麦克辛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接待室，我偷偷抽出芭蕾舞者的照片。此举毫不理智，简直出自疯子的直觉，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她那只悬置在空中的手呢？我会不会因为我的粗心受到处罚？
我还来不及修正照片，或是把它放回去，麦克辛就走回办公室。我把照片藏放在膝上。“同志，你还好吗？”他问。“你看起来好像在发烧。”
我用衬衫衣袖抹了一下额头，“说不定我在地底待得太久。”
麦克辛点点头，提议今天早点下班。我感激地点点头。我不晓得还能怎么办，所以我把照片折起来，塞进外套口袋。我走入隧道，往前走了十几步，他忽然叫住我。“同志，我想你忘了某样东西。”
麦克辛刚才怀疑我在发烧，忽然之间，我感觉确实全身滚烫。我没有理由把照片带出办公室。此举势必引发猜疑，让人难逃一死。我紧握门框。
“没错，同志。”我勉强开口。
麦克辛打量我。他知情！他知情！
“你愈来愈健忘啰，同志。”他说，然后举起我的银质打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