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我 1989 年初移居澳大利亚之前的后一件作品，完成于 1988 年 12 月。我在1987 年创作十一米长《红星照耀中国》前后，已在构想以人物长廊的方式来描绘中国近现代史。但出国的机会突然到来，阻止了我的实验。《宽容》是的完成部分，也成为一件独立的作品。
这件作品只局限于蔡元培在“五四”前后出任校长时期的北大文科精英群像。1987 年开始准备时，想到还有两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就决定从这一个局部入手。中国思想界自1979年党中央提出“思想解放”开始，从“文革”时代的禁锢局面逐渐复苏过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日趋深入。在这种讨论中，蔡元培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凸显出来。蔡元培在当时同时具有三种资历：他是革命家，领导一个主要革命团体参与了推翻清朝皇帝的辛亥革命；他是民国政府的官员，从一开始创建民国便出任*部长；他是知识分子，游学欧洲，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他以这三重资格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乃一时之选。而难得的是他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把北京大学办成一个真正的学术探讨基地。他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出任教授，其中既有留洋博士，如胡适，也有饱读经书的国学大师，如黄侃。甚至如二十六岁的梁漱溟连大学学历也没有，却因其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精深造诣而特意聘任为讲师。这些人才的政治理念更是五花八门，如留辫不剪的辜鸿铭是保皇派；文科学长陈独秀与另一位法学家李大钊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整理国故的刘师培曾是同盟会的叛徒，革命党原要处死他，被蔡元培专门发文保护并延聘出任教授。
蔡元培将他这种办学理念概括为四个字：兼容并包。它的含义与英文 tolerance 即“宽容”相近。区别是“兼容并包”是对他以校长身份来容纳各派学说、各方人士的一种描述。而“宽容”既表达他作为一个校长的大度，也同时指自由社会里处理不同人群相互关系的包容精神。我在构思阶段采用“兼容并包”为画题，后在北京与一位评论家，好像是翟墨聊起，他建议再想想更文学性的标题，我便决定用“宽容”。
我的青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因此充满矛盾和疑虑。1979 年开始的“思想解放”，我真是全心投入。虽然还算不上是知识分子，但是一直在阅读与思考。“宽容”这个词汇是我在读了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的《宽容》一书后才进入我心，觉得它表达了我的一个基本人生态度，一种符合我天性的价值观。
蔡元培和他的北大精英的故事让我找到了一个表达思想收获的出口。当时还读了毛姆（Maugham,W.Somenset）以辜鸿铭为原型的一个短篇，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对辜鸿铭也有精彩的描述。我还发现蔡先生的同乡与朋友、作家鲁迅除了出任北大讲师外，还设计了一个“北大”的 LOGO（以前一直说成“校徽”，看来“LOGO”更贴切，中文或可译为“图标”）。随着阅读量的增长，我对这一群人的兴趣越来越大。他们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提供了更加鲜明的个性形象。例如辜鸿铭马褂上的油污及对妻妾制度的形象化比喻；蔡元培提倡私德，还成立了“进德会”的组织，然而他的主要助手陈独秀却曾出入过八大胡同；马叙伦还回忆五四运动高潮时，陈独秀“两个西装口袋里塞满了传单”跑到马路旁边楼上去散发，于是被捕的细节。
我在确定这个题材之后开始搜集人物图像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 GOOGLE 之类的图库。此前十年我还在军队文工团工作时，在一堆旧杂志里见到一本 1927 年的刊物，封面是辜鸿铭去朝鲜讲学时的新闻照。我将它翻拍下来备用，如今成为我构图前景的人物依据。一幅画的构成里往往有一至数个造型具有决定性因素，这个人物造型便是此画母题的关键部分。我对北京大学及其图书馆怀抱希望，前去搜索。不料经过“文革”，这所大学完全没有蔡元培时代的档案照片。至少在当时连一个校史陈列都没有。
我在梁栋写的一本北大校史著作中发现一张 1919 年文科毕业合影，前排陈独秀的形象非常好。承他告知原照是冯友兰先生提供的，于是上门去冒昧要求翻拍。冯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立即将照片取出供我翻拍。我在搜寻素材的后阶段联络上了马幼渔的后代，承他们寄来了别处无法找到的珍贵照片。胡适的照片是从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一本 Who’s who 上找到的，正是 1918 年左右拍的。
我在当时已从出版物里找到了合适的蔡元培照片，所以没有与他家属联系。很多年以后，我从澳大利亚回上海探亲，路过华山路时突然发现蔡元培故居已被辟为博物馆，即入内参观。展厅在楼下，馆员听说我是《宽容》一画的作者，立即告诉住在楼上的蔡先生的女儿蔡睟盎，老太太即请我上楼小坐，给我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并赠我一本蔡先生纪念画册。老太太年逾古稀，脊柱已弯成九十度，十分热情。房里陈设间似透出蔡先生的身影，墙上挂着蔡夫人的油画作品。纪念馆陈列有李金发做的蔡先生胸像。说实在的，做得并不好，但那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李金发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才子型文人。
我在《红星照耀中国》的画作里不大重视手的描绘。我试图让《宽容》这幅新作带有一点西方文艺复兴名作，比如《雅典学园》的气息，因此特意请一些朋友为我做模特，拍下不同的手势作参考。例如陈独秀，是请画家韦尔申为我摆的动作；鲁迅，是画家王伟摆的，他很瘦，所以鲁迅夹烟的左手很传神。
有一篇回忆录记述蔡元培对人十分有礼貌，不仅“礼贤下士”，而且礼贤“下人”——对校工也脱帽致意。我特意抓住这个“脱帽”的瞬间。
其他一些人物设计与他们的主张或事迹相关：辜鸿铭在北大教英诗，因此让他手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选》的洋装书，与他的古董形象对比强烈。梁漱溟（前右）手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刘师培（左侧，背影）手持他主编的《国故》，陈独秀（白西服）手持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胡适右手指向左手持的刊有他的著名檄文《文学改良刍议》的《新青年》，李大钊（蔡右后侧）手持他编的《每周评论》，鲁迅手持他设计的“北大”LOGO。
构图右前侧，梁漱溟后面正在互相争论的两人，左是钱玄同，右是刘半农。这两人本是一同支持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的，但在《新青年》杂志上，故意扮成一对敌人，互相攻击，以引起人们的讨论兴趣。构图后面左侧是黄侃，他反对胡适的“文学革命”，因此每每给学生上课，五十分钟里有四十分钟骂胡适。画中他的左手直指胡适的后脑勺。鲁迅后面，右侧是后来与他失和的弟弟周作人，左侧是马幼渔。蔡元培头后左是马叙伦，马叙伦的左后是朱希祖，朱希祖的左后是沈尹默。
《宽容》这件作品画了很久。我在 1988 年 10 月拿到了到澳大利亚学习英语的签证，但是直至三个月后签证失效的前一日才抵达悉尼。我在此前一直在画这件作品。当时中国画家出国都事先画一批易卖的小画随带，以便找画廊。我却因此两手空空地到了澳大利亚，这也是逼我上街头画像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