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比赛比亲自参加比赛更健康
在过去的 100 年里，人类对寿命预期的平均值已经从 45 岁升高到将近 80 岁，与此同时，人们的体力活动在明显减少。这似乎可以使人得出快乐的结论：懒惰是有好处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能达成一致的观点很少，但人们普遍相信我们缺乏运动，而想要保持健康的方法就是进行体育运动。许多公司都会赞助运动员，马拉松比赛也被组织成“为了患有癌症的儿童而进行的赛跑”。阿姆斯特丹医学科学中心本应该对这方面有更深刻的见解，但是它也在组织着每年一次的慈善长跑运动。清晨 6 点 45 分，针对荷兰老年市民的《 MAX》健康栏目就开始用爆炸性的音乐以及穿着紧身衣跳跃的老年人的画面来惊醒沉睡中的人们了。
人们是从哪里获得“体育有益于人体健康”这种错误的观念的呢？肯定不像我那样，是从周末清晨在医院急诊室的工作经历中获得的。 2009 年1 月上旬的工作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天气异常寒冷，运河结冰，两周的时间里，一半的荷兰人都去河上溜冰，并摔倒在冰面上。各大医院的急诊室都在全力应付一万名额外的因骨折、冻伤等需要治疗的病人。这对公众健康没有任何贡献啊！而且，每年冬季从体育运动区将受伤的荷兰滑雪运动员空运回来的“石膏航班”也证明了体育运动并非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荷兰，每年大约有 150 万起体育受伤事件，有一半以上都需要接受医学治疗。要是体育被取消，我们的候诊名单就会在一夜间消失。我们已经知道拳击会造成脑部的永久性伤害，而跆拳道运动员脑部受伤的风险则是拳击员的 10 倍。此外，足球运动员用头顶球，被其他运动员撞击头部都会导致脑细胞丢失。自希腊的届马拉松比赛以来，长跑比赛中一直有运动员丧命。15% 的截瘫患者都是在体育运动中受伤的。美国电影明星克里斯托弗 · 里夫曾因出演《超人》而闻名，但是他因在一次骑马比赛中摔断了脖子而导致后半生瘫痪在床。
强迫性运动行为还可能是疾病的象征，例如，它是神经性厌食症的典型症状。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经常遭受着强迫进行消耗性运动的折磨。几十年前，在慢跑成为时尚运动很久以前，神经病学和神经病理学家弗朗斯 · 斯塔姆（Frans Stam）教授从他在阿姆斯特丹法勒利斯广场的房间窗口望出去，非常惊讶地发现从对面大楼里冒出一个人，绕着广场以飞快的速度跑上好几圈然后又回到楼里。
这个过程有时会在一天之内重复好几遍。几个月后这个人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他患有皮克氏病，这是一种大脑前额叶萎缩性痴呆症，首发症状通常是行为紊乱。自从斯塔姆教授告诉我这件事之后，我一直都对慢跑者抱有一点儿提防。顺带说一下，似乎没有人在为运动员罹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这种运动神经元疾病的风险增高而担忧，也没有人在为荷兰每年大约有100 名猝死在运动场或者健身房的人而忧虑。健美运动员们很愉悦地为自己注射着合成类固醇（过去他们还使用生长素），有时还会被感染克 –雅氏病—— 一种病情进展非常迅速的痴呆症。《自由荷兰》杂志曾经调侃我们，一半的荷兰人在参加体育活动，而另一半荷兰人在开车送他们去医院治疗。
看上去似乎就是如此。
有人可能会为此而争辩，说这只是帮助荷兰人延年益寿所付出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代价，但这种观点似乎站不住脚。雷蒙德 · 珀尔（ RaymondPearl）早在 1924 年就曾经根据研究得出结论：剧烈的身体运动会减短寿命，这一规律似乎适用于整个动物世界。荷兰脑研究所的米歇尔 · 霍夫曼所做的比较生物学研究显示， 两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寿命的长短：新陈代谢和大脑的体积。 新陈代谢率越高，人的寿命就越短，这与哈佛大学发现运动员的寿命都较短是一致的，因为体育运动所需要的巨大的身体做功能减短人的寿命。同样，美国的研究员拉金德 · 索哈尔（ Rajinder Sohal）也发现，果蝇的飞行活动越多，死得就越早。如果你为了防止果蝇浪费能量而将它们限制在两块塑料板之间，那么它们的寿命将延长三倍。大脑也影响着寿命的长短：大脑容量越大，思维越活跃，我们的寿命也越长。
刺激大脑能推迟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并缓解疾病症状。相反，在小脑畸形症和唐氏综合征这些患者大脑体积很小的疾病中，患者的寿命都较短。此外，杰出科学家的大脑都比较大，因此寿命也更长一些。你可以通过给大脑提供新信息来刺激大脑容量的扩大，正如给儿童提供丰富环境刺激的实验那样。因此，如果你非常喜欢体育，那么观看比赛比亲自参加比赛更健康。要是你非要参加体育运动不可，那么下象棋可能是一种好的运动。
自由意志，一个愉快的错觉
人们之所以常会宣称自己具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们能够做出选择，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每种有机体都在不停地做选择，问题是，这些选择是否完全是自由的？
美国研究人员约瑟夫 · 普赖斯（ Joseph Price）把自由意志定义为“不受内在或者外在的约束而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事的能力”。按照这个定义，我们是否曾经自由地做出过决定呢？达尔文在 1838 年就说过，自由意志的存在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人们很少分析自己的动机，而行事则大多出于本能。
关于“自由意志究竟是指什么”的问题，哲学家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在有关自由意志的讨论中通常会涉及这样的三个方面：，只有当你可以拒绝完成一种行为时（即肯定存在着可以替代的方案），这种行为才可以被称为是自由的；第二，这种行为必须是有原因的；第三，哲学家们认为，你必须真诚地按照自己的主动性来完成。当然，这不过是给了我们一个概念而已。
那些还能回忆起自己所经历过的突如其来的热恋的人，没有谁会将他对于伴侣的选择归纳为一个“经过适当考虑的自由的决定”。那种热恋就那么发生了，伴随着幸福愉快感和身体的反应（例如心跳加速、出汗和失眠），还伴随着情感的依赖、强烈的专注、对伴侣的占有性的保护欲以及精力旺盛的感觉。这正是柏拉图所认识到的方式，他把性冲动视为灵魂的第四种形式，位于肚脐下方。柏拉图还称这个特别的灵魂完全是非理性的，是不受任何规矩约束的。
斯宾诺莎也是一个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他在《伦理学》（ Ethics）第三部分第二条命题中列举了以下生动的例子：
一个婴儿相信，根据他的自由意志他需要喝奶；一个愤怒的儿童相信，他想要报仇也是由于自由意志；一个胆小的儿童则相信，按照自由意志他要逃跑。进而，一位醉汉会相信他是受自由意志的驱使而说出那些他在清醒时不愿意说的话的。这样看来，精神错乱的人、喋喋不休的妇女、儿童以及其他类似的人，也都会相信他们是按照自由意志的命令而说话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无法忍住这种说话的冲动的。
显然，斯宾诺莎确信那些性格特征是已经形成并固定的，你不可能改变它们。
现代神经生物学的知识表明，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许多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发育阶段的环境因素影响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这意味着我们在拥有所有的潜能和天赋的同时，还具有许多固定的局限性，例如，具有成瘾的先天易感性，或是具有一定水平的攻击性，还有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问题，以及患上多动症、边缘型人格障碍、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很显然，我们的行为在出生时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决定了，这一事实与20 世纪 60 年代关于人类的可塑性的信仰截然相反。
在我们的早期发育阶段，有关我们自己的大量特征已经被决定，这不 仅会影响我们对精神疾病的易感性，还会影响我们正常的每日生活。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选择与异性或者是与同性展开一段恋情，但是我们的性取向早在我们还在母亲子宫里时就已形成了，它不允许我们自由地在那些理论上的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我们都出生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虽然我们不能选择母语，也没有对于特定的语言能力的遗传学背景，但是这种语言环境会对我们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我们出生环境的宗教性也决定着我们将如何体现我们与生俱来的灵性，是具有信仰、唯物主义，还是对环境抱有非凡的关切。
我们的遗传学背景以及对于我们早期大脑发育具有永久性效应的所有因素将造成我们的“内在限制性”，于是我们无法自由地决定改变性别身份、性取向、攻击性程度、性格、宗教信仰或母语。我们也不能决定从现在开始拥有一项特别的天赋，或是停止思考某件事物。正如尼采所说的，思考的出现是它想到我的脑海中来，而不是我想要它来。同样，我们甚至对于自己的道德决定也很少能有什么影响。 我们赞成或者不赞成某件事并不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做出其他的选择。正如达尔文指出的那样，道德标准是古老社会直觉的产物，它引导着我们以不损害群体的方式行动。
因此，一个必然的悖论只能是，除了任何遗传局限性以外，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的人类只是那些处于怀孕早期阶段的胎儿。不过，一个具有有限的自由的胎儿并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它的神经系统还没有成熟。在我们成年以后，我们大脑的可修正性，以及我们行为的可变性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有了自己的“性格”，而我们后残余的自由也被限制在社会的种种必须做或者不允许做的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