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中文译注版的意义
吉田富夫
日本佛教大学名誉教授
（李冬木 译）
芳贺矢一在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出版了《国民性十论》。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氏兄弟很快就注意到了该书，从中受到了种种启发，并且在各自的工作中留下了痕迹。此后经过一百多年，在2018 年，这本书经过中国学者李冬木、房雪霏夫妇的严谨校订和翻译，在中国出版了译注本。
那么，这些事情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首先，是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日本在那个时期正处在所谓“近代化”的途中。所谓“近代化”，就是欧化。为此需要做什么呢？需要做的就是用作为自己模板的欧洲的“眼睛”来重新审视自己。在《国民性十论》出版前后，很多欧洲文献被翻译出版，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在这当中，《国民性十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超越了对欧洲文献的简单的翻译和“山寨”处理的水平，提出了“国民性”这一独特的文明批评视角。
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芳贺的论点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这种水平的问题，而是“国民性”这种批评视角。周氏兄弟依据他们的“拿来主义”把国民性视角作为自己的武器之一来把握，也正是由于他们看重这一视角。其中，周树人将那把“火”毫不留情地烧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上，不久便严峻地凝视“吃人”的现实，写出了《狂人日记》，成为“鲁迅”。对此的详细分析，本书所附李冬木教授的解说和论文都写得很清楚。
从那以后，一百多年过去了，但日本和中国现今仍还都处在“近代化”的途中。
日本自那以后，就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突进到了不可理喻的对外扩张主义的“近代化”当中，不仅伤害了近邻各国，也伤害到自己，一度丧失了一切。其“国民性”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周氏兄弟的中国，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历程，现在也还处在“近代化”的途中。
不只是这样，曾经一度作为亚洲模板的欧洲本身，也面临着包括难民问题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正迎来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去向的挑战。“国民性”作为文明批评的视角，不仅在亚洲，即使从世界范围来考虑也仍然没有丧失意义。我们现在不正处在超越对芳贺矢一论点的一一评价，而从各自的国民出发来重新思考何为“国民性”的时期吗？
《国民性十论》的写作特点和内容
（节选自导读）
李冬木
《国民性十论》是芳贺矢一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社会影响的一本书。虽然关于日本的国民性，他后来又相继写了《日本人》（1912）、《战争与国民性》（1916）和《 日本精神》（1917），但不论取得的成就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远不及《国民性十论》。书中的部分内容虽来自他应邀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连续讲演，却完整保留了其著称于当时、富于“雄辩”、以书面语讲演的文体特点。除此之外，与同时期同类著作相比，该书的写作和内容特点仍十分明显。
前面提到，在日本近代思想史当中，从“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1894—1895）到“日俄战争”（1904—1905），恰好是日本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而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明治日本”的“国民性论”正式确立的时期。日本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出现的志贺重昂（Shiga Shigetaka，1863—1927）的《日本风景论》（1894）、内村鉴三（Uchimura Kanzo，1861—1930） 的《代表的日本人》（1894、1908）、新渡户稻造（Nitobe Inazo，1862—1933）的《武士道》（1899）和冈仓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1913）的《茶之书》（1906）作为“富国强兵——‘日清’‘日俄’高扬期”的“日本人论”代表作来加以探讨。就拿这四本书来说，或地理，或代表人物，或武士道，或茶，都是分别从不同侧面来描述和肯定日本的价值即“国民性”的尝试，虽然各有成就，却还不是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综合而系统的描述和阐释。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四本书的读者设定。除了志贺重昂用“汉文调”的日语写作外，其余三本当初都是以英文写作并出版的。也就是说，从写作动机来看，这些书主要不是写给普通日本人看的，除本面向本国知识分子、诉诸“地理优越”外，后面的三本都是写给外国人看的，目的是寻求与世界的对话，向西方介绍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日本人”。
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与上述著作的显著不同，不仅在于它是从“国民教育”的立场出发，面向普通日本人来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的一个文本，更在于它还是不见比于同类的、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著。作为经历“日清”“日俄”两战两胜之后日本人开始重新“自我认知”和“自我教育”的一本“国民教材”，该书的写作方法和目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或宗教，或语言，或美术，或文艺来论述民族的异同，致力于发挥民族特性”，建立“自知之明”。
全书分十章讨论日本国民性：（一）忠君爱国；（二）崇祖先，尊家名；（三）讲现实，重实际；（四）爱草木，喜自然；（五）乐天洒脱；（六）淡泊潇洒；（七）纤丽纤巧；（八）清净洁白；（九）重礼节，讲礼法；（十）温和宽恕。其虽然并不回避国民“美德”中“隐藏的缺点”，但主要是讨论优点，具有明显的从积极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二章可视为全书之“纲”，核心观点是日本自古“万世一系”，天皇、皇室与国民之关系无类见于屡屡发生“革命”、改朝换代的东西各国，因此“忠君爱国”便是“早在有史以前就已成为浸透我民族脑髓之箴言”，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自然情感；“西洋的社会单位是个人，个人相聚而组织为国家”，而在日本，“国家是家的集合”，这种集合的体现是皇室，“我皇室乃国家之中心”。其余八章，可看作此“纲”所举之“目”，分别从不同侧面来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描述和阐释，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而这正是其至今仍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已出版的日本人“自己写自己”的书中，除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之外，其他有影响的并不多见。而关于日本及日本人的论述，从通常引用的情况看，常见的恐怕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求其次者，或许赖肖尔的《日本人》也可算得上一本。这两本书都出自美国人之手，其所呈现的当然是“美国滤镜”下的“日本”。芳贺矢一的这一本虽然很“古老”，却或许有助于读者丰富自己思考日本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