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录
自由贸易的赢家应该补偿输家吗
政治家和评论员们经常说，政府应该帮助那些由于国际贸易而状况变坏的工人，比如为他们支付再培训费用。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一位经济学家做出了相反的判断。
当你进行自由贸易时，你期望什么？
Steven E.Landsburg
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当美国人的一些工作岗位被外包到海外时，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净赢家。我们得到低价格物品的利益足以补偿我们因工资降低而失去的利益。换言之，赢家完全可以承担得起对输家的补偿。但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这样做吗？这就会带来由纳税人对再培训计划进行补贴的道德义务吗？
嗯……不。即便你刚刚失去工作，为此就谴责使你从出生以来就处于生存水平线上的现象还是有些粗鲁的。如果这个世界由于让你忍受贸易的负面影响而对你有所亏欠，那么你是否也因享受了贸易的正面影响而亏欠了这个世界呢？
我怀疑地球上还有什么人没能从与邻居自由贸易的机会中获益。设想一下，如果你必须自己种粮食，自己做衣服，而且要依靠你祖母的家庭疗法来治病，那么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一个有经验的医师可能会减少你对祖母的家庭疗法的需求，但是——尤其是在你祖母这个年龄——有一个医生对她来说还是要好很多。
有些人认为，把一个新的贸易机会或自由贸易协定的道德影响区别看待是说得通的。的确，我们有不少公民的利益因这些协定而受损，但除了这种情况，至少在有限的意义上，在一个贸易繁荣的世界中，他们的状况已经变得更好了。我们亏欠这些公民什么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问问在类似的情况下你的道德直觉是怎样的。假设你在当地药店买了许多年洗发水之后，发现可以在网上以更少的钱订购同样的洗发水，你有责任补偿药店老板吗？如果你搬到了更便宜的公寓，你应该补偿原来的房东吗？当你在麦当劳吃饭时，你应该补偿旁边一家餐馆的老板吗？公共政策的设计不应提倡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拒绝的道德直觉。
那么，被取代的工人与被取代的药店老板或被取代的房东在道义上有什么不同呢？你可能会争辩说，药店老板和房东一直以来就面临激烈的竞争，因此对未来的状况有所了解，而几十年的关税和配额使制造业工人预期会受到一点保护。这种预期促使他们去培养某些技能，而现在把他们从保护伞之下拉出来是不公平的。
同样，这种观点与我们的日常直觉并不一致。几十年来，校园恶霸一直是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在全美国，这些恶霸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技能，以便更好地获利。如果我们强化了校园规则，使得恶霸无利可图，难道我们应该补偿这些恶霸吗？
恶霸和贸易保护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用暴力(直接地或借助于法律的力量)使某些人致富，而却使你付出了非自愿的损失。如果你被迫向美国人支付每小时20美元来购买本可以以每小时5美元从墨西哥人那里买来的物品，那么你就被敲诈了。当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终允许你购买墨西哥人的东西时，你应该为你的自由而感到高兴。
Landsburg先生是罗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资料来源: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案例研究
技术溢出、产业政策与专利保护
正外部性的一种潜在、重要的类型是技术溢出——一个企业的研究和生产努力对其他企业获取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例如，考虑工业机器人市场。机器人处于迅速变革的技术前沿。只要一个企业制造了机器人，那么就有可能发现新的、更好的设计。这种新的设计不仅有利于这个企业，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因为这种设计将进入社会的技术知识宝库。这就是说，新的设计对经济中的其他生产者有正外部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机器人生产而把外部性内在化。如果政府就企业所生产的每一个机器人向企业支付补贴，那么供给曲线将向下移动，移动量就是补贴量，这种移动将使机器人的均衡数量增加。为了确保市场均衡量等于社会**量，这种补贴应该等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价值。
技术溢出效应有多大？技术溢出效应又对公共政策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技术进步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关键所在。但这也是经济学家经常争论的一个难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政府应该鼓励那些产生**溢出效应的行业。例如，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生产计算机芯片比生产土豆片有更大的溢出效应，那么相对于土豆片的生产，政府应该更鼓励计算机芯片的生产。美国税法通过对研发支出提供特别税收减免以进行有限的鼓励。另一些国家则通过对具有巨大技术溢出效应的特定行业提供补贴，进行更多的鼓励。政府旨在促进技术进步行业的干预有时被称为产业政策。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产业政策持怀疑态度。即使技术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也要求政府能衡量不同市场溢出效应的大小。而这种衡量是极为困难的。此外，如果不能准确地衡量溢出效应的大小，那么政治制度的结果可能*终是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行业得到了补贴，而不是那些产生了**正外部性的行业获得补贴。
对待技术溢出的另一种方法是专利保护。专利法通过赋予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其发明享有专用权而保护发明者的权利。当一个企业实现了技术突破时，它可以为这种技术申请专利，并自己占有大部分经济利益。专利通过赋予企业对其发明的产权来使外部性内在化。如果其他企业想使用这种新技术，它就必须得到发明企业的允许并向该企业支付专利使用费。因此，专利制度对于企业从事推动技术进步的研究和其他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激励。
案例研究
Emily比Lakisha更容易找到工作吗
尽管用劳动市场的结果来衡量歧视程度是困难的，但存在这种歧视的一些有力证据来自一次富有创造性的“田野实验”。经济学家Marianne Bertrand和Sendhil Mullainathan根据刊登在波士顿和芝加哥报纸上的 1 300 多则招聘广告，寄出了近5 000份假简历。其中一半简历上的名字用的是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常用的名字，比如说Lakisha Washington或者Jamal Jones;而另一半简历上是白人常用的名字，如Emily Walsh或者Greg Baker。除此之外，这些简历都是相似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发表在2004年9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
研究者发现，雇主对这两组简历的反应差别相当大。有白人姓名的求职者接到的对其感兴趣的雇主的电话比有非裔美国人姓名的求职者高出50%以上。这项研究发现，这种歧视发生在所有类型的雇主中，包括在招聘广告中声称自己是“机会平等雇主”的人。研究者的结论是：“种族歧视仍然是劳动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
案例研究
体育运动中的歧视
正如我们所说明的，衡量歧视程度通常是很困难的。为了确定一个工人群体是否受到歧视，研究者必须对该群体与经济中其他工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别进行矫正。但在大多数企业中，396要衡量某个工人对物品与服务生产的贡献是很困难的。
较易进行这种矫正的一种企业类型是体育运动队。职业的体育运动队有许多衡量生产率的客观标准。例如，在棒球队中，我们可以衡量一个运动员的平均击球率、本垒打频率、盗垒的数量等。
对运动队的研究表明，种族歧视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大部分的责任应该归咎于顾客。1988年发表于《劳动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篮球运动员的薪水。该项研究发现黑人运动员的收入比能力相当的白人运动员低20%。该研究还发现，在篮球比赛中，白人运动员较多的球队观众更多。对这个事实的一种解释是，至少在进行该项研究的时候，顾客的歧视使黑人运动员给球队老板赚到的钱不如白人运动员多。当存在这种顾客歧视时，即使球队老板只关心利润，这种歧视性工资差别也会持续下去。
类似的情况也曾在棒球运动员中存在。一项研究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数据说明了黑人运动员赚到的收入比能力相当的白人运动员少。此外，即使黑人投球手的记录比白人投球手好，观看黑人投球比赛的球迷也比观看白人投球比赛的少。但是，近年来对棒球运动员工资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歧视性工资差别的证据。
1990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老式棒球队员卡的市场价格。这项研究发现了类似的歧视证据。黑人击球手的队员卡的售价比能力相当的白人击球手的队员卡低10%，黑人投球手的队员卡的售价比能力相当的白人投球手的队员卡低13%。这些结论表明，在棒球迷中存在顾客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