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大 利
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意大利半岛诸国是法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附属国，就连位于北方的两个缓冲国，威尼斯和萨伏依，也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列强的一举一动，并制定与列强步调一致的行动方针。只有教宗国的统治者，即教宗，才能宣称自己不只是一个附庸，才能采取自己的独立政策。
但是，在17世纪，尽管罗马归教宗管辖，但他在主要与意大利有关的政策中并不唱主角。罗马不是意大利的中心，而是世界的中心。贝尔尼尼替圣彼得广场（Piazza San Pietro）建造的柱廊装饰着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圣徒雕像，圣徒们张开双臂迎接来自全球各地的朝圣者。纳沃纳广场的新喷泉上有几座雕刻，表现的是向教会俯首致敬的河神。这些河神是尼罗河和恒河，多瑙河和拉普拉塔河，而不是台伯河、波河或阿尔诺河。在罗马庄严庆祝的胜利是远隔千山万水的国家以基督教的名义取得的，而不是以一个民族的名义取得的，例如勒班陀战役、圣巴托罗缪之夜、白山战役。
教廷是意大利在整个欧洲享有地位的权力组织，从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期，其重要的政策就是推进反宗教改革。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意大利的国家意识已经出现了发展的苗头，而教廷将其中一些苗头一刀斩断。当然，我们不能认为，15世纪或16世纪的意大利人已经有了充分的民族情感，甚至不能说他们期盼着在意大利人内部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联盟。如果持这样的观点，那无异于时代错置。但是，如果否认文艺复兴时期存在着一种国家意识，那也很不准确。［23］诚然，当意大利的某个国家受到教宗至上论者的威胁，或需要盟友时，它通常也会发出“解放意大利”、建立意大利各国联盟的号召；只要对自身有利，它还会与一个外部强国联手对抗另外一个意大利强国。对意大利共同利益的诉求也许并不成功，或者没有被系统地施行，但即便如此，这些诉求也反映出一种共通感，即：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维系着生活在亚平宁半岛上的人，这些人不同于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各民族。
若非如此，这些诉求便毫无意义。究竟有多少人进一步认识到需要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是根本无法估计的。这样的人肯定有，只要读读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这一点便一目了然。圭恰迪尼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怀着悲伤的心情描述了外国对意大利的统治逐步形成的过程。他认为，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意大利的统治者目光短浅，不愿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圭恰迪尼开始写作《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时，马基雅维利已经去世十年。直至生命结束， 马基雅维利都始终坚持他在《君主论》后一章所表达的信念：意大利各国统治者应当联合起来，将外国人逐出意大利。
马基雅维利号召“将意大利从蛮族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号召以彼特拉克的著名诗行结束：
反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
战斗将不会很长，
因为古人勇气，
在意大利人心中至今没有消亡。
（《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26页）
从这几行诗可以看到，意大利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植根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源泉就是一种关于世俗政治美德的观念， 就是那种认为当时的意大利人与古典时期的罗马人同属一个民族的观念。
反改革教会开始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异教的古代。例如，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领袖伊拉斯谟曾警告说，“不要让异教在复兴的古代文学的掩盖下冒出头来”。 而在马里诺（Marino）出版于1619年的《画廊》（Galeria）中，伊拉斯谟却被归入Negromanti［巫师］之列而受到谴责，被称为“falsoprofeta”（伪先知），因为他的scienzachiara［明晰知识］掩盖了coscienzaoscura［幽暗意识］。 ［24］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古典世界的文学和艺术遗产的关注实际上已对基督宗教构成了威胁，因为这种关注有可能导致异教信仰的复兴。反宗教改革的教宗也同意这一点，尽管这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倾向，即：他们究竟想要根除，还是吸纳古典影响的全部印记。
当勒班陀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永恒之城时，罗马人为凯旋归来的同胞马坎托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他本应头戴月桂花环，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进入城市。但是，庇护五世下令取消了这些安排。科隆纳骑着马，跟随在基督旗帜的后面进入城市。在整个文艺复兴期间，被用在古罗马相似场合的古代异教习俗均遭到禁止。
如果说圣庇护五世试图抹去所有异教传统的话，那么，反宗教改革期间有权势的教宗圣西克斯图斯五世则试图利用古代来荣耀基督教。他意识到古罗马遗产的存在，并为之而深感自豪。他还意识到古罗马是七丘之城，因而渴望罗马能延伸到台伯河沿岸的低洼地带之外（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版图仅限于这一地带），占领七丘。因此，教宗在兴建水渠上投入了精力和财力，想把水从高山引入罗马的丘陵。罗马贵族和红衣主教在那里建起了直到19世纪末仍是罗马的骄傲的庄园和花园。水渠的水从壮观的喷泉中喷涌而出，喷泉上没有海神尼普顿和他的儿子，取而代之的是摩西的雕像，他的拐杖指向泉水流出的地方。图拉真和马可•奥勒留的纪念柱是使徒君王彼得和保罗的雕像，古代的方尖碑也安放了一个十字架。这些方尖碑是从地里发掘出来的，人们又费了很大的力气，将它们巧妙地重新竖立起来。塔索在赞美希克斯图斯五世的丰功伟绩的诗中这样写道：“在方尖碑上立起十字架。”
［25］对古希腊文化的态度的转变并不限于宗教领域。文学艺术在运用古典素材时也带有反讽的意味，显得很不恭敬。古典神话被用来讽刺愚蠢的人类，或歌颂激情和爱。在人们眼里，古典世界不再提供日常生活的准则和价值。 马里诺在他的诗中称颂的古典故事是阿多尼斯和恩底弥翁、伽倪墨得斯和伽拉忒亚、那喀索斯和勒安得耳的故事。贝尔尼尼将达芙妮逃脱阿波罗的怀抱、变为一株月桂树的瞬间刻在大理石上，从而闻名遐迩。卡拉奇（Carracci）在法尔内赛宫所绘的壁画呈现了古代诸神喧闹的集会，他们聚在一起，赞颂不可战胜的爱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代，古人传达了永恒的真理（如拉斐尔的《雅典学园》），罗马人的美德的范例被拿来与鄙陋的现在进行对比，带有劝诫的意味（如米开朗琪罗的《布鲁图斯胸像》）。如今，我们离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
很难想象17世纪的作品还能具有米开朗琪罗《布鲁克斯胸像》那样的精神气质，这表明，滋养了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另外一个要素已经逐渐消散了：世俗美德和政治上的英雄主义失去了价值和重要性。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捍卫政治美德的主要人物，那么，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政治文献对他的思想的讨论方式则可以很好地说明政治思想和政治氛围的变化。 1559年，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出现在《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上，“其全部著作必须禁止流通”。尽管有这一禁令，显然还是有人阅读他的著作。不过，我们很难确切地了解他的著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反宗教改革 的政治作家们在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时不得不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他们在公开提到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时，一定是在言辞激烈地抨击这位佛罗伦萨秘书官。［26］但是，当他们严肃地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时，他们就假装对这个危险而邪恶的人物的著作没有什么兴趣，并且多少有点神秘地将他称为“史论作者”（autor discursum）。有时候，他们讨论《君主论》或《论李维前十书》中的观点和问题，却闭口不提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他们探讨了遍布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问题：命运和美德在罗马崛起过程中的作用、 采取“折中方案”的风险、 在新获得的领土上维持传统制度的必要性。 在这个后来的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在政治讨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虽然人们接受了马基雅维利的概念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政治作家们都是他的信徒，或赞同他的理论。这些政治作家所处的宗教氛围浸透到他们的思想中，在他们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不涉及道德评判，这让他们十分反感。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从根本上不同于外国列强——尤其是西班牙——取得控制权之前的那个政治社会。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是关于李维的评注，而李维讲述的是罗马共和国奠基和兴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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