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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能够洗去人们心中的烦忧。
这是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的六月。自去年十二月被贬出京城、今年四月到睦州任知州以来，范仲淹次有了超然物外、心旷神怡的感觉。
小船于清晨的卯时从睦州的治所建德县出发，在新安江上顺流而下。去往桐庐县的五十多里水路，只用了一个多时辰。
大约刚出建德界时，轻蒙的细雨倏然而降，一路与小船伴行，待到桐庐的江岸映入眼帘时，却又飘然而去。三三两两的竹篷渔船在开阔的江面随波摇动，几只鹭鸶缩着长颈静静地看着其他同伴争抢嘴里的鱼，并向主人报功。渔夫们大多在收取昨天夜里布下的渔网，网中那些将将露出水面的大鱼小鱼在跳跃中向辛勤的渔夫们展现晨曦里醉人的鳞光。唐朝诗人张志和曾这样描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源自生活，那些捕捉到生活点滴、感悟自生活喜忧并将它们用优美而有韵律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诗人。
新安江自歙州黄山山脉发源，一路东流，在浙西进入睦州的桐庐界内，更名富春江，东行至萧山闻家堰，再更名钱塘江，直至入海。千里之江，美富春。范仲淹伫立船头，全身心沉浸在这青山绿水之中。
遥望前方，淡雾满江。两岸青山丘陵起伏，无百尺高崖之险，有花锦碧玉之秀。江鸥掠过在水面上悠闲觅食的野鸭，直插入云；江雾在半山腰依山形曲绕，随风徘徊。近江翠竹外，远山青松里，斫斫的伐木声刚刚停歇，樵夫的喊山声紧接而起。
这种仙境般的山水，当有不凡之人徜徉其间。若非飘然似仙、沁人心脾之佳丽，则必为博古通今、冷眼红尘的隐者。屈原的《九歌》唱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不知他咏颂的是窈窕佳人，还是高洁之士？
此行是范仲淹到睦州之后的次出行，但意不在追慕什么佳人，而是要寻访一位已经作古千年的高士之遗风。这位高士名叫严光，字子陵，东汉初年人。
严光是东汉开国之主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好友。西汉灭亡后、东汉建立前的王莽天凤年间，年少时即有博学之名的严光游学到了京城长安，与当时在长安求学的刘秀相识、相知。刘秀读书，重在通达大义，不拘字句小节，而严光则皓首穷经，务求甚解，且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因此深得刘秀的敬重。后来二人分别，严光继续他的游学之路，而刘秀则起兵推翻王莽的新朝，登基称帝，恢复汉室，建立了东汉政权。
东汉建立之初，天下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刘秀思贤若渴，想起了严光，于是派人寻访，终找到了隐居的他。但是几次派人携带重礼请严光出山，都被严光拒绝。
刘秀的使臣第三次见到严光时，带来了光武帝的亲笔信。这封流传后世的《与严子陵书》字句不多，却情真意切：“虽然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必有召请不到的贤臣，可是朕怎么敢以子陵为臣子呢？只是大业刚定，百废待举，我治国之艰难如同在春天徒步行走于黄河的薄冰之上。当年绮里先生都不轻看高祖皇帝，难道子陵就轻看朕吗？”
信中所提“绮里不少高皇”之事，是一个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
秦朝末年，绮里先生与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四位著名学者都是秦朝的博士官。汉朝建立后，他们不愿出仕，多次谢绝汉高祖刘邦的聘请，长期隐居在商山，人称“商山四皓”。高祖刘邦见太子刘盈天生懦弱，而次子赵王如意聪明过人，就有废刘盈而立如意的念头。一天，高祖到太子宫中饮宴，见太子背后站着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问方知是屡聘不出的商山四皓。如此高人不愿出仕，却俯首甘为太子的宾客，这让刘邦心中惊异不已，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于是打消了废黜刘盈的念头。光武帝刘秀将严光比作绮里季，既是称赞严光才华如绮里季，也表达了他对严光的敬重如同高祖对绮里先生之意，更委婉地希望严光不要让自己如同高祖一般因贤士久召不来而深怀遗憾。
严光推辞不过，于是来到京城洛阳。刘秀当即把他接进宫中，谈古论今，晚上则留严光在宫中，同榻而卧，一如旧时之谊。
次日，主管天文的太史令奏报：臣昨夜观察天象，见有客星侵犯帝座星。
宇宙天象中客星侵犯帝座星的星象，对应在人世间，就是皇帝遭遇外来危险的征兆。光武帝闻说大笑道：“是昨夜朕邀子陵同榻而眠，子陵夜半熟睡时将一腿横在朕的胸口，仅此而已。”
不久，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但严光无意于官场，坚辞不就，终离开京城回到南方，隐居于富春江畔，耕读垂钓，终老林泉。
如今范仲淹脚下的这片坐落于桐庐县旁富春江北岸的小土平台，就是当年严光先生的垂钓之处。大约一亩地见方的高台，半是葭苇，更有无名的野花星罗棋布。如果不说，几乎没有人会将这个钓台同千年之前一位著名皇帝与一位著名隐士的那一段交往联系起来，更不必说能够引发面对江山忆古人的感怀了。
古往今来，有才华的人，做大官、留显名的居多，自甘清贫、不求名利的是少数。即便是严子陵的事迹，人们传颂的是光武帝的礼贤下士，羡慕的是严光的无上荣光，慨叹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而他的事迹所反映的独立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却渐渐被淡忘。
任何一个时代，追逐名利的人必然是多数，这是人的本性，只要不侵害他人、不危害国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能够面对高官厚禄而不为所动的人连一个都没有，或者社会的时尚是耻于清贫甚至嘲笑孤高，那么这个时代必然是功利的时代。功利的结果，是不知廉耻。不知廉耻的结果，是社会的又一次动荡、民生的又一次摧残，甚至是政权的又一次更迭。
范仲淹静静地站在钓台上，望着江流无声地向东而去。
他一生敬佩严光。子陵先生面对功名，没有一丝心动，飘然而去。那种心静如水的境界，那种我自孤独的潇洒，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上古的隐士许由听到帝尧想禅位给他的话，飞奔到河边濯洗耳朵，以示不为功名所污，但这只是传说而已。严光是现实中的许由。
但是，他又不能效仿严光。如果人人都怀才而隐，那么谁来报效国家、安济苍生呢？
严光的精神，在于淡泊名利而不是如浮云自欢。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孟子说过：读书做人，应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什么是达？为官从政，身在高位，就是达。这个时候，应当尽自己之所能，为国为民做些好事。什么是穷？宦海沉浮之中，难免遭遇争权夺利之人、争名夺誉之事，一旦遭受谤讪挫折，贬官削职或赋闲无事，即为穷。这个时候，尽量做到不悲不戚、豁达无怨。寄情山水之际，还能关注国家的兴盛、感悟人生的道理；饮酒垂钓之余，还能读一些圣贤诗书、教几个懵懂少年。
当然，这些都是难以达到的境界。如果人人都能做到，现实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以升官发财为人生主要目标、以夤缘钻营为主要手段而混迹官场的人了。
范仲淹自己又能不能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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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中祥符七年（1014）进士及第至今二十年，范仲淹在仕途上已经经历了两起两落。
次起落，是天圣七年（1029）的事。
就在天圣六年（1028），担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的朝廷重臣晏殊向朝廷推荐范仲淹担任秘阁校理，使范仲淹跻身馆职之列。
秘阁校理品级不高，主要职责是朝廷文书和史籍的校对，但却是人人羡慕的职务。秘阁和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是皇帝重要的文秘和编史机构，是朝廷培养人才的重要之地。秘阁的校理官和其他三馆院的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统称馆职。一旦担任馆职，即被天下士人视为有德行、有名望的“清流”。他们是朝廷未来的栋梁。
南京留守晏殊是南京应天府的长官。晏殊是著名才子，七岁就能写出优美的文章。十四岁那年，知州将他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当年十一月，恰逢皇帝考试全国进士。进士是已经通过尚书省礼部考试的人，他们还需要接受殿试即皇帝的亲自考试，殿试及格者被授予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的身份，这才算终登科，步入天下士人心目中为官从政的正道。当时，真宗皇帝让晏殊同一千多名全国各地的进士一起参加殿试，十四岁的他气定神闲，援笔立就，震惊朝廷。其中有一道试题下达之后，晏殊禀告：“此题晏殊以前曾经做过，还请陛下另行出题。”真宗皇帝十分喜爱他的才华和诚实，当即赐予他同进士出身，即相当于进士出身之意。因他年纪尚小，又让他在秘阁继续读书。少年即得天子知遇，使晏殊后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晏殊的才华充分体现在他的诗词上。他是宋词婉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千古传诵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即出于他的手笔。
晏殊是一年前的天圣五年（1027）就来到南京的。来南京之前，他在朝中担任枢密副使。枢密副使是朝廷掌管全国军事的机构枢密院的副职，是皇帝的宰辅之一。
宋朝的宰辅大臣主要由政府和枢府（通称两府）的大臣组成。政府处理政事，主要成员是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和参知政事。中书、门下，是指负责拟定决策的中书省和负责审核决策的门下省；平章之意是处理。在中书、门下两省处理国家大事，这就是宰相。参知政事则相当于副宰相。枢府指的是枢密院，是掌管军事的机构，首长是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职是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政府和枢府相互之间两不过问，政府大臣的品级略高于枢府。两府大臣又通称宰执，即宰相和执政之意。
天圣五年的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任命张耆为枢密使。身为枢密副使的晏殊对刘太后的任命表示反对。晏殊反对的原因并非他本人觊觎枢密使的位子，而是他认为张耆能力平庸。这让刘太后很不高兴，因为张耆是刘太后的心腹，当年刘太后落难时在张耆家幽居了十来年。刘太后随即找了个小错将晏殊罢免，让他到南京担任留守。
南京是大宋的福地。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的治所所在地是宋州，大宋的国号即来源于此。宋州在东京开封的东南二百余里，古称睢阳，是远古商朝的发祥地。宋太祖建立大宋后，因宋州是大宋应天顺时的吉祥之地，故将其改名为应天府。府是与州同级但地位高于州的行政机构。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将应天府升为南京，和西京洛阳一起作为首都东京开封的陪都。
南京有个应天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睢阳的一个读书人杨悫所创办。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黑暗的时代，其黑暗之处不仅在于政治腐败，更在于知识的无用和当权者对百姓生命的无视。如果仅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民生的关怀来衡量，那么宋朝无疑是中国历清明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再黑暗的年代，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忘将先人心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杨悫办学之初，没有几个生员，倒是邻家有个少年天天在学堂外听他讲课。学生们背诵课文时，邻家少年也自言自语，听起来比一般学生还精熟。杨悫觉得惊异，询问后得知他姓戚名同文，于是收他为弟子，不久还将小妹嫁与他。戚同文从学于杨悫之后，更加勤奋，学得了满腹经纶。杨悫劝他去依附那些坐镇一方的诸侯，谋个幕僚之类的一官半职，以免辜负了一腔学问，戚同文却答道：“长者不仕，同文也不仕。”长者指的是杨悫，戚同文愿意终身陪伴老师。后来，杨悫去世，戚同文继承杨悫遗志，尽心教授，竟将应天书院发展成为宋朝的四大书院之一，许多人不远千里来书院求学。他培养的学生，在宋初进士登第的达五六十人。应天书院由杨悫创办，却是由戚同文发扬光大的。戚同文为人纯朴，崇尚信义，乐善好施。平时在乡里赈济贫困，自己却不积财富，他常说：“人生以行义为贵，要财富有何用处！”远近之人无不推崇他，与他往来的也都是一时之名士。
到了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时年二十二岁的范仲淹来到应天书院求学，这时书院是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在这里，范仲淹用心苦读，夜半和衣眠，晨起伴鸡舞，几年之间不仅精通了儒家经典，更把握了戚同文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精髓，将学问同安邦治国紧密结合，开创了宋朝思想界的“高平学派”，开启了繁荣昌盛的宋朝思想界各学派的诞生和发展。当然这是后人对应天书院和范仲淹高平学派的总结和评价了。
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六岁的范仲淹作为应天书院的生员赴试，终进士及第。
当天圣五年晏殊被贬到南京担任留守之时，范仲淹正因母亲去世而从知县的职任上离职，在家守丧。晏殊到任后，重新修缮了应天书院，广聘名师到书院执教。他久闻范仲淹之名，于是延请他到书院教书。
十几年后，被后人称作“宋初三先生”的三位宋学大师对范仲淹以弟子自居，他们是胡瑗、孙复、石介；几百年后，人们将范仲淹视为宋学的开山者。这一切都缘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一年多的执教生涯，以及他平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平易近人的品格、爱才如玉的长者之风。据史书所言，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儒家六大经典，范仲淹都精通，其中尤其精通《周易》。因此，四方学者辐辏而至，从学于范仲淹。学子中有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就用自己的收入资助他们。
在应天书院执教一年后的天圣六年，朝廷的馆职出现空缺，于是晏殊向朝廷推荐了范仲淹。根据官员举荐制度，晏殊属于少数有资格举荐馆职人选的高级官员。
宋朝的举荐制度是阳光之下的人才进身之道，虽然阳光之下也会有卖放私情、徇私舞弊的事。官员的提升，如果有清望官以上的资深官员担保举荐，可以降低对被举荐人的考核要求，甚至越级提拔。同样阳光的是，任何一个官员都可以用事实和证据对另一名官员的提拔提出反对意见。在宋朝的大多数时期，举荐制度并不是一个给人以结党营私机会的官场游戏。被举荐之人如果犯罪，他的举主，亦即当初举荐他的官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被降职或加以其他形式的处罚。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京城开封府的户曹参军吕楷在审理一起百姓纠纷时受贿放私，被削去官职，发配衡州。时任益州知州的皇帝近臣、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曙在担任开封知府时举荐过吕楷，因此受到降职处分。在大宋，因举荐不当而被处分的人不在少数。
晏殊的举荐，使范仲淹从一名普通的州县官员，一跃而成为名流、清望官。范仲淹因此终生以门生自居，将晏殊视为老师。其实，晏殊比他还小两岁。
但是，范仲淹在朝中待了不到一年，就被贬出朝廷。因为他同晏殊一样，也得罪了刘太后。
太后刘娥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以至于后来的民间艺人对她的经历津津乐道，流传至今。
刘娥本是将门之后，祖父是五代时期后晋、后汉两朝的高级将领，父亲则在大宋建立后的太祖朝担任过中级军官。刘娥生于成都，出生不久，父亲奉命出征，战死沙场，留下孤女寡母无以为生，只好回到刘母的娘家寄居。为了谋生，刘娥自小学了一手击鼗的手艺。及笄成年后，刘娥嫁给了成都的银匠龚美。不久，夫妻二人从成都来到京城开封，龚美给人打造银器，刘娥则在街头击鼗卖艺。或许是为了便于谋生，他们对外以表兄妹自称，而不是夫妻。
鼗是一种小鼓，鼓的两旁系着一对灵活的小耳槌，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民间俗称“拨浪鼓”。击鼗是大众化的娱乐表演，有些俗趣，但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倾心之处。如果有，那必定是因为表演者而非这门手艺。刘娥虽自幼贫穷，但天生丽质、聪明可人，表演时绘声绘色、眉目有情。因此，虽然从业低贱，刘娥却颇受听客喜爱，并逐渐在京城的艺人圈中美名传扬。
至于龚美，因为打造银器的手艺颇为精熟，并且为人和善，在顾客们中间也有些人缘。其中一位顾客，是襄王府的卫士武官、指挥使张耆，他就是多年后担任枢密使却被晏殊反对的那位官员。
襄王就是日后的真宗皇帝，此时他尚未婚配。襄王常听说蜀女貌美，因此让府中亲随物色一名蜀女作为侍姬。在亲随们熟知的为数不多的蜀女中，谁人美？当然是刘娥。于是，刘娥成为襄王的侍姬。当然，襄王选中刘娥，刘娥成为襄王侍姬，是两厢情愿甚至是三厢情愿，因为还得龚美愿意忍痛割断情愫，让刘娥进入王府。从此，刘娥忠心地做了襄王的女人，襄王对她也是十分宠爱。刘娥虽然富贵了，但不忘龚美的情义，于是龚美改姓刘，刘娥认他为兄长。
刘娥进入襄王府的初几年，处境其实并不好。襄王的乳母秦国夫人为人严厉，她认为刘娥出身低贱，于是向太宗告状。太宗也认为襄王此举有失身份，责令他将刘娥逐出王府。襄王不得已，表面上将刘娥赶出王府，暗地里却让刘娥寄居在张耆家。选择张耆家作为避难之所，一是因为张耆是襄王亲信，为人忠诚可靠，平时襄王与刘娥偷偷相会也不用担心泄密，二则也因为张耆与龚美是好朋友。但这可苦了张耆。为了避嫌，他不敢回家居住。这一避就是十几年，直到太宗驾崩，襄王变成了真宗皇帝。
真宗一登基，就将刘娥接进宫中，先封她为美人，不久晋封修仪，再晋封德妃。
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间，襄王娶了两任王妃。任王妃在婚后六年去世，第二任王妃郭氏在真宗即位后被册立为皇后，但是不久也撒手人寰。因此，真宗得以专心宠爱刘德妃，并想立她为皇后。
但是朝中群臣反对立刘德妃为皇后，理由有两个：出身低贱、没有子嗣。出身低贱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宋朝的人并不太讲究家庭出身、门当户对，为人正派、品德高尚是赢得尊重的重要因素。要说出身，太宗、真宗两朝的宰相张齐贤未发达时还曾与盗贼称兄道弟呢。因此，没有子嗣是刘德妃当上太后的主要障碍。此前，真宗的后妃们为他诞下五个儿子，但都夭折了，所以真宗至今没有子嗣。谁要能够为皇帝生下一个儿子，那是为国家解决了重大问题，自然就有资格当皇后了。
于是突然有一天，刘德妃生了一个儿子，真宗为他取名赵受益。虽然朝中有些重臣心有疑惑，但终究挡不住真宗立后的决心。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十二月，年过四十、历尽艰辛的刘德妃终于苦尽甘来，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
天禧二年（1018），皇子受益被封为升王，立为太子，改名赵祯。天禧四年（1020），真宗病倒，难以处理朝政，上呈给他的政务实际上都由刘皇后代他处置。不久真宗病情加剧，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下诏：由皇太子赵祯在资善堂听政，皇后从旁辅助。
这样又拖了两年。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终于病逝，遗诏让十二岁的皇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权取”，暂时听取之意。国家大事，暂时由皇太后处理，但暂时到什么时候，遗诏没有指示。
刘太后是个十分聪慧的女人。她在张耆家幽居的十几年间博览群书，增长了不少见识。真宗即位后，常将她带在身边辅助处理一些朝政，也使她有所历练。真宗去世时，新即位的仁宗皇帝年少，这给刘太后提供了一个展现才能的大好机会。自此，刘太后与仁宗在承明殿共同听政。承明殿御座前挂着一片珠帘，刘太后与皇帝共同坐在帘后，皇帝在左，刘太后在右，所有大事都由刘太后终决定。
许多人一旦掌权，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两个弱点：一是为亲人、为亲信谋私利，二是迷恋权力。刘太后也是如此。
刘太后出身贫贱，除了兄长刘美，家中没有什么依靠。因此，她总想培植几个亲信，尤其是有学问、有出息的亲信。
她首先想到的是攀亲。
次攀亲，是真宗皇帝亲自出面。一天，京城开封知府刘综奏事完毕，真宗没让他走，与他东拉西扯好一阵后道：“卿是后宫的亲属，朕已决定给你升职，你应该知道了吧？”卿是皇帝对臣下的爱称。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所属高级长官称卿，或许这是后来皇帝以此作为对臣下爱称的由来吧。
刘综一听，变色道：“臣是河中府人，出身孤寒，从来没有什么亲属在后宫！”真宗听了颇为尴尬。
第二次是刘太后自己出面攀亲。她这次看上的还是一位开封知府，名叫刘烨。刘烨与他的父亲刘温叟都是很有名声的官员。一天，刘太后单独召见刘烨，对他说道：“听说卿家一族兴旺十几代，我想借卿的家谱看看，也许我们是同宗呢！”
刘烨听了，连称“不敢”。可是刘太后兴趣盎然，一直问个不停。
看这架势难以化解，刘烨忽然跌倒在地，半晌起不来，躺在地上说自己风眩发作。刘太后无奈，让人扶他回家。
这两个读书人可知是相当迂腐的。不过，有一个读书人很聪明，很早就与刘太后攀上了亲，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攀的。这人就是钱惟演。
钱惟演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的儿子。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割据东南一带、建都于杭州的吴越王钱俶迫于太宗的压力，向大宋纳土称臣，结束了吴越国七十二年的历史。钱俶携子离开杭州，来到京城开封寓居。钱俶在吴越国是个爱民之君。他到开封后，家乡的百姓为祈求上苍保佑他们善良的君主，在杭州的宝石山上建了一座宝塔，后人称其为保俶塔。但宝塔没能保佑钱俶，他同战败亡国的南唐后主李煜一样，死于太宗皇帝赏赐的巨毒牵机药。
出身高贵，并且年轻时就才华横溢，使钱惟演在真宗朝受到重用。后来他在仁宗朝更是官居枢密使，名列宰执重臣。
钱惟演成为刘太后亲戚的方式很简单。当年太后刘娥未发迹时，刘美替钱家打造银器。银器没打造完，真宗皇帝看上了刘娥。于是，钱惟演立即转变身份，将女儿嫁给了刘美，成为太后之兄的岳父，并将刘美没打造完的银器都送给了刘美作为新婚之礼。
钱惟演是刘太后一个有身份的亲戚。他的出身使得刘太后能够对他顺水推舟地加以关照。但刘太后想要关照其他的亲戚、亲信，就需要施加点压力了。
比如，刘太后想提拔刘美的女婿为侍从官，但屡屡为宰相王曾所阻挠。好在王曾不可能天天都盯着此事。一天，王曾生病在家，于是刘太后抓住这个机会，立即让执政大臣任命刘家爱婿为龙图阁待制。
还有一次，在荆南任驻泊都监的王蒙正横行霸道，知府打算将他绳之以法。虽然驻泊都监是当地驻军的督察武官，而知府是帅臣，以文臣为帅制约武将是祖宗家法，天经地义，但王蒙正是刘太后的姻亲——他的女儿嫁给了刘美的儿子。因此没过几天，知府就被调离荆南。
至于刘太后其他一些袒护亲信之事，如将侄儿的门人奴仆都封官，身边的宦官到地方横行不法也无人敢言等，时有发生，不一而足。
但是，太祖曾经立下皇亲国戚不得干政的规矩，使得刘太后的偏爱也罢，袒护也罢，都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地步。
倒是刘太后的恋权，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
仁宗即位后，改元天圣。天圣五年的元旦，刘太后在会庆殿接受百官朝贺。会庆殿是皇帝接受朝贺、赐宴群臣的地方，一同朝贺的还有契丹专门派来向仁宗祝贺新年的正旦使。契丹也就是大辽国，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盟后，大宋和契丹结为兄弟，因此每逢重大节庆和事件，两国都派出使者致贺、致意。两国之间的使者往来络绎不绝，往往一个使者未完成使命，另一个使者又带着新使命到来。
会庆殿上，当着群臣和契丹使者的面，仁宗皇帝向刘太后跪拜贺年。皇帝与群臣一起向刘太后跪拜，似乎有些不妥，但事前、事后没有人提出异议。
天圣七年的冬至，群臣向刘太后祝寿。
冬至是一年中的主要节日之一，皇帝每隔三年要在这天到南郊的圜丘行祭天之礼，祭天之后遍赏群臣，有资格的官员还能在这天向皇帝请求推恩，也就是请皇帝给自己的子弟、亲戚甚至门生赏官或者提职。每一年，皇帝还会在冬至这天在会庆殿赐宴皇家宗室成员，并大赦天下。普通百姓不见得能够得到皇帝的什么恩典，但冬至时节也是家家团圆，一片喜气。
负责礼仪规矩的太常寺提出了向刘太后祝寿的礼仪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冬至这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百官在会庆殿向刘太后贺寿，依旧行跪拜之礼。
礼仪制度曾经是几千年来中国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在那个时代，礼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行为规范，还是一种道德约束。即使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也会将基本的礼仪融入到生活之中，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而那些自认为有道德修养的士大夫，则可能会为了维护礼仪所蕴含的高尚内涵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春秋时期的卫庄公元年（前480），卫国发生了当政大臣谋杀国君的事件。孔子的爱徒子路当时在卫国为官，他在赶去救援国君时遭遇叛军。战斗中，子路系帽子的缨带被割断，冠帽欲落。子路放下长戟，厉声道：“君子死，而冠不免！”系好了帽缨，自己却就义了。
祝寿方案一公布，朝堂之上人人摇头，但没有人敢说话，除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于天圣六年底来到京城任秘阁校理，至今将近一年。
范仲淹认为：“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称尊之位，无北面称臣之仪。皇帝率百官向太后跪拜，是增强了母后的势力而降低了天子的威信，不可为后代所效法。”
范仲淹的奏疏呈上之后，人人都为他捏把汗。刘太后没有吭声，倒是把晏殊吓坏了。
晏殊是天圣六年八月回到京城的，比范仲淹早四个月。当初晏殊因反对张耆担任枢密使而被刘太后贬到南京，仁宗嘴上不敢说，心里是不太赞成的。恰好御史中丞去世，仁宗提出让晏殊回来接任，刘太后同意了。御史中丞是负责监察百官的机构御史台的长官。
晏殊从门下省的朝报上得知范仲淹上书的事。门下省每天将朝廷的重要政事活动加以汇编，发京城百司及全国各地官府参阅，又称邸报。当然，有些地方官不满足于朝报所通报的那些消息，自己还派些人专门常驻京城，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甚至内廷中打探些内幕消息，并立马回报。
晏殊当即把范仲淹召到自己的官署。“听说你上了一封奏章，议论冬至日贺寿礼仪，可有此事？”
范仲淹连忙答道：“确实如此。”
晏殊脸色一变：“你岂是忧国之人！人人都说你是非忠非直，沽名钓誉！你是我举荐的，你如此恣意妄为，岂不是要连累我吗？”
范仲淹刚想解释，晏殊一挥手：“不必强词！我不敢当面与你争论！”
范仲淹想了想，拱手拜退。
回到家里，范仲淹奋笔疾书，给晏殊写了一封信：“我受您知遇，唯恐对国家的忠诚不如金石之坚，对皇帝的直言不如良药之益。如今您因我上书而心生悔意，我如果不做解释，既让天下人士讥笑您没有知人之明，也让我无颜立足于您的门生之列。”
为什么上书太后？“我虽然天生愚昧，但我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德行，对上应当忠诚于君，对下应当忠诚于民。古往今来，多少明君都是广开言路，多少贤臣都是冒死进谏。如果不是这样，这些明君还是明君吗？这些贤臣还是贤臣吗？”
为什么主张皇帝不应当与臣僚一起为太后上寿？“皇帝南面称尊，为天下万民之主，怎么能行臣子之礼呢？皇帝跪拜太后是家人之礼而非国家之礼。皇帝向太后行家人之礼，可以率领亲王、皇族在内廷进行；在前殿接受百官祝贺的国家之礼，应当请太后和皇帝共同接受。如果皇帝与群臣百官同列，那么谁是君、谁是臣？”
此举是非忠非直吗？“维护皇帝之尊，难道不是忠吗？不怕降罪而言，难道不是直吗？如果这些都是不忠不直，今后还有什么是忠直呢？”
范仲淹后写道：“您如果认为我还有可教之处，希望您不要后悔当初的举荐，继续加以教导，我报德之心无穷无已。如果您认为我奸邪狡诈，不可教导，也请您在朝臣中公开宣扬，使我无法再蛊惑朝廷，也不致连累于您！”
晏殊读罢，惭愧不已，当即回信向范仲淹道歉。
但是，冬天贺寿的方案没有改变，皇帝仍然率领群臣向刘太后行跪拜之礼。
冬至过后，新年到来。天圣八年（1030），刘太后已经六十二岁，而仁宗则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的仁宗仍然在刘太后的阴影下当着皇帝。
范仲淹又给刘太后上了一道奏章。“太后拥扶皇帝处理国政已有多年。如今皇帝风华正茂，睿哲明发，太后为什么不放下大权还政于皇帝，安享长寿之福？”
一个臣子让掌握大权的太后放下权力，要在其他朝代，那是大逆不道之举，轻则丢官，重则丧命。但是，刘太后对范仲淹的奏章还是不予理睬。
其实，刘太后也不好理睬。请她让位，自然让她心里不舒畅。她要是心里不舒畅，必然要有所发作。一年后的天圣九年（1031），刘太后之兄刘美的独子病亡，刘太后伤心不已。为表达思念，她将刘子的内亲外戚甚至门人童仆七十多人都录用为官或升官加爵。几名御史官员上奏章反对，刘太后极为生气，让宰执们处置。宰执们提出将几位御史贬出京城到地方任知州，刘太后嫌处置太轻，后都贬为地方的监税小官。
但是范仲淹上书所议论的事情让刘太后有点为难，主要是因为范仲淹言之有理。让皇帝与臣子为伍向太后跪拜，于礼确实不符，历朝历代也没有先例。如今皇帝已经长大成人，也颇有智慧，她也没有理由反驳范仲淹之言。况且，要处置范仲淹，按程序需要由宰执大臣提出处理意见。如果是太后和皇帝提出的处理意见，也要经过他们的认可。但是她深知，朝中百官包括宰执大臣在内，心里头基本上赞成范仲淹所言，只是不敢说而已。不论是她本人还是皇帝，虽然不时有些内降旨意，也就是不通过两府大臣们的研究和认可而直接下达的旨意，但这些旨意用于对一些亲信的格外施恩可以，如果用于处罚官员，这可是要违背太祖以来的祖宗之法，刘太后没有这个胆量。
既然如此，对范仲淹的两次上书，刘太后采取的合适的应对办法就是不予置理。
刘太后可以不予置理，但范仲淹却不行。他请求自贬。那时把这种行为称作“自请补外”，自己请求到京城以外的地方任职，这是含蓄的说法。不采纳我的意见，说明是我错了而不是朝廷错了，因此请朝廷给予处罚。自请补外或许是一种悔过，或者是一种委婉的抗议。在宋朝，绝大多数的请求补外都是对朝政不满的一种表达。
于是，在朝廷担任了一年的馆职之后，范仲淹离开京城，到河中府担任通判。通判是知府、知州的副手，同时也是知府、知州的监察者，主要监察对象既包括知府、知州，也包括本州其他各级官员。
范仲淹离京那天，许多朝中同僚都来送行。他们送给范仲淹一句话：“范公此行极光！”范公这一去，十分荣光啊！
应当说，对范仲淹的安排还是比较优待的。虽然是补外，但没有撤销他的馆职，他是带着秘阁校理的馆职去上任的。这个安排，不排除仁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可能，因为仁宗认定范仲淹是个忠臣。只要有机会，仁宗一定会起用他的。
是的，三年后，也就是明道二年（1033）四月，仁宗将范仲淹召回京城，任命他为右司谏。
但是，范仲淹这次在朝中只待了半年，又被贬出京城。这回贬黜他的是认定他为忠臣的仁宗皇帝。
3
明道二年，是仁宗皇帝的多事之秋。皇室出了三件大事：刘太后去世，仁宗发现自己的身世以及仁宗废黜皇后。
这一年的二月，皇帝躬耕籍田，即亲自到籍田从事耕种。籍田是由天子耕种的农田，当然平时是征用农夫代为耕种，皇帝躬耕只是偶尔为之，以示天子以农为本之意。皇帝躬耕是件大事，按照规矩，皇帝要先到宗庙告谢先祖，然后再行躬耕。现在是刘太后主政，因此今年由刘太后去恭谢宗庙，仁宗只负责躬耕。
礼仪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与宰执们商量恭谢宗庙的礼仪时，刘太后要穿着皇帝的服装去宗庙告谢。晏殊此时已经升任参知政事，是副宰相。他认为刘太后应当穿皇后服，这让刘太后很不高兴。其他的宰辅大臣都是嚅嗫不敢明言。这时，另一位参知政事薛奎大声说道：“如果太后穿着帝服去见祖宗，是以皇帝的身份还是以帝后的身份？”话一挑明，刘太后无话可说，于是决定让礼官决定。礼官们提出的方案基本上迎合了刘太后的心思，即将帝服去掉几个佩饰，使用接近于皇帝的规格。
二月初，司天监报告说含誉星出现在东南方，光芒二尺。古人认为，含誉星是瑞星，它的出现是吉祥之兆。但朝中也有人悄悄地议论说那天出现的不是含誉星，而是彗星。彗星是灾星。
二月初八，刘太后乘坐只有皇帝才能乘坐的玉辂车，率领太妃杨氏、皇后郭氏到太庙隆重地举行恭谢先祖的仪式。
十一日，仁宗在东郊躬耕。先是祭祀先农帝，然后行籍田礼，后皇帝亲自下田。按照规矩，皇帝躬耕“三推而止”。宋朝的礼仪制度严格遵循远古周朝之制。根据《礼记》，躬耕之礼，“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三推，就是在一亩见方的耕地里，扶着耒耜往返推三次。但仁宗说道：“朕既然躬耕，就不要以古礼为限了，希望能够耕完一亩。”不过在宰臣的劝说下，仁宗耕十二步而止。一步相当于五尺。
大礼结束没多久，刘太后就病倒了。这一病，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仁宗十分揪心，诏令各地寻找良医，飞马送到京师为刘太后治病。
三月二十五日，为祈求刘太后康复，仁宗大赦天下。自刘太后主政以来被贬死于他乡的官员都恢复原职，仍健在的官员则被允许从边远之地迁回内地。贬死的名臣有寇准、曹利用等，他们都是冤死的。健在受益的是丁谓，这个该死不死的人。
这些努力没能挽回刘太后的生命。三月二十九日，刘太后去世。留下遗诰，遵太妃杨氏为太后，皇帝亲政，但军国大事需与杨太后商量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仁宗升殿，与宰辅大臣商量刘太后的后事。见到辅臣们，仁宗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仁宗生性仁慈，刘太后虽然对他十分严厉，但母子之情却是十分深厚。
刘太后去世前，口不能言，眼望着仁宗，不断地用手扯着身上的衣服。仁宗百思不得其解。参知政事薛奎道：“太后之意在于服饰。太后身着帝服，如何去见先帝呢？”仁宗恍然大悟，命改以太后的服饰安葬刘太后。
刘太后一去世，朝政主要靠仁宗自己处理了。刘太后遗诰中有“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之句，国家大事仍要仁宗与杨太后商量后决定。此遗诰遭到群臣的反对。就在刘太后去世的第二天，宣布刘太后遗诰后，百官要到内东门祝贺新太后。御史中丞蔡齐当时就喝住御史台诸官员道：“如今皇帝已经成年，今天刚刚亲政，怎么能又让太后当政？”第三天，仁宗宣布删去遗诰中“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之句。
仁宗的伤心尚未平复，他突然得知了一件让他无比震惊的事。
有人告诉仁宗，他的生母不是刘太后。
自己的生母，竟然不是养育自己二十几年的太后！那是谁？
是天圣十年（1032）二月去世的李宸妃！
仁宗的震惊和悲伤达到了极点。自己身为皇帝，竟然二十多年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给了他生命的母亲，虽然身居内宫，与自己相距咫尺，可是这二十多年来连自己儿子一面都不能见到，更不用说亲他、抚他，享受他的至孝。母亲这二十多年对儿子的思念，必定是刻骨铭心的。母亲去世前，是像儿子今天思念她一样伤心欲绝，还是为儿子君临天下感到自豪和安心而因此含笑九泉？
仁宗连日号哭，伤心欲绝，寝食俱废。
告诉仁宗这一真相的人是谁，史书没有记载，可以肯定是为尊者讳，也就是说此人身份极高，史书因此隐讳他的名字。不排除此人是皇室的重要成员。他还告诉仁宗，李宸妃死得不明不白，丧礼之仪不符合她的身份。
仁宗伤心之际，勃然大怒，令人将刘家宅邸团团围住，准备将刘氏一族治罪。
但是，仁宗毕竟是由刘太后抚养成人，他不愿相信刘太后会对自己的生母下毒手。在将刘家治罪之前，他需要查证事实。
仁宗先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李宸妃生前的名位是顺容。根据大宋的制度，皇帝后宫设后、妃、嫔、御四个等级。等级是皇后，设一名；第二等级是妃子，设四级，共四人；第三等级是嫔，设十七级，顺容是其中的第七位；第四等级的御有四级，共四人，包括婕妤、美人、才人、贵人。当然，后、妃、嫔、御并非都要配齐，大宋的皇帝多数没有配齐后宫。宸妃是在去世的当天从顺容直接晋封至妃的。
李宸妃改尊为皇太后之后，就应当用太后之礼重新安葬。如此一来，就要改换梓宫，即改换棺木。
仁宗派了一个武官李用和前去察看。李用和就是李宸妃之弟，仁宗刚刚知道他就是自己的舅舅。李用和看毕回禀：“皇太后安葬时有水银保护，容貌安详。安葬的礼仪是皇妃之仪，符合当时的身份。”
仁宗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他既感且愧，叹道：“人言不可轻信啊！”他立即到刘太后的神主牌位前焚香泣告：“大娘娘从此清白了！”仁宗平时称刘太后为大娘娘，而协助刘太后抚养仁宗的杨太后被仁宗尊称为小娘娘。
其实，围绕李宸妃的去世和安葬，另有一些故事，或许仁宗并不知道。这些故事需要从头说起。
当初刘太后被真宗皇帝接入宫当了德妃后，没过几年，真宗的郭皇后去世。真宗很想就立刘德妃为后，但为大臣们所阻，理由是刘德妃出身低贱，且没有诞生皇子。这让真宗十分懊恼。他一气之下，让皇后之位空置了几年。
然而，机会来了。
刘德妃的侍女李氏得到了真宗的宠幸，不久即有身孕。刘德妃与真宗商量，对外声称是刘德妃怀孕。十个月过去，李氏产下了一个皇子。真宗和刘德妃大喜过望，当即对外宣布刘德妃生子的消息。李氏产子后，依旧回去默默地当侍女，真宗后来封她为顺容。皇子则由与刘德妃亲如姐妹的淑妃杨氏帮助刘德妃抚养。杨淑妃就是刘太后去世后遗诰立为太后的杨太妃。
就这样，刘德妃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后，几年后成为掌握国家大权的太后。不过她也并不是心狠手辣之人。李宸妃入宫当侍女前，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弟弟李用和，姐弟俩相依为命。李氏入宫时，李用和年方七岁。入宫之后，姐弟俩便断了联系。李用和贫困之下，在京城靠卖纸钱为业。李宸妃生了皇子之后，刘太后得知她有一兄弟，就让刘美想方设法找到了李用和，并给他封了一个武职。李宸妃去世后，刘太后又特地将李用和升迁为礼宾副使。礼宾副使是一个中级武官。
李宸妃去世的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宰相吕夷简觑空问了刘太后一句：“听说昨夜后宫有人去世？”
刘太后沉下脸来问道：“宰相也想管后宫的事吗？”说完，立即带着仁宗退朝。
过了一会儿，刘太后独自一人上殿，对吕夷简说道：“宰相为什么要离间我母子？”
吕夷简反问：“难道太后不为刘氏的今后着想吗？”太后默然。
李宸妃安葬时，按规矩妃子的梓宫应当出西华门，但刘太后的旨意是让梓宫走小侧门。侧门太小，需要临时挖掉一段宫墙以扩大宫门。吕夷简又出来了。他求见刘太后，但是刘太后不见他，只派了个内侍出来问宰相有何公干。
吕夷简告诉内侍：“妃子安葬，应当出西华门，錾墙而出不合礼仪。”
刘太后听了，让内侍责问吕夷简：“宰相为何要管这种事？”
吕夷简答道：“臣身为宰相，凡是朝廷大事，都要据理力争。太后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就不回去。”
如此来回三次，吕夷简生气了，向内侍正色道：“宸妃诞下了皇帝，如果她的丧礼不符合规矩，他日必定有人要为此承担责任，到时不要说吕夷简今天未做提醒！”
内侍听罢，胆战心惊地回禀刘太后。终，梓宫按规矩自西华门而出。
刘太后与仁宗母子的这一段关系，后来被民间艺人加以充分的艺术加工，演绎成为流传几百年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刘太后成了一个恶毒的女人。她和宫女李氏同时怀孕、同时产子。刘氏为了争当皇后，让人用剥了皮的狸猫偷偷换走李氏生下的皇子，以此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使李氏被打入冷宫，而自己终于被立为皇后。但是天怒人怨，刘氏所生之子不久夭折，而李氏所生皇子在经过磨难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在清官包拯的帮助下，皇帝得知真相，与双目失明的生母相认，而已经成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故事很有感染力，让刘太后在民间背了几百年的黑锅，这黑锅恐怕还要继续背下去。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看，刘太后是颇有功绩的。她主政期间，号令严明、恩威并施，社会稳定、边境安宁。涉及百姓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如税赋、劳役等没有变化，官员们一如既往同时也是按部就班地履行职责，同契丹国的关系以及与西夏的西平王赵德明、南方交趾的南平王李德政等藩属国国王的关系也比较稳定。尤为重要的是，她下决心贬黜了曾经宠信的奸臣丁谓，任用了一批品行端正的大臣，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虽然将皇子据为己有、至死不说明真相有悖情理、有损人伦，但她对李宸妃还是善待的，并没有迫害李宸妃及其亲属，这在那种社会里已属极为难得。至于对家人、亲信偏一点心、多给点恩泽，甚至包庇点过错，相对那个时代的帝王后妃们而言，刘太后不算太过分，至少她没有滥杀大臣——除了将盛气凌人的枢密使曹利用迫害而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要说手握如此大权，就是当个小官小吏的人，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肯定是多于道德高尚、品质清廉的。
就在后宫风雨尚未平静的时候，仁宗发布了亲政后个重要的任免决定。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张耆、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和赵稹以及枢密副使夏竦、范雍全部被罢免。
其他几位宰辅被免还可以说在预料之中。皇帝亲政，必定要有一些新气象。但是吕夷简也被免职，实在是出人意料。
吕夷简是首相。在原有的宰执大臣中，仁宗信任他。仁宗甚至与吕夷简商定，张耆、夏竦等人都是刘太后所亲信任用的，要全部罢去。但是就在商定此事后的当晚，仁宗在与皇后闲聊时，无意中提到了这一决定。皇后多嘴，对仁宗说道：“吕夷简不也是太后的人吗？只不过多机巧、善应变而已。”第二天，吕夷简带领朝臣们听旨。在罢免的宰执名单中，吕夷简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大惊失色，不知何故。直到赴地方任职多日后，他暗中结交多年的阎文应才帮他打听到是皇后捣的乱。
仁宗今年遭遇的第三次后宫风暴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范仲淹在这样一个时期回到了京城。仁宗任命他为右司谏。右司谏是谏官，可以就任何事情向皇帝进谏、规劝。范仲淹一上任，就连连上言。
他先上了一道奏章，反对册命杨太妃为太后。他说：“一位太后刚去世，又立一位太后，难道皇帝一天也离不开太后吗？”仁宗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杨氏太后的身份不变，但取消了册命仪式。
第二道奏章是建议不要对已故的刘太后说三道四。刘太后在世时，有些人什么也不敢说；刘太后一去世，他们就一概否定刘太后主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范仲淹对仁宗说道：“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陛下十几年，应当掩小过而全大德。”仁宗深以为然，诏令百官不得妄加评论。
六月中旬，江淮一带遭受水灾。范仲淹上书建议朝廷派遣官员安抚、赈灾，但几天过去不见批复。于是范仲淹在一次早朝时问仁宗：“陛下如果半天不吃饭会当如何？如今东南几路灾民都在盼望朝廷赈济，怎么能置之不理？”仁宗连忙让中书省拟旨，直接派范仲淹巡行江淮。
赈灾回来，范仲淹向仁宗进呈了一种食物。这种食物是野燕麦，民间称为乌昧草，味极苦涩，难以消化，百姓只有在粮食穷尽的时候不得已才拿它当饭吃，而这次受灾的许多灾民都以此为食。范仲淹建议仁宗将乌昧草分送后妃和皇亲国戚，让他们尝尝，也知道点民间疾苦，收敛些奢侈之心。仁宗也一一接受。
十月，前宰相吕夷简也回来了。自半年前将他罢免后，仁宗任命自己当太子时的两位旧臣张士逊和李迪担任宰相。张士逊任首相，无所建树，还常常阻挠对一些人才的使用，仁宗对他不满，因此想念起能干的吕夷简。于是，仁宗将张士逊罢免，将吕夷简召回。
这时，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被策划成一个阴谋，在宫廷刮起了又一场风暴，把范仲淹也深深地卷入了其中。
事情的开始只是一个后宫争宠的宫闱小事。
仁宗的皇后姓郭，是八年前的天圣二年（1024）册立的。郭氏的祖父郭崇是太祖朝立过大功的名将，母亲是太宗明德皇后的姐姐，家世显赫，但自真宗朝开始，郭家没有出过什么大官，渐至衰微。
立郭氏为后是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做主的。她说：“皇后出于衰旧之门，可以避免今后外戚干政。”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仁宗后来的皇后曹氏出身更为显赫，立后之时她的几位叔伯都是当世名将，而她本人却十分贤惠，后族也极谨约自守。
如果让仁宗自己决定的话，他希望立张美人为后而不是郭氏。但他不敢违抗太后之命。因此当刘太后在世时，仁宗基本专情于郭氏，与其他的妃嫔美人极少接触。
今年三月刘太后去世后，仁宗没有了约束。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他开始与自己喜欢的女人尽情享受着爱的欢乐。而此时他为宠爱的，是美人尚氏和杨氏。而郭皇后自然因此受到冷落。
以往有太后的喜爱，加上显赫的家世，郭氏在宫中颇为任性，甚至有些跋扈。如今受到冷落，郭皇后心中自然有些怨恨，总想找到一两个机会出出气。一天，皇后打听得皇帝正在尚美人处，于是赶了过去。也怪这尚氏，仗着皇帝的宠爱，有些忘乎所以，对皇后礼仪不周。皇后抓住把柄指责尚氏，而尚氏居然还与皇后争执。皇后极为愤怒，扬起秀掌，扇向美人。美人一偏头，正好赶上仁宗上前劝解，于是皇后的一掌扇到了皇帝的脖子上。女人争锋，都是连抓带挠。皇后这一掌下去，仁宗的脖子当即留下指痕。皇后再强悍，当时也吓得跪在地下，花容失色、语无伦次。仁宗一语不发，转身回宫。
阎文应跟在仁宗后头，瞅准机会说了一句话：“陛下何不在明天让执政大臣们看看皇后的指痕？”阎文应就是那位与宰相吕夷简交好、帮吕夷简打听到半年前被免职幕后原因的宦官，时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入内内侍省负责皇帝私密的生活，阎文应是副总管。
仁宗对皇后的不满已非一日两日。一遇到皇后悍妒发作时，他就心生废后之意。阎文应的话点醒了他。
第二天一早，仁宗召见宰执大臣和近臣。他十分委屈地向他们展示了脖子上的指痕。宰执大臣们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绝大多数人把这种事看作简单的后宫争宠的家事。谁家没有夫妻争吵的时候呢？
见无反应，三司使范讽挺身而出，提议皇帝废黜皇后。废后理由不仅是皇后悍妒、无礼犯上，还加上了一条：皇后无子。结婚近九年了，皇后没有为皇帝生下一个孩子。三司使是地位仅次于宰执大臣的重臣，独立于宰执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收支。范讽还兼任侍从官，他既是重臣也是近臣。
皇帝与皇后的争吵拌嘴是家事，可是皇后的册立和废黜是国家大事。于公而言，废黜皇后往往同皇位争夺、权臣谋逆、外戚干政、宦官谋乱等严重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相牵连，不可轻言此事。于私而言，作为臣子，让皇帝废黜皇后，无论如何都有些心怀不轨的企图或大逆不道的意味。多数时候，这种提议具有相当大的风险。皇帝可能会勃然大怒，责以重罪，百官中任何一个人也都可以弹劾他。
范讽同郭皇后没有恩怨。他提议废后，是想帮宰相吕夷简的忙。
范讽为什么要给吕夷简帮忙？
范讽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他能力极强，在地方任职期间曾济贫扶弱、整治不法，深受百姓好评。可是几年前，他为了到朝廷任职，却夤缘讨好宦官张怀德。张怀德是刘太后的亲信，他曾经帮过几个人的忙，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是相当著名的，其中有向真宗进谗言陷害大宋功臣寇准的王钦若，有半年前被仁宗免职的原枢密副使夏竦。在张怀德的推荐下，刘太后重用了范讽，让他担任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范讽在御史中丞任上，却又表现得公正直言，连连弹劾了刘太后的几个姻亲。刘太后去世后，范讽升任三司使，成为仅次于宰执的重臣，但他自视颇高，一心想进入两府。如果吕夷简能向仁宗推荐他，进入两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强中更有强中手。吕夷简利用了范讽的这个弱点为自己办成了几件大事，但后来也因忌讳他而将他排挤出京城，终老他乡。当然这是后话了。
范讽提议废后，让皇宫争宠的家事发展成了国家大事，宰执们无法回避。吕夷简自然而然地附和了这个建议。
但是，仁宗还在犹豫。毕竟废后是国家大事，虽然符合自己的心意，但于理不足，于情也尚有不忍。
当断不断之时，废后之议在一些朝臣中流传开来。
范仲淹也听说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一点小事，怎么就发展到废黜皇后的地步？范仲淹上书仁宗，劝谏他不可废后：“希望陛下立即消除此念，以免天下人心惶惶！”
但是，决策层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十二月二十三日，废后诏书下达。诏书称：“皇后因为没有生育皇子而自愿入道观修行，因此特封其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移居在长宁宫修养。”
这天恰逢大寒节气，诏书的下达似乎要印证这个时节的寒冷风暴。
风暴仅仅是开始。朝中两大监察系统的台谏官员即御史台官和谏官，当日立即纷纷呈上章疏，要求仁宗收回诏书，不要废后。
但是，他们的章疏无法送到仁宗面前。所有的上书渠道，无论是皇宫的阁门还是进奏院、登闻院、理检院、通进银台司等，全部拒收台谏官的章疏。宰相吕夷简已经提前下令各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员们的奏疏。
台谏官员上书无门，在本朝史无前例。这种情况，历史上只有在皇帝昏庸无能或荒淫无道的朝代才可能出现。于是，台谏官员们决定集体进宫进谏。谏官以范仲淹为首，台官以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孔道辅为首，孔道辅是孔子的嫡传后代。
他们来到垂拱殿门外，跪伏在地上，请求皇帝接见。守门侍卫见状急忙关闭殿门。孔道辅怒不可遏，起身上前，抓住门上铜环尽力叩门，高声喊道：“皇后被废，是国家大事，陛下为何不听台谏一言？” 叩门的咣咣之声响震威严的皇宫，门外卫士无不张皇失色。
门内，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大门打开，一个内侍站立门前高声宣谕仁宗口诏：“皇后当废。至于理由，卿等可到中书省，请宰相向卿等详论。”
在中书省宰相的政事堂内，宰执们早已接到皇帝旨意。远远见到台谏官们到来，首相吕夷简和次相李迪已经迎在门前。台谏官与宰执大臣展开了激辩。
孔道辅大声质问：“帝、后对于我们人臣犹如父母。父母不和，应当劝解，怎么能顺从父亲废黜母亲？”
李迪生性宽厚，他答道：“皇后无子，为社稷着想，应当让位。”
台谏官们一片哗然：“帝、后正年轻，今日无子，等于今后也无子吗？”
李迪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对。
吕夷简在一旁徐徐说道：“废后之事，古已有之，诸公不必如此纷争。”
范仲淹接过来说道：“相公所言古已有之，想必不是指那些昏君废后之事。古往今来，可称为明君且又曾废后的，也只有汉光武帝了。”相公是那时对宰相的尊称。
“正如司谏所言。”吕夷简答道，他正是此意。
“光武帝神文圣武，开创盛世，确实是有道明君。然而光武帝废黜皇后却非明君之德，而是昏君之举。相公岂能将古时明君曾经做出的昏庸之举，拿来让皇帝效仿？”范仲淹的这一番道理出乎吕夷简意料，他也无言以对。
台谏官们又开始群情激昂。其中一位冲吕夷简喊道：“相公劝皇帝废后，可是借机发泄私愤？”
吕夷简满面羞惭，冲台谏官们拱拱手：“诸公，废后本是皇帝之意。诸公所论有理，请明天一早上朝陈述吧。”
听了此言，台谏官们一哄而散。
其实吕夷简使的是缓兵之计。台谏官们刚刚离去，吕夷简随即进宫面见皇帝。仁宗一听吕夷简说明天上朝时台谏官们还要纠缠此事，就有些惶恐不安。但是，吕夷简自有办法。
次日一早，半月还挂在天空一角的时候，范仲淹、孔道辅已经来到待漏院等待上朝。时间还早，待漏院里还没有多少官员。一个内侍突然出现，宣读诏书：孔道辅出知泰州，范仲淹出知睦州，其余参与进谏的台谏官各罚铜二十斤。
范仲淹和孔道辅只得各自返家。还未到家门，就看到有官人在门外等候。他们奉宰相之令，立即押解范仲淹和孔道辅离京上任。二人一日不离京，皇帝和宰相一日不安心。其实从解决麻烦的角度看，吕夷简为仁宗出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
或许是出于内疚，或许是于心不忍，范仲淹和孔道辅虽然被贬出京城，但他们的朝廷职务并没有撤销。范仲淹是带着右司谏的身份赴任的。
范仲淹和孔道辅走了，台谏官们还在继续抗争。
侍御史杨偕请求与范仲淹、孔道辅一起贬黜。这显然是向皇帝挑衅，但仁宗不予置理。
殿中侍御史段少连接连递进两个奏疏：“陛下因皇后的一点小过错就将她废黜，那么臣僚之妻如果也有小过错，是否就可以把她贬降为妾呢？如果仅仅因为后宫争宠就废黜皇后，史书将如何评价陛下？子孙将如何议论此事？”仁宗依然不予置理。
仁宗的忍耐终于换来了风烟的消散。所有的既成事实都无法挽回，仁宗取得了后的胜利。其实胜利者并不只是他一个。
范仲淹和孔道辅被贬出京时，杨偕、郭劝、蒋堂、段少连等台谏官员闻讯赶来送行。他们送给两次遭贬的范仲淹一句话：“范公此行尤光！”意思是，范公这一去，更为荣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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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子陵钓台是个启人心智的地方。
苍翠的杉松，清泠的飞瀑，接天的雾海，雨润的青山，宁静间不时响起数声鸟鸣，幽深处喜闻几声人语，让世人有幡然而醒的感觉。仰观宇宙，俯察万物，前瞻古人，后望来者，谁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只有寂静万年的山林水雾在默看云卷云舒。
“子陵先生淡泊名利，似乎也只有如此清雅灵秀之地能与先生的潇洒相配了。”章岷在一旁说道。
章岷是睦州司户参军，负责民政事务。范仲淹虽然到睦州不足两个月，但章岷的文才、干练和直言不讳的坦诚让他十分欣赏。
范仲淹深表赞同。“所谓人杰地灵，人因地而杰，地因人而灵。我等心无先生之高雅，身有官场之羁绊，难以像先生那样山水寄情、渔耕传家。如果将来老迈之时能够在此颐养天年，与一二知己围炉消酒、诗书伴雨，则此生足矣！”
章岷笑道：“范公也有如此清心。”
范仲淹也是呵呵一笑：“此心早已有之。大中祥符初，仲淹游学陕西，到了鄠县，与才子王镐和周、屈两位道长相识。我四人常常同游于长安的鄠、杜一带，啸傲于山林之间。谈古今，论贤哲，倚高松，听长笛。闲观周道士书篆，或与屈道士论《易》。一天晚上，我等四人聚会于圭峰山下的王家别墅，开樽畅饮、谈笑正酣之时，远处忽然传来一缕笛声，荡涤神志。走出户外，只见明月之下，万籁俱寂；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清扬悠远的笛声依山而走，上拂霄汉，下满林壑，如清风自发，似长烟自生。我四人回身相望，只见天地人物浑然一体，洒然于苍穹之中。那时的心境，仲淹至今难忘。”
章岷听得呆了，许久才道：“如此意境，真令章岷向往！不知吹笛者何人？”
“一介既老且贫之书生。每当月华高照之夜，他都要操长笛吹上数曲，四十余年，从不间断。”
“穷困不减其乐，真高人也！”章岷由衷赞叹。
沉默片刻，章岷环顾杂草丛生的高台，叹道：“子陵先生当年渔樵耕读，当有些土屋茅棚，如今踪迹皆无，令人叹息！”
范仲淹点了点头：“先贤事迹自有文章流传千古，但是如果有一点遗迹残留，也胜过文章百篇。我意在此建一祠堂，宣扬先生之德，以供世人瞻仰。”
章岷连声赞同：“甚好！甚好！”
范仲淹接着说道：“建祠诸事，还请伯镇仁兄承担。”伯镇是章岷的字。
“那是自然，范公放心。”
一缕炊烟自江对岸升起，吸引了二人的目光，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在轻朦的林雾之中，青色的炊烟袅袅，闲散中透着孤傲。章岷笑道：“富春的灵秀能点化万物啊，连此间的炊烟似乎也有些仙气。”
范仲淹凝视片刻，说道：“此处炊烟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你我同过对岸去寻访一番，如何？”
章岷自然愿意。
一个槿篱环绕的农家院子，坐落在参天大树之间。主人是一位鹤发老者，却不像是普通农夫，应当说肯定不是农夫。农夫之家不会有书童陪伴，更不会有满屋的翰墨之香。
书房的墙上有一幅画。画中一江横流，峰峦叠翠，云山烟树，沙汀村舍，江山浩渺，意境深远，一看就知这幅《云山村舍图》的作者不是凡人。
果然，题款落的是林逋。
林逋是真宗和仁宗朝著名的隐士。自宋初至此时，有名的隐士高人不下数十人，但著名的只有三个：一个是华山老祖陈抟，一个是陕西终南山的种放，还有一个就是杭州的林逋。
林逋满腹学问，精通经史百家，却恬淡自傲，甘于清贫。他在杭州西湖的小孤山结庐而居二十余年，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布衣一生。林逋终身未娶，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平时，他驾一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如有客人来访，守门童子便放飞白鹤，他见鹤即棹舟归来。林逋名动天下，缙绅士子无不希望与他交往。尊贵之人是想借重他的名声，寒窗之士是想得到他的教诲。
范仲淹与林逋是忘年之交。范仲淹之于林逋是后进晚生，因此他在游学期间以及初入仕宦时多次拜谒造访，而林逋与他也多有诗词相寄赠。
六年前的天圣六年，林逋病逝。仁宗皇帝听到他去逝的消息，叹息不已，下诏赐谥林逋“和靖先生”。赐封谥号，是皇帝对去世的国家大臣和重要人士的礼遇。
隐士是隐居之人，但只有那些有真正学识而又甘于清贫在野的隐居之人才能称为隐士。没有学识而隐居的，只能称为农夫；有学识但又不甘于在野而一时隐居的，是沽名钓誉。隐士以其淡泊之心，能够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隐士又以其置身事外的心态，冷静而敏锐地看待世事，因此往往能够在动荡中看到希望，在繁华下发现隐忧。古时的隐士多隐于山野，独处独乐，如东汉的严子陵。而宋朝的隐士则多隐于市间，与世俗往来不绝，但又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真正的隐士是哲人，是智者。但是，换个角度看，胸有大志却寄情山水，满腹才华又只愿与沙鸥伴游，这既是隐士之高，也是隐士之悲。但是对于读书人而言，隐士的身上闪耀着道德与智慧的光芒，他们十分愿意也十分期盼能够接近它，更希望能够分享它。因此,寻访隐士成为文人精神追求的一种现象和方式。虽然历史没有留下多少关于此类故事的生动细节，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些符合其内涵的遐想。
能在这深山密林间看到林逋的画，范仲淹感到十分亲切，但同时也认定这家的主人必定不同一般。
画上，在林逋的题款旁，另有一首题词：“何处闲云一片，飞落林间戏雁。梦里有江山，在此间。我有如脂圭玉，不敢弃之褴褛。谁与置扁舟，伴鸥游。”
这首词的词牌是《昭君怨》，落款题的是：崔畅题君复先生《云山村舍图》。君复是林逋的字。
如果范仲淹身处的这个农家小院的主人就是此画的主人，那么他应当就是题词中自称的崔畅了。
范仲淹知道和靖先生林逋曾有一位名为崔畅的好友，林逋对他十分推崇，曾有《赠崔少微》一诗赞他道：“贤才负圣朝，终日掩衡茅。尚静师高道，甘贫绝俗交。”少微是崔畅的字。
也就是说，此间的主人，就是和靖先生的好友崔少微了。
不经意间寻访的人竟然是崔少微先生，范仲淹喜出望外。
几截圆木作凳，一杯白水清心，崔少微与范仲淹在院中畅谈起来，章岷在一旁恭听。
“和靖先生曾有诗赞希文是‘马卿才大常能赋，梅福官卑数上书’。希文虽然因谏两次遭贬，却让天下士人敬佩啊！”
希文是范仲淹的字。七年前林和靖赠范仲淹的诗中，以西汉才子司马相如比喻范仲淹之才，以西汉名士梅福比喻范仲淹官卑不忘忧国之志。
“先生谬奖了。仲淹出身孤贫，迂腐多昧，只知以古人为师，以古道为本，对君尽忠，于己立诚。因此常常不识时务，冒犯天威，屡遭谴责。然而心中坦然，故此无所悔改。”
崔少微点了点头：“圣朝有谏声，有谏声才是圣朝。”
范仲淹道：“诚如所言。没有哪个朝代是因为谏声不断而灭亡。细究起来，朝代的灭亡反倒是因为没有了谏声。人人附和，日日赞歌，是会断送国家前程的。”
崔少微十分赞同：“有人说犯颜直谏不是太平盛世所应当有的，殊不知正是因为人臣有直谏之心，君主有包容之量，方能造就太平盛世。希文之举，是我大宋之福。”
范仲淹忙道：“仲淹所为，都是为人臣子所应当做的。如果说大宋有福，我朝自太祖以来，历经太宗、真宗二庙直至当今皇帝，无不宽仁大度。仲淹此次与诸位台谏同僚犯阙进谏，宫外喧哗、廷上纷争，皇帝却未加重责，如此胸怀，才是我大宋之福！”
范仲淹此言发自肺腑。
向君主进谏，历来是高风险的事。自古以来，因向皇帝进谏,甚至只是因为批评、弹劾权臣而被杀的人数不胜数。
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荒淫无道，筑酒池肉林供自己享受。大臣关龙逢向夏桀进谏说：“君王应当讲究仁义、爱民节财，如此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如果挥霍财物、杀人无度，会让上天降下灾祸。”夏桀大怒，将关龙逢囚而杀之，让关龙逢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个因进谏被杀的谏臣，也让自己成为夏朝后一位君主。
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荒淫。纣王的叔父比干向纣王强谏三日，挥之不去。纣王盛怒之下，将六十三岁的比干剖胸摘心。比干死后，正直的大臣纷纷逃离，众叛亲离的纣王终在天下诸侯的围攻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崔少微和范仲淹所赞颂的大宋之福，不是浅薄的歌功颂德。他们不是浅薄之人，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台谏制度就是一个例证。
宋朝的台谏制度给予台谏官员们以极大的自由和安全空间，对朝廷的所有政事进行监察和进谏。给予进谏的机会本身并不太珍贵，珍贵的是当权者承认并基本上能够尊重“言者无罪”这一原则。
因此，宋朝的台谏官员们是幸运的。宋朝三百一十九年，没有一个台谏官员因上书言事被杀。台谏官员们即便因直言进谏让皇帝一时不快而受到降职、贬谪的处罚，但绝大多数不久即恢复原职，甚至超升，史书说是“稍加贬谪，旋即超升”。稍加贬谪是皇帝给自己一个下台的台阶，或者是对确有过错的言事者一个合理的处罚，而旋即超升则是皇帝对自己的悔过、对直臣的奖赏和对台谏制度的尊重。
一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朝代，历经十八代皇帝，这些皇帝智愚不一，却没有杀过一个台谏官员，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种胸怀。今人凡论宋朝，必称其积贫积弱，殊不知宋朝在强敌环伺之下，其寿命比唐朝还长三十年，它所倚赖的正是这种胸怀。
宋朝的皇帝不擅杀官员。不擅杀官员，不是说一个官员都不杀。他们杀过少数兵败辱国的武将，但要杀文臣，皇帝们是慎之又慎。有这么一个故事证明文臣难杀。
神宗时，宋朝与西夏开战失利。神宗一怒之下，未与宰执大臣商量，即内批旨意下令处斩一名误事的转运使。第二天，宰相奏事，神宗问：“昨日内批处斩一转运使，此事办了吗？”宰相说：“尚未办理，正想向陛下奏知此事。”神宗不悦道：“此事还有什么让人犹豫的吗？”宰相道：“祖宗以来，从未杀过士人，臣不希望陛下破例。”神宗听罢，无话可说，沉吟半晌道：“那就刺面后发配边远地区吧。”宰相却道：“那不如杀了他。”神宗糊涂了：“却是为何？”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大怒道：“朕身为皇帝，难道一件快意事也做不得？”宰相也抗声回道：“如此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终，神宗还是没杀成这个官员。
整个宋朝，只有两个人被杀可以看作是宋朝的耻辱。这被杀的两个人，一个是已经身为宰执大臣的枢密副使、名将岳飞，另一个是太学生陈东。岳飞之死，千古奇冤。直至今日，无论是街头闾巷之鄙夫还是公卿门第之贵人，没有不为此事叹息的。但是，岳飞毕竟是一个武将，而太学生陈东则是读书人。太学生不是官员，只是在太学中学习的士子。陈东在士林中威望极高，他反对南宋高宗的投降政策，带领一批士人甚至平民在皇宫外伏阙上书，要求起用主战派领袖李纲，惩处投降派，因此被皇帝杀了。
杀岳飞和陈东的皇帝，都是自私自利、偏安一隅的南宋高宗赵构。高宗杀他们的根本原因，都是他们立志恢复被金国占领的北方故土，想迎回被金国俘虏的宋徽宗和宋钦宗——他们是高宗的父亲和兄长。高宗是在他们被俘之后当上皇帝的。因此，如果徽宗和钦宗回来，高宗还能够继续当皇帝吗？高宗宁愿让自己的父兄老死异域，也不能让他们回来与自己争权。过于迷恋权位，往往会让人丧失理智。
但是瑕不掩瑜，昏庸的宋高宗不能障蔽大宋的清明。大宋三百多年，其胸怀是博大的。
当然，仅靠皇帝自觉的胸怀是不够的，这种胸怀需要制度的保证。
宋朝有太多超越时代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它确实有一条让历代宋朝皇帝不敢逾越的制度，这就是“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杀读书人，不杀上书议论国事者。
“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起初只是一个传言，因为当世之人谁也没有见过这个规矩的出处。后来,北方的金国入侵大宋，杀进京城开封大肆掳掠，所有皇家禁地都如同荒野之地不再有任何秘密，于是有好事者在皇家的太庙中见到了一块高八尺余、宽约四尺的石碑，上书三行誓词：其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自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其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其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句话，是优待后周世宗柴荣的后代。如果他们犯有重罪，可免于重刑和羞辱，这或许是民间关于柴氏后代有铁券丹书免死牌之类传说的由来。第二句话，授予了读书人议政的自由。第三句话，是对不遵守前两条规矩的后世皇帝们的诅咒。
这块石碑的建立者是宋朝的开国之君——太祖赵匡胤。太庙是皇家的家庙，里面供奉着皇家的先祖们。崇拜先祖，是中国人神圣的礼仪；太庙，是每一位皇帝心中的圣殿。将这块石碑立于太庙，表明了它及它上面所镌刻文字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朝历代皇帝在登基之初，都要到太庙阅读并牢记这块石碑上所立的规矩，包括“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它们都是“祖宗之法”。
因为这个“祖宗之法”，宋朝的皇帝们在相当程度上有了自我约束的内因和外因，使得他们同其他朝代相比少了许多荒唐之举。
自我约束首先是从太祖做起的。讲两个与太祖有关的著名的事例。
某一天，太祖理政之余想散散心，于是在后花园拿着弹弓打麻雀，这时一个官员求见。
内侍告诉官员：皇帝在弹雀散心。
官员告诉内侍：有要事禀告。
太祖听说有要事，急忙回到殿中，却发现官员请示的只是一般小事。
太祖满脸不快，问道：“此等小事能说是要事吗？”
官员答道：“总比弹雀重要。”
太祖大怒。他本是行伍出身，豪气未减，操起桌上拂尘，用拂尘的玉柄打去，打掉了官员的两颗牙。
官员默默地俯下身子，拾起落牙揣进怀里。
太祖见状，愈加愤怒，骂道：“你藏着落牙，难道想去哪儿告我吗？”
官员答道：“臣无处告陛下，但自有史官记下此事。”
太祖一听，吓了一跳，连忙起身，堆起笑脸对官员好言哄劝，并赠给金帛作为补偿。
另一次，太祖下朝后闷闷不乐。身边的宦官问道：“官家为何不乐？”“官家”是那时对皇帝的称呼之一。
太祖叹了一口气，道：“皇帝不好当啊。我今天一时高兴下了一道旨意，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不当之处，所以心中后悔不已。”
有史以来，华夏大地朝代无数，只有宋朝的皇帝们给自己立了“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矩并始终不渝地遵守着，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宋朝的政治清明超越此前任何一个时代。
仅凭这一点，就应当把宋太祖赵匡胤列于中华民族伟大人物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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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完全有资格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延续了三百一十九年。大凡能够传承几百年的朝代，都是因为建国者吸取了前代覆亡的教训，革除弊端，广开言路，为子孙后代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那些倏忽而逝的短命朝代，都是因为建国者因循守旧、漠视民生、不听诤言，终导致灭亡。当然，也有些朝代是开国君主英明，但因为继承者昏庸至极而自取灭亡，如隋朝。
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战乱。自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唐朝覆亡到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大宋建立，短短五十多年间，中国历经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的王朝，这就是五代。五代都自称是中原正朔。什么是中原正朔？是承自尧、舜、禹，历经夏、商、周，直至秦皇、汉武、唐宗的真命天子，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正宗继承者。与五代同时，在中国的南北方先后并立着十个小王国。这些小王国为求自安，多数承认北方五代是中原正朔。简言之，五代君主们自称是皇帝，而十国中的多数也承认他们是皇帝并自贬为国主。五代十国期间，先后出现十几个政权、五十余个皇帝、国主。无论是这些朝代还是这些君主，用曹操的诗形容，都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没有长命的。
五代十国的君主们基本上是军阀出身。唐朝后期，各地藩镇坐大，军阀林立。这些地方藩镇的首领亦即节度使，手握重兵，总理本地的军、民、财大权，相互之间攻城略地，而朝廷根本无力加以约束。不仅如此，朝廷往往为了财政收入，不得不对他们低声下气。到了唐朝末年，朝廷的权威更是几近于无，于是这些军阀便公开自立为王。自立为王之后，他们又继续以一种他们擅长的方式立国、治国、亡国，那就是战争。短短的五十多年，仅大型的战争就达二十余次。战争的方式就是杀戮，既杀戮对方的士兵，也杀戮平民百姓。战争需要财赋的支撑，财赋来自何处？仍然是出自百姓。因此，那时的百姓，生不如死。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上有暴君，下有酷吏，人们崇尚的是强权，以为强权之下必有政权，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知的理解。在以中原正朔自居的五个朝代中，存在时间长的后梁是十七年，短的后汉只有四年。
就在这个时候，本可以成为另一个军阀的赵匡胤登上了历史舞台。
赵匡胤建立的大宋，继承了中原五代中第五个朝代后周的政治遗产。后周的创立者郭威本身就是一个军阀，只不过他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军阀，成为皇帝后又相当亲民、开明。
郭威的后周江山，是从后汉手中夺过来的。此前，郭威任后汉的枢密使，是后汉的建立者刘知远的亲信大将。后汉高祖刘知远在位不到一年即病亡，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隐帝。隐帝多疑，几个顾命大臣又相互猜忌，于是隐帝杀了父亲的几个旧将。当他密令亲信杀害领兵在外的郭威时，事情泄露，于是郭威起兵攻入开封，自立为帝，建立后周。
郭威在位三年去世，谥为太祖。他没有子嗣，继位者是他的内侄和养子柴荣，即后周世宗。世宗雄姿英发、年轻有为，为政、领军均有远见卓识，有一统江山、开创盛世的气魄和能力。世宗登基后曾经感叹说：“我若能在位三十年，定用十年一统江山，十年休养生息，十年致天下太平。”可惜英雄无奈，这位被视为五代时期有作为的明君在位仅五年即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虽然早逝，但世宗的雄才大略有人继承，这个继承者就是赵匡胤。
赵匡胤的生性注定他就是一个英雄。
民间曾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叫作“千里送京娘”。故事中的赵匡胤还未腾达时，年少气盛、行侠仗义，他在山西偶遇一位被人欺负的姑娘京娘，拔刀相助，并不远千里送京娘回家。
还有一个故事，它并不完全是民间传说。太祖登基后，有一次大宴群臣，席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王著在后周世宗时就担任学士。太祖见了，让人扶他出去，可是王著借着酒兴赖着不走，倚着屏风掩袂痛哭。第二天，有人奏称：“王著昨夜痛哭，是思念世宗，应当治罪。”太祖道：“王著酒徒而已，从前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何况他一介书生，为世宗哭那么一两回，又能怎么样？”还是不予置理。
还是在赵匡胤登基后，吴越国王钱俶来到开封朝见他。太祖宴请钱俶，并请了宫内歌伎伴舞。钱俶思念江南，又恐太祖将自己扣住不放甚至趁机灭了吴越国，就在席间和着琵琶声吟唱了一首词：“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太祖虽是行武出身，却明白钱俶之意。他起身抚着钱俶的背道：“朕誓不杀钱王！”随后不久送钱俶回国。临行前，钱俶表示愿意纳土为臣，太祖送钱俶一句话：“尽我一世，尽汝一世。”他并不隐讳吞并吴越之意，而且他随时都可以拿下吴越，但他要做个既快意又仗义的英雄，因此他告诉钱俶：在他们二人在世时不会打吴越国的主意。
这么一个英雄，为世宗所知遇，本来是世宗的幸运。世宗在世时，赵匡胤对世宗的忠诚也是毋庸置疑的。世宗的早逝，打乱了历史的进程，给了赵匡胤书写新历史的机会。
世宗去世一年后，发生了陈桥兵变，赵匡胤在手下将士的拥戴下，接过了八岁的后周恭帝被迫让出的皇位，建立了大宋。陈桥兵变，可以看作是一个阴谋，对于后周是一个不幸，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百姓更是一个幸运。
陈桥兵变的过程，体现了赵匡胤的与众不同，确切地说是他与五代十国的开国君主们的不同。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在京城开封城北二十多里的小驿站陈桥，将士们簇拥着赵匡胤，强行让他穿上皇帝才能穿的黄袍，使他被迫当了皇帝，至少看起来是被迫的。这就是“黄袍加身”典故的由来。
既然像是被迫当皇帝，赵匡胤在接受拥戴之前提了几个条件：“，少帝及太后都曾是我的主人，不可凌辱；第二，朝中公卿大臣都是我的比肩同事，不得施暴；第三，朝廷府库和官民之家，不可掠夺。如果你们能遵守此约，都有奖赏。如果违令，就将违者灭族。”
将士们心甘情愿接受了这些条件。
每一次的朝代更替，无不是在血雨腥风中进行的。汉、唐建立的历史自不必说，就说眼前的五代，朱温建立后梁的过程中，杀了唐昭宗和唐哀帝两个皇帝；后唐李存勖灭后梁时，是经过无数次血战，后逼死了后梁末帝；后晋的石敬瑭引契丹入室，逼后唐闵帝自杀。后晋少帝决定摆脱对契丹的依附，被契丹所灭，但契丹又无力长期占据中原，于是后汉刘知远趁机称帝建国，算是没有什么杀戮。接着是后周太祖郭威起兵反汉，杀了隐帝，又刺杀了准备登基的刘赟。
五代的每一个开国君主次进入开封时，从来都是纵容将士在城内抢掠数日，以此作为对手下的奖赏，号为“夯市”，即便是亲民如后周太祖郭威者亦是如此。
但赵匡胤没有效仿他们，所以他没有让“五代”变为“六代”，而是以和平繁盛的大宋终结了动乱的五代。
赵匡胤的伟大创举还有很多。
盛世唐朝终灭亡，是亡于拥兵自重的藩镇，藩镇的主宰者是节度使。这些藩镇掌握当地的政权、兵权、财权，他们的军队只听命于节度使而不是朝廷。
大宋建立后的一天，太祖同宰相赵普聊天。
太祖问道：“自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更替不断，战争不息、生灵涂炭，是何缘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考虑，我想息天下之兵，有什么办法？”
赵普答道：“五代问题的根源是地方的藩镇强大，君弱臣强。解决藩镇强大问题也不难，削夺其权，制其财赋，收其精兵，如此天下自然安定。”
太祖即时醒悟，道：“我明白了，你不必张扬。”
太祖首先解决藩镇兵权过重问题。他采取了两个步骤。
步，就是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太祖宴请了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他们是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太祖亲信的旧将，这些人不仅在太祖登基的陈桥兵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领兵平定了大宋立国时后周旧臣的几次叛乱，功勋卓著。手握重兵，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职务高、领兵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兵基本上只听他们的，就如太祖登基前他们只听太祖的。
酒酣之时，太祖屏退左右，叹口气道：“若非你们之力，我也当不了这皇帝。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太艰难，还不如当个节度使。我现在是朝夕不敢安眠啊！”
石守信等忙问何故，太祖道：“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个位子谁不想坐？”
这几个人一听此言，心中惶恐，离坐顿首道：“陛下为何这么说？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太祖道：“不见得。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如果你们麾下之人贪图富贵，就像当初你们以黄袍强加于我一样，也强逼你们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也不想接受，可是不接受行吗？”
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泪如雨下道：“臣等愚昧，没想到这些，请陛下哀怜，指条生路！”
太祖趁势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卸去兵权，出守大藩，多买田产，多生儿女，日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再和你们结为姻亲，这样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好事？”
石守信等人拜谢而退，次日即上表称病，请求罢去兵权。太祖如约将他们一一妥加安顿，与他们结为姻亲，既保护了功臣，又消除了藩镇割据的隐患。
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没有滥杀功臣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一个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若看长远的影响，赵匡胤更值得称道。
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开始。赵匡胤解决军队问题的第二步是让文人掌兵。
文人掌兵，体现在两个方面。，文人执掌兵权。整个宋朝三百多年间，在朝廷的军事机构枢密院担任枢密使、副使的，绝大多数时候是文人。第二，文人为帅。各地驻军的领导人是知府、知州、知军、知监，担任这些职务的基本上是文人，武人基本上只可为将。战争时期，领兵的主帅也多有文人，武将负责冲锋陷阵。
今人看待宋史，总认为武将受制于文臣是不重军事，而不重军事又是大宋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殊不知，军事的强弱，与文臣掌兵还是武臣掌兵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自古以来的军事家如孙武、孙膑、曹操、诸葛亮，有几个是行伍出身、亲自上阵的？
解决了军队的威胁之后，赵匡胤着手解决藩镇权力过大问题。他实行了中央派出制度。各地原来握有重权的节度使不再管理民政。所有的州、县以及与其级别相当的地方政府机构的主要官员，都由中央直接派出管理民政。开始时，中央还客气些，这些官员在州任长官的，称为权知州事，即暂时主持一州的事务。后来节度使完全被架空后，这些官员干脆就称为知州事，不再暂时了。在宋朝以前，州的长官或称太守，或称州牧。自宋以后，称为知州。同样，州下属的县，长官称为知县，而宋之前称为县令、县宰。这不是名称的简单不同，而是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加强。须知，至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央集权意味着政治的进步和民生的保障。
至此，赵匡胤收回藩镇的后一个权力――财权，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他在中央设置了财政机构三司衙门。三司，指的是盐铁、户、度支三部。盐铁部和户部负责征收天下之税，度支部负责财政支出。三司事宜由其长官三司使主管，三司使的职权独立于中书门下的相权和枢密院的兵权之外。在地方，则在州之上设置路级机构，任命各路的转运使负责本路各州财税的转运。
赵匡胤在宋朝初年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意义巨大。自宋朝开始往后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的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军阀拥兵自重、要挟中央、分裂国家的情况。当然，今人所知的现代民国初年是个例外。历史上文明倒退之事还是时有存在的。
赵匡胤的这些创举，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不知飘散在何处，不为今人所知。但是，如果今人还愿意怀着崇敬之心以古人为师的话，一定能够发现古人的胸怀在某些方面远胜于今人。我们可以看看宋朝的另一个光明之处。
宋朝的官场腐败是中国所有朝代中轻微的。中国历史上腐败无所不在，大宋也不可能是一块净土，但宋朝始终没有让腐败成为蛀烂官场和败坏社会风气的威胁。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民间传说，控诉宋朝腐败、贪官遍地的记载和言论远较其他朝代为少。为什么？
因为宋朝有一套由赵匡胤建立，历经太宗、真宗、仁宗几朝完善的监察制度。
这套监察制度有什么高明之处，能让官场腐败几无生存空间？
因为监察无所不在。宋朝有完善的专职监察系统。
谏官负责向皇帝进谏，御史台负责监察包括宰执大臣在内的朝中百官，这是中央一级的专职监察系统。实际上，台谏官既可以向皇帝进谏，也可以监察百官，并无明确的限制。御史台官员由皇帝直接挑选，或从近臣推荐的人选中挑选任命，宰相无权任命，甚至没有推荐的权力。当然，后来也出现过宰相推荐御史台官员的情况，事实证明这种破坏制度的做法会造成恶果。
地方有专职的监察官员。各路转运使不仅负责本路的财赋转运，还负责对本路各州、县官员的监察，因此各地转运司又称作监司。
各府、州、军、监的主官负责本府州军监的监察，而主官本人则接受副手的监察。如知州的副手是通判，通判别称“监州”，监督主官是他的首要职责。本州的公文，即使知州签署了，但如果没有通判的副署是无效的。
无论是朝中还是地方，上下级之间都可以监察。转运使监察州县官的同时，也受朝中台谏官和地方州县官的监察，州县官也是如此。
为什么一千年前的官员们敢于对上、对下实行监察？
是因为有合理的监察制度，加上已经延续几千年的道德觉悟造就的独立人格。
什么是合理的监察制度？是监察者和被监察者之间相互不受制约。宋朝的路、州、县官，以及他们的幕僚官员，不存在上级任命下级的权力。所有这些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并不在于中央把持一切，而在于对这些官员的任命权掌握在他们之外的第三方手上，而非简单的上级任命下级。
如果将宋朝的官员们看作一个整体，将他们同历朝历代的官员相比较，可以说他们的独立人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类似唐朝谏臣魏徵那样为追求真理、正义、道德、忠诚而对皇帝犯颜直谏，在宋朝比比皆是。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想任命大将符彦卿掌握兵权，宰相赵普不同意。赵普认为符彦卿权位已重，不宜再委以兵权，免生后患。符彦卿是后周世宗和宋太祖的亲信大将，他有两位女儿，一位是周世宗的皇后，一位是后来成为大宋第二任皇帝的宋太宗赵光义的皇后。太祖说服不了赵普，即命令枢密院草拟任命公文。公文还未下达，被赵普拦住。他怀揣公文，求见太祖。太祖问道：“你为何苦疑彦卿？我对彦卿至厚，他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之事？”赵普反问道：“世宗对陛下也是至厚，陛下何以做了对不起世宗的事？”
范仲淹因废后谏诤风波被贬时，一位低级官员——将作监丞富弼，上疏痛斥仁宗：“陛下纵容私愤藐视公理，是取笑四方；因色欲之心废黜皇后却不告宗庙，是不敬父母！范仲淹是陛下亲自任命担任司谏的，陛下还多次宣谕范仲淹要直言不讳。可是范仲淹今天按照陛下的要求对陛下的过错加以规谏，陛下却降责于他，这不是对他的欺骗和陷害吗？”
无论是赵普还是富弼，都没有受到皇帝的任何责罚。这种现象，在宋朝不是新奇事，在其他朝代却几乎可以成为奇迹。
当然，独立人格是需要培养的。它需要君主的宽宏大量，也需要士大夫们的觉醒。
在宋朝，君主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宽宏大量了。这时候更为需要的，是士大夫们的自我觉醒。他们是否愿意追求独立的人格、树立自觉的责任意识，还是追求或满足于高官厚禄，为此不惜趋炎附势、倾轧他人，甚至残害忠良？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仅过去，今天和将来都是如此。统治阶层是否宽宏大量，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官员阶层具有哪种追求，都将深刻影响一个时代的整个社会风气，并体现于的统治阶层到底层的平民中。
6
有句老话，叫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什么历史与什么历史相似？与过去相似还是与现在相似？与别人相似还是与自己相似？也许只有这句老话的创造者自己知道。
直到仁宗景祐年间，五代时期士大夫们因循苟且、无视气节之风，还继续飘荡在建国已七十多年的大宋朝上空。
唐末以来，强权横行。绝大多数当权者只知道枪杆能打出政权，却不知道知识才能保住政权。他们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传统，不尊重民生。强权压弯了社会的脊梁。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士风沉沦，士人的道德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面对社会的严重被破坏、百姓的极度苦难，几乎找不出一个振臂高呼、痛斥现状的士人，更不要说敢于同现实对抗了。
社会政治的黑暗，让士人形成了病态的社会心理。他们要么隐居以避祸，要么混世以度日。举目世间，没有一丝气节。什么真理、正义，忠君、报国，与他们全不相干。多年后欧阳修重修五代史时曾做过统计，他说五代时期有气节的人物是“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却没有一个“全节死义”、为君主而死的士大夫。有那么一个读书人叫冯道，历经四个朝代，都是担任宰相。当契丹消灭后晋时，身为后晋宰相的冯道竟然谄媚奉承契丹国主：“此时的百姓，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后人叹道：“世间一点羞耻心，至冯道灭尽！”
什么是气节？气节就是敢于为了真理、正义、道德、忠诚挺身而出，无所畏惧。人若是到了无所畏惧的境界，就能够义无反顾地去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在崔少微看来，五代遗风，至今未灭。“我大宋自太祖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是旷古未有的开明之事。然而放眼望去，士大夫间有德有能者又有几人？”
范仲淹并不完全赞同崔少微之见。“我朝自太祖开创基业后，以文为贵，尊崇士人，士风为之一变。天下士子都知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圣人教诲，人思进取，名臣辈出，因此不可谓无人。”
“诚如希文所言，人人皆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然而修成了仁德却只知明哲保身，不知竭忠尽瘁，如此仁德又有何用！老夫举一事例，当见如今士风依旧。”
“愿闻其详！”
崔少微没有开门见山，而是反问了一句：“以希文所见，自太祖以来至今四朝的宰执大臣中，哪位大臣功勋为卓著？”
“自然是寇莱公！”寇莱公即真宗朝的宰相寇准。他于真宗天禧四年在宰相任上被真宗皇帝封爵莱国公。“寇莱公于国家危难之时，左右真宗皇帝亲征，是为大忠。挽狂澜于既倒，使万民免遭水火，是为厚德。其功业勋绩，无人可及！”
“希文独具卓识。”崔少微道，“莱公功勋卓著，却两次无端遭谗言被贬，却是为何？莱公被贬之时，可有人挺身而出为莱公仗义执言？”
范仲淹默然无语。他无法回答。
崔少微说的是一个人，也是一段历史。这个人和这段历史让人心潮澎湃，也让人扼腕叹息。
三十年前，在建国四十四年后宋朝第三个皇帝真宗秉政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大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个可能亡国的危机。是寇准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国家。
危机缘于一片战略要地。宋朝失去了这片战略要地，使得它自立国之日起就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这种被动一直持续到钦宗靖康二年（1127），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南宋是靠着长江天险才保住了半壁江山，将大宋再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
这片战略要地就是燕云十六州，但它们不是大宋失去的。早在大宋建立前二十二年的后晋天福三年（938），中原就失去了这片要地。当时的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唐，向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国求助。辽国出兵帮助石敬瑭灭了后唐，辽太宗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尊比自己小十岁的辽太宗为父，并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燕云十六州是长城以南十六个州的统称。这十六个州是：幽州、顺州、儒州、檀州、蓟州、涿州、瀛州、莫州、新州、妫州、武州、蔚州、应州、寰州、朔州、云州。燕云十六州之所以在历史上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是一对欢喜冤家，它们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在同中原的抗衡中，北方游牧民族几经变迁。秦汉时有匈奴，两晋时是“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唐朝有突厥、回鹘、契丹等族。唐末至五代十国，突厥的沙陀部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角。沙陀人李存勖、石敬瑭和刘知远分别建立了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和后汉三个朝代。
几千年来，中原总爱将北方游牧民族称为狄、戎、虏等，把它们看作野蛮的部族。其实，许多北方民族曾经也是中原一族，只不过在中原民族的纷争中落败而北徙，以寻找更宽松的生存环境；中原的许多王朝也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或它们的后代建立的。中华文明的产生，不是中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抑制和沙汰，而是相互之间的交融和互补。
但是，文化、经济等方面互补互利的同时，中原始终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威胁，因为二者的生存方式不同。中原以农耕为主，守土保家是他们的本能需求；北方民族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水草丰茂之地就是他们的家园，因而争抢资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中原农耕式的安居乐业不断地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在几千年的互动中，中原始终是防御者，北方民族始终是进攻者。
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攻守争战中，重要的一个军力因素是骑兵。北方民族的生存方式，造就了强大无比的骑兵，并将这一优势保持了两三千年。防住骑兵，基本上就挡住了北方的威胁；防不住骑兵，中原王朝即便拥有几十万军队，也极有可能灭亡于只有区区数万铁骑的北方民族之手，这几乎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至于非骑兵作战，中原民族完全可以充当北方民族的老师。
防范北方骑兵威胁的屏障是什么？是伟大的长城。只要北方骑兵越不过长城，中原大地就安然无恙。
可惜，石敬瑭将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出卖了。契丹得到了燕云十六州，自然也就拥有了修筑于它们之间的那一段长城，契丹南下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仅如此，燕云十六州的广大腹地，成为契丹军队尤其是骑兵给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些条件，北方民族南下横扫中原多数时候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失去燕云十六州，让后晋之后的中原王朝如鲠在喉。宋朝立国前的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决心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亲自率领大军北伐。在攻占瀛州、莫州、宁州后，后周世宗准备大举进攻幽州。就在此时，后周世宗突患重病，不得已下令退兵。退兵不久，后周世宗即病逝于京城开封。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后灭掉南方的荆南、楚、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剩下的由陈洪进割据的福建泉、漳二州和钱氏的吴越国也已俯首听命，只待大宋收回。
而北方的割据政权，只剩下一个北汉。太祖并不把北汉放在眼里。他心目中的敌手是契丹，他的底线是收复燕云十六州。
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也体现了太祖的雄才大略。他打算先礼后兵。
所谓的礼，就是向契丹赎回燕云十六州。太祖建立了一个小金库，称为“封桩库”。封桩是储备之意。他将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后获得的金帛财产运至京师，全都存放在封桩库里，此后每年的国家财政节余也都存入此库。建立封桩库的目的是什么？太祖的打算是：“待此库积满三五十万，就遣使到契丹商量赎回幽蓟之地。如其不可，就用此库金帛招募勇士，攻取幽蓟数州之地！”
但是，太祖也是壮志未酬，他在盛年四十九岁时突然去世。死前的那一夜，只有他的二弟晋王赵光义陪着他，殿外的宦官们听到、看到的是他们高声谈论中的“烛影斧声”。烛光下，赵光义几次趋拜后，太祖用玉斧拄地，大声说道：“好做！好做！”赵光义出宫后，皇后凌晨接报：皇帝驾崩。皇后当即派宦官接皇长子德昭进宫，可是宦官接来的却是晋王赵光义。终的结果是赵光义登基，并称“兄终弟及”，让他接位是太祖和他的母亲杜太后生前就钦定的。赵光义就是太宗皇帝。太祖之死和太宗继位成为千古之谜。
太祖去世，使得后周世宗以来中原与契丹抗衡的能力也随之消失。
太祖乾德二年（964）和开宝二年（969），宋军两次与契丹军正面交锋，都是宋军大胜。太祖用兵谨慎，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并没有因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而轻率地与契丹开战。
而太宗登基后，两次亲征契丹，结果是两战两败。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亲自带兵北伐五代十国后一个地方政权北汉。在宋朝重兵围困下，北汉国主刘继元开城投降，太宗消灭北汉的同时还得到了北汉的勇将杨业。这时，太宗自信心极度膨胀，挟胜利之师北攻契丹。
一开始，战事十分顺利。宋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到契丹国的南京幽州。太宗驻跸城南，亲自指挥，准备一举攻下幽州城。
两军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展开决战。在同时展开的几个战场上，胜负的天平随风摇摆，但终倾向了契丹。宋军全线败退，将士们四散逃亡，连自己的君主都无心保护。太宗是靠着一辆驴车只身逃回，军中一度还流传说太宗已经遇难。
将还是太祖留下的将，兵也还是太祖留下的兵，可惜太祖已逝，太宗不是太祖。
雍熙三年（986）春天，宋太宗又一次亲征，分兵三路北伐契丹，史称“雍熙北伐”。此时的大辽处于它的第二个鼎盛时期，辽国杰出的女性萧太后带领辽圣宗耶律隆绪亲征，迎战宋太宗。
战事似乎在重复上一次的对决过程。战争初期，宋军连战皆捷，并攻克了涿州、朔州、应州、云州。但是，太祖时的名将曹彬率领的东路军主力在退出涿州时被击溃，数万宋军或被杀，或渡拒马河时溺死，或被俘。如此耻辱之败，真让太祖在天之灵为之叹息！
西路宋军本来基本上可以全身而退，但由于主帅与监军不采纳副帅杨业扼守要害之地以保护百姓的建议，强令杨业正面与敌军交锋，导致杨业兵败被俘。杨业的一生颇为悲壮。他在北汉时，北汉虽然依附契丹，但双方也时有交战，而杨业在与契丹军队的交战中是常胜将军，契丹人称他为“杨无敌”。宋太宗灭北汉时，杨业拒不投降，后是北汉国主刘继元亲笔致信杨业劝其放弃抵抗，使他不得已投降宋朝。降宋之后，杨业对大宋又是忠心耿耿，在太宗次北伐失败后，他几次与契丹军队作战都取得胜利。可惜一代名将为自己人所误，被俘后在敌营绝食三日而死。
至此，雍熙北伐也以惨败告终。
太宗两败，是战略之败。它让大宋无论是君臣还是平民百姓，都将契丹视作难以战胜的虎狼，整个大宋在心理上已经处于下风。自此以后，大宋在北方一线基本上陷入被动防御的态势。
宋朝君臣的噩梦仅仅是开始。契丹两次大胜，增强了自信心，自此及时调整了先前防御为主的对宋战略，主动南攻。
还是雍熙三年，十一月，萧太后与辽圣宗统率辽军进兵河北，在君子馆全歼宋军数万人。史书记载，“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恐辽之心已成重疾。
到了真宗咸平二年（999）秋，辽军再次入侵河北。坐守河北重镇定州的宋军主将傅潜统率八万精兵却不敢出战，致使辽军在瀛州消灭大将康保裔率领的宋军，康保裔战死。
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朝派骑兵数万在望都再次歼灭一支宋军，并生擒宋军主将。
后，宋辽双方迎来了又一次生死之战。确切地说，是决定大宋生死而不是大辽生死的战争。这时已是真宗景德元年。
这一年九月，辽国萧太后再次携辽圣宗耶律隆绪亲征。此次南下，明显可以看出辽国之志已不在于边界交锋的胜负得失。
辽国南下，号称目的只是收复瓦桥关。
瓦桥关是宋朝北部的边防要塞三关之一。三关，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三关即为契丹所占。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北征时，收复了三关和瀛、莫、宁等州，并在瓦桥关筑雄州城。
但实际上，收复瓦桥关只是一个幌子。
辽军自九月出征，经闰九月、十月到十一月下旬兵临黄河边的澶州城下，辽军在大宋的河北境内辗转纵横了三个月。其间辽军先是进犯河北的威虏军、顺安军及北平寨，均被宋军击退。转而进攻保州，也被宋军小挫。闰九月下旬，辽军转攻定州，因宋军防御严密，又引兵而去。辽军一部再攻黄河以东岢岚军的草城川，被击溃。十月末，辽军主力南下围瀛州城。瀛州是后周世宗北伐时收回的燕云十六州之一。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督战攻城，十余日未能攻克，辽军反倒死伤不少人，辽军只好无功离去。
到目前为止，辽军基本上一无所获。究其原因，是宋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这就是以城防为主，不轻易以主力决胜。此外，宋军的谍者斥候侦察得力，多数时候能够提前侦知辽军动向和意图，使得各地能够提前将兵民撤入城内打防御战，疲劳敌师，耗其给养。
显然，辽军不太计较是否攻陷河北的一城一地。虽然久战无功，辽军却是边打边走，一路南下。十一月下旬，辽军分兵攻击德清军和天雄军。宋军力战，保住了天雄军，但德清军失守。德清位于澶州以北约四十里地，攻克德清，是辽军到目前为止的战绩。
攻陷德清当天，辽军主力兵移澶州城下。双方迎来了大对决，但是对决的方式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因为它并不太激烈。
澶州在宋朝京城开封以北约三百里，自西向东穿城而过的黄河将其分为南北二城。此地位于濮水之北，在战国时期就取名濮阳，因此在历史上濮阳之名更盛于澶州。
澶州的历史沧桑是华夏民族延绵发展的一个缩影。黄帝与蚩尤曾大战于此，颛顼和帝喾曾以此为都城，故此地古时又称帝丘。它是夏朝的文化中心，是商朝的陪都，在周朝时期它作为卫国国都的历史长达300多年。秦汉时期，濮阳文化昌盛、人才荟萃、经济发达，并一度是汉朝人口密集的地区之一。
但是，汉朝灭亡后的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一带却是战乱频仍。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朝代以洛阳为国都。开封以北，天然屏障是黄河，而澶州跨黄河而建城，黄河从城中穿过。大凡这种地方，必定是渡河的地点，何况渡过黄河后往南是一马平川，可以直抵开封。
谁也没想到萧太后和辽圣宗会率辽军主力南下深入到澶州边上。宋朝君臣大为震惊，何去何从，分成了两派。
一派主张皇帝南幸避开辽军锋芒。南幸就是光临南方，是粉饰之词，其实就是南逃。这一派势力很大。
另一派主张皇帝北上亲征，这一派人占少数，代表人物是寇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史书关于“澶渊之盟”的记载，几乎是围绕着寇准来写的。
皇帝北上亲征并不是此时的决策。早在九月中旬，就有皇帝亲征之议。
九月十六日，真宗就对辅臣们说道：“连日接边关奏报，契丹决意南侵。我军已在河北布下重兵，敌军必定不敢轻视。朕要亲征决胜，卿等商议一下朕何时进发。”
当时，围绕皇帝亲征之事，大臣们也是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缓征，一种意见是急征。持缓征意见的主要是首相毕士安和枢密使王继英，他们认为皇帝可以亲征，但何时亲征视战事进展而定。从战与逃的角度看，他们是寇准的支持者。持急征意见的似乎只有一人，不用说此人必定是寇准了，他当时担任次相刚刚一个月。寇准认为，辽国萧太后和圣宗亲自率军入寇，皇帝亲征应当越早越好，以利于鼓舞士气。
辅臣们意见不一，使亲征事无法确定。真宗于是让辅臣们各述己见上报。
就在这时，辅臣中出现了南幸逃跑派。他们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参知政事是副宰相，签书枢密院事是枢密使的副手之一。
王钦若是什么样的人？十五年后，仁宗皇帝曾对宰相王曾说道：“王钦若久在政府，但细看他的所作所为，真是奸邪啊！”元朝宰相脱脱主编的《宋史》虽然没有将王钦若列入奸臣传，但对王钦若的生平叙述和评价近乎描述一个奸臣。
陈尧叟作为皇帝辅臣，对历史的贡献不大。他为知名的一点是他的家庭。陈尧叟兄弟三人，他是长兄，两个弟弟是陈尧佐、陈尧咨。陈氏三兄弟及父亲一门四进士，并且同朝为臣，世所罕见，这还不足为奇。陈尧叟、陈尧佐兄弟二人都官至宰执。陈尧叟在真宗朝当到同平章事、枢密使，也就是宰相级的枢密使，陈尧佐在后来的仁宗朝担任宰相。次的三弟陈尧咨，也曾任士人心目中文坛地位的翰林学士。虽然已是国家大臣，但陈尧叟的治国能力似乎不及他的文学之才。
王钦若是江南人，因此他私下向真宗建议南幸金陵。陈尧叟是蜀人，因此他也私下向真宗建议南幸成都。
真宗听了二人之语，心中犹豫，于是召见寇准，征询他对南幸的意见。真宗没有告诉寇准建议来自何人，但是寇准一听就明白这必然是王钦若和陈尧叟的主意。他佯作不知，对真宗说道：“不知是谁为陛下出此下策？应当立即将他斩首！”王、陈二人在一旁听了心惊肉跳。寇准继续说道：“如今天子神武，将帅和谐，如果皇帝亲征，辽军必然远遁而去。怎么能丢弃祖宗的宗庙和社稷而南逃呢？”
听罢寇准一席话，真宗有所醒悟。但寇准自此得罪了王钦若和陈尧叟。
十一月二十日，真宗起驾北赴澶州，正式亲征。此时，辽军还在准备围攻天雄军和德清军。
真宗起驾前，司天监报告：白日抱珥，黄气充塞。太阳出现了黄色的光晕，这一天象的征兆是不战而退敌兵，有和解的气象。对今人而言，这有点神奇，但这确实是史书所言。
两天后，车驾抵达韦城县。
但又出问题了。
朝廷此前召集在河北前线的三路重兵回防澶州，但兵马迟迟未到。这时群臣中有人悄悄地向真宗重提王钦若南幸金陵的建议。真宗又开始迷糊了。他召寇准进见。寇准来到行营，还未进门，就听见有几位真宗的后宫嫔御问真宗：“群臣想让官家去哪儿啊？还不赶紧回京师！”
寇准一进门，真宗就问道：“如果南幸会怎么样？”
寇准道：“群臣中有的人怯懦无知，与乡野村妇没有什么两样。如今敌寇已经逼近，四方军民人心不安，陛下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
见真宗没什么反应，寇准又道：“河北前线的将士日夜盼望陛下。陛下一到，士气百倍。如果退回半步，形势将土崩瓦解！到那时，恐怕连金陵都到不了！”
道理已说得再透彻不过了，但真宗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寇准叹了口气，告退出来。
出得门来，只见一位老将军执梃趋前施礼。寇准抬头一看，是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七十岁的高琼是历经太祖、太宗两朝的老将，没读过什么书，但凭自己的勇武和忠诚成为三大禁军主将之一的殿前都指挥使。
寇准回礼毕，心中一动。他看到希望了。
寇准对高琼道：“太尉受国恩深重，今天能够为此报国吗？”太尉是当时对领兵的高级将领的尊称。
高琼答道：“高琼是武人，愿意为国效死！”
寇准于是重新回去晋见真宗，高琼跟随其后，立于庭下。寇准对真宗又说了一番道理，然后说道：“陛下不相信臣的话，何不问问高琼？”
高琼在庭下回应，声如洪钟：“寇相公所言极是！随驾军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绝不肯抛弃自己的亲人而南行。如果真要南行，他们绝大多数都将半路逃亡！希望陛下尽早到达澶州，有臣等效死，破敌不难！”
寇准抱着后一线希望说道：“陛下，机不可失啊！”
或许是明白了，或许是被感染了，真宗再一次下定了决心。
二十四日一早，车驾继续北行。因为天冷，宦官请真宗穿上貂裘帽，真宗拒绝了。“群臣和将士们都在忍受寒苦，朕怎么能独自享受呢？”真宗清醒时，确实圣明。
几乎同时，辽军主力在萧太后和圣宗带领下抵达澶州城北。
宋军早已严阵以待。辽军一到，即兵分三面环绕宋军。随后辽军先锋部队从西北角突进，宋军则以劲弩遏制。这时，宋军的一个低级军官创造了他自己的历史。
这个低级军官名叫张瑰，他负责施放床子驽。床子驽是一种用几张弓同时发力射出的箭，射程可达数千尺。在辽军前锋部队的千军万马之中，张瑰看见了一面与众不同的旗帜，旗帜前一位辽军大将立马督战。张瑰于是向他连发数箭。片刻工夫，只见一支圆形铁球状的箭头从天而降，正好击中了这位辽军大将的额头。辽军顿时一片大乱，数百名军兵拥上前去，冒着箭雨将这位受伤的大将抢了回去。
当时张瑰并不知道，他射中的是辽军的统军元帅、顺国王萧挞览——正是他在十八年前擒获了宋军大将杨业。这位辽国名将为了在萧太后和圣宗面前展现他的英勇，自充前锋冲在一线征战。他的死，让辽军士气严重受挫。
不光张瑰不知道，连当晚驻跸卫南县的真宗和大臣们当时也都不知道。
二十六日，真宗抵达澶州。到了澶州，就算是到达亲征的目的地了，于是真宗打算在南城建立行宫，但被寇准拦住了。“陛下不过河，会让将士们心怀危机，也无法震慑敌军。如此，亲征没有意义。如今我军从各方赶来救援，陛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高琼在一旁也极力劝说：“陛下如果不到北城，百姓如丧考妣！”如丧考妣就是如同父母双亡的意思。高琼是武人，用词不当，却很实在。
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呵斥道：“高琼岂可如此无礼！”枢密院是军事机构，因此冯拯是高琼的上司。
高琼大怒，对冯拯说道：“你以文章而入两府、任宰执，如今敌军蜂拥而至，你只会斥责高琼无礼。你若有能耐，请赋诗一首退敌吧！”
说罢，高琼一挥手，命令卫士进辇。真宗为一相一将所迫，只好随从坐上辇车。
一条浮桥将澶州南北两城连接起来。到了浮桥边，辇车又停了下来。高琼一急，以手中挝敲向辇夫的背道：“还不快走！已走到这个地步，还有何犹豫！”
真宗听见，忙命辇夫继续前行。
北城终于到了。真宗的御辇登上了北门城楼。
从北门城楼上居高临下向前方望去，只见千军万马分成两个阵营对峙着。除了战旗猎猎，对垒的两军静寂无声。
猛然间，宋军阵内欢声雷动！
将士们回身看见了城门楼上的黄龙旗。他们知道，自己为之献身的、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皇帝就在身后，就在那座城门楼上！“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响彻云霄。而辽军阵内则出现了阵阵骚动。
真宗做了此生正确的一个选择。
此后，宋辽两军陷入了僵持局面。
宋军并没有主动开展大规模的进攻，因为需要等待河北、河东等地的军队赶到澶州。辽军也没有再主动进攻，因为他们在士气上已经处于下风，一则因为宋真宗亲征鼓舞了对方的士气，二则因为统军元帅萧挞览的阵亡。实际上，萧太后和辽圣宗已经意识到一个更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僵持下去辽军将可能面临一条不归之路。他们深入宋境，后勤给养一旦被切断，全军将溃散。
接下来的几天里，真宗在行营里做着两件事。
一件事是不断地保持自己好不容易鼓起的信心和勇气。
如今大局主要靠寇准主持，但宋军到底能否取胜，真宗心里实在没有把握。他不断地派内侍悄悄去察看寇准在干什么。内侍回报，或是“寇相公酣睡未醒”，或是“相公正让厨房做鱼羹呢”，或是“相公正与杨亿学士下棋”，或是“寇准正与宾客饮酒喧哗”。真宗每次听罢都自我安慰道：“寇准如此心安，必定是胸有成竹，我还有什么忧愁呢？”
另一件事，就是考虑契丹求和的事情。
契丹主动求和了。在真宗抵达澶州之前，契丹就已经遣使主动表达和好之意，但却是边打边谈。如今真宗驻跸澶州，宋军整体上已占上风，萧太后和辽圣宗加紧了求和的步伐，几次派遣使节面见真宗，还催促宋朝遣使来见辽主。
十二月初一日，辽军主动撤离澶州。同日，契丹第二个使臣面谒真宗，递上了契丹国主致真宗的书信。书信中提出和好之意，但要求大宋归还辽国关南旧地，也就是当初后周世宗收回的瀛州、莫州、宁州和三关之地。
如何答复？
几乎所有辅臣的意见是：，可以同意双方和好；第二，不同意将关南归还契丹；第三，可以每年赠给契丹一定的金帛，以示宋朝和好的诚意。
但是寇准不赞成。为什么？辽军离国日久，军心不稳，而如今我军士气高涨，援兵源源不断地赶来。这是与契丹决战的大好时机，我军必操胜券。
接着，真宗君臣们又获知了萧挞览阵亡的消息。寇准因此更加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趁此机会消灭契丹的这一支精锐部队，将永远消除大宋的隐患！
可是真宗已经知足了。几十年的战争，好不容易让契丹主动求和，也是机不可失啊。他怕失去与契丹和好的机会，更怕再次兵戎相见带来的风险。
寇准不再坚持，不仅因为真宗有意与契丹和好，还因为群臣中出现了一些传言。
“为何事事都需要寇准过问？陛下不能做主吗？”
这种传言让寇准害怕。
寇准本是无所畏惧的人。当年寇准还只是六品的员外郎时，有一次进谏太宗，让太宗很不高兴。太宗拂袖而起打算回宫，寇准扯着太宗的衣襟不让他走，逼得太宗只好回身坐下，接受了寇准的意见。
这一次，寇准沉默了。他确实左右了真宗太多的事。
使臣们继续在双方的君主间穿梭着。契丹基本接受了真宗提出的以金帛换土地的原则，不再坚持要求归还关南之地。
后，大宋的使臣再一次赴契丹营内谈判，谈判的焦点是每年大宋赠送给契丹的金帛之数。临走前，真宗嘱咐使臣：“实在不得已，每年一百万两银子也可以吧。”
有道是“时势造英雄”，宋朝的这个使臣应验了这句话。使臣名叫曹利用，这次随驾亲征前，还只是个殿直，即正九品的没有实职的低级武官。契丹求和之初，大宋没有人敢赴辽军营中谈判，曹利用主动请缨，出色完成了使命。后来，他官至枢密使。
曹利用从行营出来，寇准派人叫住了他。
寇准道：“虽然陛下已有旨意说许给契丹的金帛数可以在百万之内，但是你去谈判，许诺的金帛之数不许超过三十万，超过此数你不要来见我，否则我会斩了你的头！”
曹利用汗流浃背，股栗而去。
谈判回来，曹利用片刻不敢耽误，来见真宗。恰逢真宗用饭，曹利用在外面等候。
真宗心急，让内侍出来问谈判结果。曹利用对内侍道：“此事机密，只能面奏陛下。”
真宗让内侍再问：“说个大概也可。”曹利用还是不说，被逼急了，以三个手指头贴面示意了一下。
内侍将曹利用的比画回奏真宗，真宗失声道：“三百万！太多了！”想了想，又道：“能了结此事，也就算了吧！”
行营不比京城宫殿，墙薄屋浅，真宗之语曹利用听得一清二楚，但又不敢造次禀奏。用饭完毕，真宗迫不及待地召曹利用进来，要问个究竟。曹利用还多礼，不断自称死罪，道：“臣许诺得太多了！”真宗急道：“到底多少啊？”曹利用终于回答：“三十万。”真宗听罢，真是大喜过望！事后，他将曹利用直接提拔为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东上阁门使是正六品武官，忠州刺史是从五品虚衔。
宋、辽于景德元年十二月签订的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澶渊即澶州，此地古为澶渊郡。
澶渊之盟的基本内容是：宋辽结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大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这是双方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但细究起来，心境各不相同。
契丹南侵所期望的目的可作三等分析。目标，是在黄河以南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取得领土或相应的回报；第二目标，是收回关南旧地；第三目标，是一无所获，但全身而退。
宋朝对战争后果的预期也可作三等分析。维持战争前的状态是好的结果；其次，是失去关南；糟糕的结果是被穿透黄河防线，果真如此，后果将难以预料。
而澶渊之盟对于契丹而言，得到的结果是次于第二目标、优于第三目标，但这已属万幸。萧挞览阵亡和真宗亲征后，胜负的天平已经倾向于宋军。宋军只要守住澶州，再集结重兵半路邀击，击溃辽军的可能性相当大。辽国的这一支倾巢出动的精锐部队一旦被消灭，那它离亡国或许不远了。因此，盟约签订后，契丹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要求，那就是：退兵时，宋朝沿路军队不可半路拦截。宋真宗十分干脆地满足了契丹的要求。
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的确使自己在战略上取得了的预期，失去的只是每年三十万两的钱帛，占宋朝全年财政收入还不到百分之一。这在近十余年对契丹占下风的情况下已是求之不得之美事，因此君臣上下都是心满意足。可惜的是，大宋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机会。当然，这不是真宗和群臣的有心之过。除了寇准，所有其他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不敢意识到这一点。其实，贤能与否就是见识深浅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澶渊之盟对于宋朝仍然是有利的。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没有再发生战争，双方和平共处了一百一十多年，直到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糊涂透顶的徽宗帮助野心勃勃的金国灭掉了忠实遵守澶渊盟约、不再借助燕云十六州之利侵犯大宋的兄弟之国大辽，从而也帮助金国灭掉了北宋自己。
真宗自己心里有数。没有寇准，他或许此时还在金陵或成都，为中原大地的沦陷而忧惧。寇准的忠诚与率直、见识与胆魄让他从此肃然起敬。他要表彰寇准。
回到京城不久，首相因病去职，真宗任命寇准接任首相。
每次朝政结束，寇准告退后，真宗都会满怀崇敬地目送他离去。此时，真宗对寇准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寇准也完全有理由受到真宗的信任。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谁若能力挽狂澜，使国家彻底摆脱危机，那么他不是应当受到爱戴的吗？
但是，左右皇帝的意志，即便是为了国家，也要有极大的勇气，要冒极大的风险。这一点，谁都知道。有些人在权衡利弊之后，会选择放弃勇气、避开风险，而有些人则选择了义无反顾地前进。什么是责任意识？国家、社会、家庭、个人有需要时，应当坚持而不坚持、应当放弃而不放弃，这是不负责任的意识。反之，就是有责任意识。如果人人或者大多数人都有责任意识，那么国家必然兴盛。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几个人甚至看不到有谁能够勇于担负责任，那么国家只有衰微乃至灭亡这一个结局。
7
寇准随后的遭遇是检验士风的一个标尺。
他的遭遇简而言之，就是因谗言而两次被贬，终死于离京城几千里之外的贬所。
次被贬是因为王钦若的谗言。
在一次下朝后，真宗又是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抓住一个机会进行了成功的离间。王钦若在澶渊之盟后被解除参知政事的职务，与著名才子杨亿一起负责编撰后来享誉史学界的史书《册府元龟》。编撰过程中，凡是真宗称赞的部分，王钦若都想方设法让真宗以为是自己编写的；凡是真宗不满之处，他都想方设法让真宗以为是杨亿编写的。通过类似手段，他逐步恢复了真宗对他的信任。真宗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职位，即资政殿大学士，使他排名在士林中众望所归的翰林学士之上。
王钦若明知故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在澶州之战中有安定社稷之功吗？”
真宗觉得他问得奇怪，答道：“是啊！”
王钦若道：“臣不以为然。澶州之战，寇准让陛下冒着危险亲征，这是用陛下做他个人功业的赌注。陛下以万乘之尊被迫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这是自古以来有道明君都不愿接受的耻辱之盟。寇准哪有什么安定社稷之功呢？”
真宗听罢，如同一盆冷水迎头浇来，所有的成就感烟消云散。从此，真宗郁结着一个巨大的心病，伴随着他略显荒唐的后半生。
半年后，真宗找了个小错，把寇准贬出京城。这一贬就是八年。
靠着真宗朝著名贤相王旦的不断推荐，寇准于大中祥符七年又回到朝中，担任枢密使。但因与朝中主要臣僚们气味不相投，仅仅十个月又被免职。
再过了四年，寇准迎来了人生的后一次辉煌，随后也遭遇了后一次悲惨的陷害。
真宗天禧三年（1019）六月，寇准再次进京，取代王钦若担任宰相。他能第三次复出，是王旦又一次鼎力相助的结果。王旦病重，真宗命人将他抬进宫中，问他谁可以接任宰相，王旦不答。真宗点了几个名臣的名字，王旦还是不回答。真宗说道：“以卿之意有谁合适，请尽管说。”王旦答道：“臣愚昧，只知道寇准可任宰相。”真宗不乐，许久说道：“寇准过于刚愎褊狭了。除他之外还有人吗？”王旦道：“除了寇准，臣不知道还有谁。”王旦去世一年后，寇准复相。当然，寇准能够再次回来，与他自己的妥协也有关系。他迎合了真宗的期待，向真宗呈上了一封伪造的天书，为真宗歌功颂德。
寇准这次的对头是时任参知政事的丁谓。
丁谓其实是靠寇准的识拔、推荐，才逐步进入大宋的权力中心的。寇准对他的识拔、推荐，起初还不为一些大臣所认可。早年，寇准曾经向名相李沆推荐丁谓，但李沆对丁谓却没有好感：“观其为人，不可让他位居人上。”寇准道：“丁谓如此人才，岂能让他始终位居人下？”李沆道：“他日后悔，当思我言。”李沆显然比寇准有知人之明。
对于寇准的识拔，丁谓一开始也是十分感恩戴德，平时对寇准敬重有加。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恩德是无法将正邪融为一体的，他们迟早会有反目成仇的一天。
某一天的中午，宰执们一起堂食，即在中书省的食堂用餐。寇准不小心将汤羹洒在了胡须上。丁谓见了，连忙起身替寇准拂拭。寇准一抬手拦住丁谓道：“参政是国家大臣，岂能为长官拂须？”今人将阿谀奉承称为“溜须”，即源于此。当时在座的都是皇帝的重臣，丁谓满面羞惭，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
丁谓一旦恨上了谁，就必欲置之死地才心甘。即便是王钦若这类与丁谓一样奸猾、曾经互相利用之人，一旦得罪了他，他也是毫不手软。
天禧四年，真宗病重，无法处理朝政，国家大事实际上由皇后刘娥处理。寇准在一次单独晋见真宗时建议让太子赵祯监国处理日常朝政，真宗同意了。
太子监国，就是太子当政。太子当政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首先是刘皇后，她不愿意交出手中之权。翰林学士钱惟演本就是刘后之兄刘美的妻父，其利益所在一目了然。不仅如此，他前一阵见丁谓受宠，还与丁谓结成了儿女亲家。曹利用是武人出身，因澶渊之战前出使谈判出色而飞升。曹利用如今已经身为枢密使，但却始终难以赢得寇准的尊重，寇准常常以轻蔑的口吻对他说：“你是武人，岂识国家大体？”不尊重他人是寇准的毛病，而对曹利用的不尊重让他为此付足了代价。
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让太子监国的诏书，并再三提醒杨亿保密。杨亿是保密了，但寇准自己酒后失言，被丁谓得知此事。丁谓立即串通刘皇后以及枢密使曹利用、翰林学士钱惟演等人，在真宗面前极力诋毁寇准，称寇准专权，背着皇帝为自己谋利，要求真宗贬斥寇准。
真宗病重后，常常神志不清，此时他自己也忘了曾经批准太子监国之事。他对皇后等人的诋毁似信似疑，于是做了一个平衡性的决定：免去寇准的宰相职务，但提升了他的官衔，并封爵莱国公。
丁谓等人对这一结果十分不满意，他们必欲除寇准而后快。他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太子赵祯有一个亲信宦官叫周怀政，与寇准的关系很好。他看到寇准被丁谓等人离间，一方面担心危及自己，另一方面他本来就鄙视丁谓等人，于是策划发动一次政变。他的计划是：先杀了丁谓，然后尊真宗为太上皇，让真宗传位给太子赵祯，后请寇准担任宰相。可是他倚靠的两个参与者背叛了他，在政变前夕向丁谓告密。丁谓连夜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后，向真宗做了报告。结果，周怀政被处死。
虽然在周怀政的计划中有让寇准担任宰相的方案，但是寇准自己对这个政变阴谋一无所知。不过，丁谓他们不会因此放过这次陷害寇准的机会。
这时丁谓已经当上了首相，这是对他排斥原首相寇准的回报。当然，钱惟演帮了大忙。真宗原想将参知政事李迪升任首相，但钱惟演极力贬低李迪的为人和能力，推荐丁谓担任首相。钱惟演是翰林学士，虽然不是宰执大臣，但在朝野的影响力有时不亚于宰相，何况他是皇后刘娥亲信者之一。
钱惟演推荐的宰执大臣还有两个。一个是冯拯，就是澶渊之战前被高琼怒斥的那个学士出身的签书枢密院事。真宗将他提升为宰相。另一个是曹利用，他本是枢密使，真宗再给他加衔同平章事，即加了宰相之衔。后，钱惟演自己也摘得了一个胜利果实。他在寇准贬出京城不久后被提升为枢密副使，进入宰执班子。
两个宰相，枢密院的两个主要官员，加上一个翰林学士，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刘皇后，他们都是寇准的对头，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对寇准有刻骨仇恨的灾星。这种情况下，寇准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寇准先是由从一品的太子太傅被降级为正四品的太常卿，到开封北边的相州任知州，不久改贬更远的安州，之后再贬邻近广西的道州任正九品的司马。
两年后，真宗去世。成为太后的刘娥掌权，寇准被再贬至雷州任从九品的司户参军。
雷州在广东南端，几近天涯，但还不是坏的结果。当时坏的是海南，那是生不如死的地方。几十年后大文豪苏轼被贬海南儋州时，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丁谓在草拟贬谪寇准的命令时，起初是想将寇准的贬谪地定为海南的崖州。在援笔未落时，他忽然有所预感，对冯拯道：“崖州之路是波涛汹涌，你意下如何？”冯拯嚅嚅不敢言。丁谓想了想，将崖州改为雷州。
虽然没将寇准赶到崖州，但丁谓又设了一计，想逼寇准自尽。他请刘太后派一个内侍到道州向寇准宣读贬谪他的圣旨。内侍带了一柄宝剑，将它系于马头边。到道州时，正赶上道州大小官员与寇准这个九品小司马聚宴。大家一见到携带宝剑的内侍，无不相顾失色，以为寇准将被就地斩首。寇准神色自若，对内侍说道：“如果朝廷将我赐死，就让我看看敕命再死吧！”内侍不得已宣读贬谪敕命。寇准当即请身边一位从九品官员脱下官服借给他，立即上路赶往新贬之所雷州，一路上谢绝了各地州县官对他的接待，没有给丁谓留下新的把柄。
五个月后，得意忘形的丁谓在安葬真宗的大事上犯了大错，被刘太后下定决心予以铲除。这时草拟圣旨的是冯拯。他给丁谓拟定的贬谪地是崖州。寇准没去，丁谓自己去了。
被贬雷州一年之后，寇准病故，终结了他曾经轰轰烈烈也曾经寂寞孤独的一生。死前不久，他让家人赶紧到洛阳家中取来通天犀带。当年，太宗皇帝得到两条通天犀带，太宗自己留了一条，另一条赐给了他认为是国家栋梁的寇准。家人取来犀带后，寇准虔诚地沐浴，然后穿上朝服，佩上犀带，向北拜了几拜，回身上床，闭上双眼，长逝而去。国家忘记了他，但他没有忘记国家。
寇准生前后交往的人是丁谓，那是丁谓被贬崖州后路过雷州时。他们没有见面。寇准的门生和仆人听说丁谓路过雷州，想找丁谓算账，寇准将他们全部锁在房内。丁谓求见寇准，也被寇准拒绝，但寇准另遣人送了一只羊给丁谓。寇准以澶州之战时的那般大气，了结了他与丁谓的恩怨。
寇准死前，惦念他的是先他而去的真宗。真宗大病之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他会问：“为什么许久不见寇准？他上哪儿去了？”糊涂时，会说：“寇准在道州当司马，官小了点。”丁谓、冯拯、钱惟演等人听了会赶忙说：“自从赶走了寇准，朝中清静了许多。寇准包藏祸心，要在唐朝时早被处死了，是陛下宽仁，对他网开一面。”真宗也会真的如此认为，答道：“是啊，我一直在庇护他。”
许多人在得意之时，总是意气风发，甚者颐指气使，更甚者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总有被人指点评判的时候，有的是在他还在世时，有的是在他死后。这个时候，能让他永远意气风发的是他曾经给予别人的恩德，而不是他生前拥有的权势。
寇准有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他太过刚直，不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他个人好恶感太强，自己欣赏的人就想方设法加以推荐使用，不合己意者则加以排斥。他甚至多次在真宗面前排挤在关键时刻几次帮助他的名相王旦。但是，同这些毛病相比，寇准对国家的贡献无人可以逾越。建立大宋的是太祖赵匡胤，而打下宋朝近一百二十年边界安宁基础的是寇准。他的这些个人性格中的缺陷，远远不足以抹杀他对国家的贡献、他对国家的忠诚以及他安邦治国的能力。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寇准又会以凄惨的结局结束他曾经辉煌的人生？
表面上看，寇准是毁于王钦若、丁谓、钱惟演等人之手。但归根结底，官场上正气不举、邪气猖獗，士大夫们道德堕落，是杀死寇准的罪魁祸首。
什么是士大夫？士大夫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士人，就是学问高了就当了官的知识分子。王、丁、钱等人都是那些饱读圣贤书听遍天下义、寒窗读罢苦尽甘来的士人之中的佼佼者。但是这种士人中的精英一旦背弃了他们所应遵循的儒家道德，为攫取个人私利、发泄个人私愤而置国家利益和人间道义于不顾，怀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之心，无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之见时，那么他们对于同类的倾轧和陷害是彻底、恶毒的。
寇准的遭遇充分说明两个道理:，学问满腹不见得就觉悟了圣贤之义、做人之理；第二，官职再高未必就不会道德堕落、丧心病狂。
可悲的是，寇准几次被贬，士林万马齐喑，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鸣冤叫屈、伸张点正义。如果说还有人替他说一句公道的话，恐怕只有李迪一个人。
李迪是太子赵祯的老师。在寇准罢相后，真宗曾想让李迪担任首相，但为钱惟演谮言所阻。不过真宗还是任命他为次相，与丁谓、冯拯为伍。丁谓掌握大权后，不断排挤李迪，让李迪愤懑不已。
一天凌晨上朝前，双方在待漏院争执起来，李迪一时忿起，用上朝时所持的笏板砸向丁谓，被丁谓躲开。二人争执到真宗面前，李迪破釜沉舟，对真宗道：“丁谓奸邪弄权，天下畏惧！”又道：“寇准无罪，却被他们陷害！”还说：“钱惟演与丁谓是姻亲，互相包庇！”
结果，李迪被当作寇准一党，先贬郓州，再贬衡州。李迪从郓州到衡州时，丁谓故技重演，将对付寇准的那套“马首悬剑”用于李迪身上。李迪是实在人，以为朝廷真要赐死，即引剑自刭，好在儿子李柬之在一旁抢过剑来，李迪才没有冤死。
除了李迪几乎以生命为代价的抗议，似乎再没有什么人出来为寇准伸张正义了。
崔少微叹息什么？大宋建立七十余年了，仍然邪气盛行，士风仍与五代时期没有两样。
但是范仲淹比他乐观。凡事盈满则亏，亏极复盈。“世间的正气终究不会丧亡，必然会在我大宋兴盛。只不过需要些时日，让士大夫辈能够自我觉悟。”范仲淹是这么认为的。
崔少微却不这么看。“如今不缺时日，缺的是领袖群伦之人，为士人垂范，引领士风，开我大宋士林风气之先！”
范仲淹摆了摆手：“开创一代风气，不是一人二人之力所能企及的。天下士人与其期待他人振臂高呼，不如自己勇为天下之先。如果人人都有此心，何患风气不振？”
崔少微道：“一人二人振聋发聩的功用，有时胜过百年的等待。领袖群伦，不是一般人所能为。有的人有心无力，有的人有力无心。”
“在我辈眼中，范公应当仁不让。范公两次上言，虽然均遭贬黜，却让天下士人振奋！” 章岷插言道。
范仲淹心中略感不安。“仲淹所为，都是因为不可不为。凡事如果应当有所作为，仲淹必定义无反顾而为之，然而我并没有特立独行之意，更没有沽名钓誉之心。”
章岷道：“范公怀君子之心，也只有君子知之。若遇到不肖小人，不论如何作为，都难逃诋毁。”
崔少微道：“希文所虑，亦为长远。君子无私无利，但却容易因此被小人污蔑为沽名钓誉而进行中伤诋毁。”
三人沉默片刻，崔少微继续说道：“话虽如此，然而国运系于士风。士风不振，国运不昌。周公有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谁有德，天意就向着谁。孔子说：‘大德必得其位。’何谓有德？我大宋与士大夫共天下，有德者，即有德之君与有德之臣。”
崔少微此言让范仲淹感到不寻常。他没有打断少微先生的话。
“为人君者，都愿自己的江山传承千秋万代。然而自古至今，哪个朝代传至千秋万代了？没有一个！”
范仲淹觉得身上有些燥热。崔少微的话，他不敢接，也不能接。可是崔少微所言，难道不是至理吗？谁敢说自己的江山就必定能传承千秋万代？有千秋万代的江山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江山？
“哪个朝代都不可能传承千秋万代。自唐尧、虞舜、夏禹开始，历经各代，能够传承千秋万代的，是有德者的大德而非他们的江山。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几千年的华夏之国，道德的传承是永恒的，江山的传承是短暂的。真正的有德者必然深知：几千年的道德传承重于江山的权力传承。只传自己的江山权力不传华夏的道德传统，不是有德者，是自私自利的无德之人，其江山终究是传承不下去的。有千年万年之德，才可能有千年万年之江山！”
听到这里，范仲淹大汗淋漓。
崔少微仍然不紧不慢地说着：“如今的士风，关乎我大宋道德之传承。有德，才有江山；有德，大宋的江山才能稳固。我朝自太祖立下规矩，要与士大夫共天下。天下之兴在于士大夫之兴，天下之失在于士大夫之失。天子失德，未必失天下；士大夫失德，必失天下！因此，士大夫有德，才能当得起我太祖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期望！”
崔少微站了起来：“希文，遍数当今中国，有如此见识者能有几人？或者说，还需要多久才能出现有如此见识之人？”
相信崔少微还有一句不能明说的话，再或者说：待得人人都有如此见识的时候，这江山还来得及传承下去吗？
范仲淹也站了起来。天上又飘起了细雨，让他燥热之后感觉有些寒冷。但他更感到心情沉重，而且是十分沉重。
8
桐庐之行，是范仲淹到任以来的次出游。游历山川，是那个时代名士官员、骚人墨客休闲交游、感怀寄兴的重要方式。
此前的一个多月里，范仲淹没有闲暇出游。他一到任，就接连访见缙绅官宦、秀才书生、农夫商人，了解民情、广采民风。
睦州物产丰富，如果不是旱涝凶年，百姓多数时候衣食无忧。但是两浙民风躁而不刚，不从规矩。强悍之家，自然就是霸主；贫懦之人，自然逆来顺受，这似乎是天经地义。而读书之人，只知书中之文，不知书外之理，读书的意义似乎只有功名利禄。
范仲淹的施政似乎也简单。他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及第以来，至今担任过十六年的州县官员，深知黎民疾苦和百姓好恶，也深知民间奸猾之徒的狡诈和官府弄权之吏的贪渎，一州一县的治理行政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因此，对豪强之族，他晓之以情理、戒之以法令；对贫贱之民，存之以仁慈、施之以宽恤。总之，就是抑豪强、扶贫弱。这是国家和谐的至理。至于读书人，他们是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如果读书人连礼义廉耻都不顾，那么国家的衰亡也就不远了。七年前，范仲淹曾执掌著名的南京应天书院的教学，从学者中后来名满天下的不在少数。范仲淹谨守师门教训，接见睦州的学子，教诲他们以文章博学、以礼义约束。没有标新立异，更没有猛政暴敛，睦州民风却渐有变化，民风日有更新。
从桐庐回到建德，章岷立即准备修建严子陵祠堂事宜。范仲淹则在处理了一些简单公务之后，静下心来与师友同僚们互致音信问候。
他首先给晏殊回了一封信。
范仲淹从京城刚到睦州，晏殊的信也随之而到，这让他十分感动。晏殊的来信中没有政治，只有诗文。范仲淹回信盛赞睦州风光，还回赠了在睦州与同僚唱酬的诗歌一轴。
范仲淹的第二封信写给滕宗谅。
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在诸多同年之中，范仲淹与滕宗谅交谊深。九年前，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泰州地域临海，每遇风灾，海浪卷涌而来，毁坏民田无数。此地原来有拦海堰坝，但年久失修。范仲淹经反复考察，促请朝廷同意重修捍海堰。滕宗谅当时在泰州任军事推官，受命与范仲淹同修大堤。大堤将成之时，狂风大作、雨雪纷飞，滔天的海浪冲垮了一段大堤，筑堤民夫和兵士四处奔逃。滕宗谅站在大堤上，毫无惧色，有条不紊地指挥兵民撤离。天圣七年末，范仲淹因为上书议论太后诞辰礼仪和请太后还政事被贬，不久后滕宗谅也因上书请太后还政遭贬。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
范仲淹也给滕宗谅寄去诗歌一轴，并请他转呈谏院诸位同僚指正。
八月的南方，秋暑肆虐。
范仲淹处理完公事，在官舍阅读朝廷发来的邸报。本期邸报有几个重大消息。
个消息，是三司使范讽被贬出朝廷，出任兖州知州。范讽刻意结交宰相吕夷简，希望吕夷简向仁宗推荐自己进两府。可是吕夷简忌讳他的刻薄，担心他进入宰执班子后对自己不利，因此始终不吭声。于是范讽开始挖吕夷简的墙脚。他在仁宗面前多次揭参知政事王随的短处。王随尸位素餐、能力平庸是众所皆知的，但他是首相吕夷简的同党，因此吕夷简多次在仁宗面前替王随说话，并称范讽有意排挤王随。范讽一急之下，向仁宗奏道：“有人说臣意图挤走王随而取代他，这是诽谤！陛下可以将我先行贬黜，再让那些奸邪之臣也离开朝廷，如此朝中就干净了！”仁宗将范讽之意转告吕夷简，吕夷简正好顺水推舟，说动仁宗将范讽贬出，而吕夷简、王随之流在朝中则更加安坐如山。
第二个消息，是仁宗诏令将尚、杨两位美人逐出内宫。其中，尚美人为道士，杨美人在皇宫外别宅安置。邸报中没有说明的两位美人被逐原因是：郭后被废后，仁宗皇帝与两位美人更加欢爱。几个月下来，仁宗终因不敌美人之妩媚而病倒。杨太后得知此情，趁仁宗病中无暇顾及之时，命阎文应将二人赶出宫去。仁宗病愈后，不得已下此诏书。
还有一个消息，让范仲淹心中产生了一丝忧虑。本月初，元昊声称大宋的庆州以兵马入侵，他因此亲自率兵一万前来报仇。宋军不明对方底细，守将只派了七百名士兵与元昊对垒于庆州龙马岭，结果宋军被元昊聚歼。为此，朝廷下诏训诫元昊不可生事。
天圣九年，元昊之父、西平王赵德明病亡不久，朝廷下诏以元昊袭封西平王。经过赵德明时期的攻占和经营，西夏到元昊袭封时，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至萧关，北控大漠，方圆数千里，其势力远非一诸侯巨藩可比。元昊以其西平王之尊，亲自率重兵与朝廷计较睚眦小事，其用意令人担忧。
范仲淹没有太多的时间琢磨和担忧。他接到朝廷敕命，让他移守苏州。他没想到这么快就离开睦州，更没想到会到苏州任职。苏州是大州，由睦州改知苏州是待遇上的改善，何况苏州还是他的祖居地。
到苏州赴任，范仲淹选择走水路。水路到苏州，仍然要走富春江。
行到桐庐，范仲淹让船东将船靠岸。
他先到南岸拜访崔少微，但没有见到少微先生。崔少微出游去了，不知何时回归。范仲淹心中怅然若失。
他又让船东将船靠到北岸。
白墙灰瓦的严子陵祠堂坐落在严子陵钓台上，面向大江。章岷主持修建祠堂再次展现了他的干练。祠堂的布局一如范仲淹所期望的那样。祠堂内，子陵先生的塑像矗立于正中，先生披蓑戴笠，神态安逸，像前几案的香炉上香雾缭绕。祠堂后院，住着几户人家。他们是章岷根据范仲淹的指示寻访到的子陵先生的后裔，在此负责奉祠祭祀。正中堂屋，可供游人饮茶休憩。
祠堂外，在正门的左侧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范仲淹亲自撰写并亲笔书碑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虽然这篇文章中对严子陵和光武帝品德的褒扬引用了《易》中的卦辞，让今人感觉有些深奥难懂，但它文采斐然，气势豪迈，立意深远。其中尊崇光武帝与严子陵的观点别有见地。
范仲淹认为，光武帝身为万民之主，若论地位，普天之下无人能及，但是严子陵却能够以自己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超越他；严子陵的高风亮节普天之下无人可比，但是光武帝却能够以自己对严子陵的折节敬重而超越他。是严子陵成就了光武帝的圣明，是光武帝成就了严子陵的高洁。
独立的人格至高无上。这个观点或许是《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这篇短文成为千古名篇的主要原因。
文章是这样写的：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
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