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革命实践的象征形式
攻占巴士底狱、国王出走瓦伦（Varennes）、马尔斯校场（Champ-de-Mars）大屠杀、攻打杜伊勒里宫（Tuileries）、推翻君主制、吉伦特派倒台、罗伯斯庇尔倒台、整肃保王党、整肃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崛起——这一连串大革命的转折点，党派的兴起和倒台，令人头晕目眩。每次事件都需要公告、演讲、报告，以及*后的节庆和对节庆的修正。在这连绵不绝的词语生产中，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叙述，其中一份1797年的典型公告就是一个地方性范例。在这份材料中，伊泽尔（Isère）省的政府代理人（隶属于省行政部门的督政府特派员）就地方人民如何应对国家立法机构新近采取的清算行动发表了官方评论。在清算行动中，许多被认定是保王党的议员遭到逮捕，其他大量议员的当选也宣告作废。
听说共和国和共和三年宪法战胜了保王党的阴谋分子，并躲过了企图进行破坏活动的愤怒暴徒，每个优良公民当然可以尽情表达喜悦之情。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们会因服装和意见的不同而彼此威胁和挑衅呢？因为公民对服装的不同选择而对他们进行侮辱、挑衅或威胁……是违反宪法规定的。让品味和礼仪来决定你的穿着，千万不要放弃赏心悦目的简洁风格……抛弃集结标志和叛乱服饰吧，那是敌军的统一服装。
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服饰与政治的联系在1797年突然彰显。政府代理人想警告人民不要过度关注服饰，但自己也不禁认识到了服饰的力量，*后只能警告那些穿着与保王主义复兴相关的颜色和褶边衣服的人。
服装的问题既不新鲜也不仅限于格勒诺布尔。政治不只是口头表述、议员选举，或俱乐部、报纸和集会上的公开辩论。政治意义被密密地织进了各式象征性表述之中，其中言词只是拉阿尔普所谓的“首要工具”。不同的服装标示出不同的政治含义，颜色的不同、裤子的长短、鞋的款式，或者帽子错戴了，都有可能引起争吵、拳斗，乃至街头巷斗。在大革命时期，即使*普通的物品和风俗都成了政治象征物，可能引起政治和社会冲突。颜色、装饰品、衣服、餐具、钱币、历法和纸牌都成了某一派别的“集结标志”。这些象征物不单单表达人们的政治立场，还是人们认识其政治立场的工具。通过彰显政治立场，人们才有可能或赞成，或反对，或漠不关心。于是，这些象征物构建了政治斗争的战场。
革命的修辞说权力来自国民（或人民），却从来没说清楚国民的意愿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承认。正如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1796年所说，“法国大革命消除了细微差异……一股潮流使万物趋同”。在革命事件的一波波冲击下，很难确定某个政府是否正当合法。在这种形势下，“拥有”权力就意味着能够掌控新民族对外声明的表达方式和措辞，即使掌控的时间很短暂。俱乐部和集会中的演说者都尽力争取为国民说话的权利，但个人的声音很容易就被淹没，更持久的还是那些更集体化、更易被复制的革命象征物和仪式，例如自由树和自由帽、代表自由和共和国的女性形象，以及像节庆、学校竞赛、选举和俱乐部会议等各种仪式性场景。仪式的形式同具体的政治内容一样重要。政治象征物和仪式不是权力的隐喻，而是权力的工具和目的。
权力的练习少不了象征性实践。没有不使用仪式或象征物的政府，即使政府看上去既不神秘也不魔幻。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故事、标识和象征物，因为它们能以各种非言说的方式来传达和确认这种治理的合法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合法性就是人民对标识和象征物的普遍认同。所以，革命运动要挑战传统政府的合法性，就必须向传统政府的象征物发出挑战，着手发明可以准确表达新秩序的理想和原则的政治象征物。
这种发明象征物的过程在法国大革命中尤其生动突出，因为革命者发现，在有机会思索所处形势之前，他们就已经身处革命当中了。法国人民的革命不是始于有组织的政党或连贯的运动，他们没有旗帜，只有一些简单的标语。他们是在革命进程当中才发明了象征物和仪式的。革命者从启蒙哲人那里得知，其他社会有各种象征物和仪式。但是以前的社会根本不值得仿效。罗伯斯庇尔说：“革命政体的理论，与建立革命政体的革命一样，都是全新的。我们没必要到政治作家的书本中去寻求什么理论，因为这些作家根本不能预见这次革命；也不要到暴君的法律中去寻找，因为他们只醉心于滥用权力，根本不会尽心实现合法公正。” 荒谬的过去不具备任何指导意义。
然而，法国君主制曾经展示过象征的力量。托克维尔认为，波旁王朝不仅彻底限定了法国臣民的政治责任，还成功地将权力与君主制的象征性机构，尤其与君主本人相联系。权力的大小就取决于接近国王本人的程度。法国人民要重新获得作为公民的政治责任，为自己夺回权力，就必须消灭所有与君主制和国王身体有关的象征物。*后，他们采取了审判并当众处死国王的方式。就是因为波旁王朝非常重视象征统治的人或物，革命者才对其意义尤其敏感。
影响革命政治修辞的因素同样也促进了象征形式的发明。出于对组织政治，尤其是政党或派系政治的矛盾心理，新的象征物和庆典仪式就成了发展政治态度*容易被接受的媒介。种植一棵自由树，或穿上象征新国家颜色的衣服，不会代表任何“派系”。在象征领域里，政治冲突可以在不提政党或政客名字的情况下进行。所以，革命者对讽喻化、戏剧化和风格化的执着并不是古怪的失常，而是努力塑造自由人的基本要素。而且，从长远来看，象征形式让革命经验在政治心理上有了连续性。象征物和仪式赋予了大革命“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意义，切切实实地向人们提醒着共和制和革命的世俗传统。
但是在有些方面，革命者只是在旧制度的政治实践上进行了简单的拓展。托克维尔很早就观察到，革命者在打击君主制国家方面，并不如在提高其官僚政治和行政权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高。君主制的现代化梦想在共和政府下得到了实现。而且，在地方上，同国家部门一样，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也存在延续。例如，虽然市府官员由更多的公民选出，但他们也得做会议记录，举行辩论，选任委员会，批准法令，并全面管理地方生活。所有革命城市议会的会议记录与旧制度相应机构的一样，语气都尽心尽责。
行政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也在激增，尽管革命者讨厌政客和政治花招。俱乐部、报纸、宣传册、海报、歌曲和舞蹈（所有这些“厅外”政治利益的常见表现形式）在1789年至1794年间快速增长。然而，不管报纸和俱乐部相比于革命前增加了多少，它们并没有使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更加革命化；政府大厅外的政治事务激增只是让法国看上去更像英国或新建立的美国。使法国人民不同，使他们在自己和观察家的眼里更像“新人类”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他们深信，就在当前，他们独树一帜地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
因为革命修辞坚持要与过去彻底了断，所以它质疑所有风俗、传统和生活方式。国家再生需要新人和新习惯，人民要在共和主义的模子里被重新锻造。因此，日常生活的所有犄角旮旯都要接受检查，找出旧制度的腐化痕迹后彻底予以扫除，以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修辞上拒绝政治的另一面就是积极地到处注入政治。政治不是发生在限定的领域里，而是侵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不仅是革命修辞的结果，也是自觉地拒斥组织政治的结果。通过政治化日常生活，大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权力练习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行使权力的方法和策略。通过拒绝特定的政治，革命者也为权力的表演开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天地。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但是从一开始，参与者和观察者就都察觉到了法国正在经历某种变革，他们通过象征物来体验并解释这些变革。多塞特（Dorset）公爵在1789年7月16日写给伦敦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到了“我们所知道的*伟大的革命”，他还详细描述了人们所戴帽子上的帽饰。7月22日，他汇报道，“我想，法国宪法和政府的革命现在看来是圆满结束了”，因为*近国王被迫去了巴黎。在一次默许七月革命的象征性游行中，“他像一头温顺的熊，被趾高气扬的议员和市民兵牵着”。这些象征性行为，如戴上爱国帽饰和“羞辱”国王进入巴黎的情景，都是*清晰的革命变化标志牌，也是革命政治构建过程中*初的尝试。
**批象征物一被发明出来，政治与社会相冲突的可能性就立刻变得明显了。帽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多塞特公爵所说，**批帽饰是用绿缎带做的，但未被采用，因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Artois）伯爵家的仆人制服是绿色的，而这个伯爵臭名昭著。绿帽饰很快被红、白、蓝三色帽饰替代。三色帽饰被广泛接受后，就呈现出了重要的政治意义。路易的生死简直就取决于他是否会戴上这三色帽饰。关于三色帽饰遭“冒犯”的谣言还促使许多妇女于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无疑，妇女们在向凡尔赛进军时都明白她们是在保卫革命，但没有任何关于“革命”的演说能像帽饰那样动员她们。当她们听说凡尔赛的士兵践踏了三色帽饰，并在原来的地方换上了代表波旁王朝的白色帽饰或贵族反革命的黑色帽饰时，她们就出发了。图4是一位佚名雕刻师绘制的当时三色帽饰遭冒犯的情景。一篇关于“十月事件”的报纸文章就引用了这幅图，这也体现了象征物在情绪调动上的重要性。当“象征法国自由的神圣标志”被践踏于脚下时，国民本身就被侮辱了。甚至在革命的*初几个月，象征物就已经明确了敌对双方——即便当时敌对双方还没有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