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的地位恐慌
顾名思义，恐惧是我们社会中间阶层真实心灵活动的一种写照。这里，心怀恐惧者不仅是那些害怕有所失去的人士，抑或是有预感会发生不测之事的人群（倘若他们之前做了错误的选择），而且还有那些身处某一社会阶层而感到心中惴惴不安的人，以及对恐惧感所指向的恐惧有所预感的人。然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况是，倘若人们一无所有，无须进行任何选择，自认为身处茫茫黑夜之中以及无须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星半点遗产，那么，这类人便不会被一种产生负罪感的恐惧所胁迫，虽然他们自己是完全清白无辜之人。
这样一种由一身轻的幸福感所包围的恐惧感，完全不同于那种由毫无缘由的负罪感而产生的恐惧感。倘若正如克尔凯郭尔（S?ren Aabye Kierkegaard）所说的那样，前者是一种儿童所特有的、为追求冒险刺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或是对神秘莫测的事物的恐惧，那么后者就是一种充满矛盾对立的恐惧，这是因为，其可怕的真相恰恰存在于它显而易见的庸人自扰和多此一举之中，它确实是一种对不明确的、抽象的事物的恐惧感，其根源存在于一种“令人恐惧不安的、有或然性的可能性中”，因而，它也是一种对人们自身的恐惧感。
由此观之，倘若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广泛的中间阶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生存机会，以及相对特权化的群体拥有了针对自身和其所处环境中的地位的足够思考时间，那么，这种恐惧感是否就成了一个侵蚀各种社会群体的富贵病呢？当然不是。物质匮乏的压力和很少与外界接触的生活，使得一个人免于遭受极度紧张人群和高度有保障人群所身负的恐惧之苦。自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i）或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以来，这种观念即属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所谓“简朴生活”的梦幻图景，这些梦幻图景来自中产阶级世界，却与下层阶级担惊受怕的社会现实少有干系。
然而，为什么今天中产阶级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恐惧和忐忑不安的世界呢？作为“二战”后长期的和平稳定、福利增加与社会保障的结果，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中间社会阶层都不折不扣地成为人类文明所带来的舒适、有良好社会保障和个人发展机会的一个社会群体。诚然，这是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阶级社会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工人与职员、中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处在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的状态；况且，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何去何从，对所有民众来说尚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缘此，20 世纪的各种专制极权政府皆曾想通过无所不在的国家暴力和家常便饭式的恐怖，建立一种旨在消除对未来社会冲突的恐惧的社会现实。
今天，剑拔弩张的阶级冲突已不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正如乌尔丽克·贝格尔（Ulrike Berger）和克劳斯·奥费（Claus Offe）于 1984 年在关于已经消亡的阶级冲突世界既悲情伤感又如释重负的回顾文章中所形容的那样，社会的中间阶层被职员们“无特性的非阶级”所左右。这里，“无特性的非阶级”不单单指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职员，而且这些作为“资本的下级军士”的职员们——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他于 1929年发表的经典社会调查报告中将之称为“社会的太监”——在财务、运输和客户管理部门的办公室中，以及在劳动规划、生产运营和企业发展的部门中，埋头于他们的工作 ；在我们这种社会类型里，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尤其是汽车、机床和出口型的、具有高生产率的设备制造业的专业工人，也无条件地属于社会中间阶层之列。当然，政府机关里的中级和高级官员，以及金融服务、医疗卫生和法律服务业中的自由职业者，都应当被看成是社会的中产阶级人士。
总之，这是一个由有着高度资质和生产效率的雇员及独立执业者所构成的、行业类型广泛的群体，他们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税收，进一步深化了由福利国家保障的各种权利，而且在选民中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唯如此，那些经久耐用的奢侈品广告，诸如符合环保要求的小汽车、品位高雅的家具装潢，或是专为各种年龄段的人群和各种类型家庭定制的假日旅游等，皆以他们为广告对象和营销目标。他们对自己退休时老有所养、中年时升职加薪，以及对面向未来的进修学习和财产的代代相传津津乐道，心之所系。自负其责、自我独立和自我支配时间的“自我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便是我们社会中引领时尚和政权赖以支撑的“多数派阶级”。根据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观点，这个多数派阶级由“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员组成，因而他们可以对无须现存制度的根本变革便能够实现自己多重的人生目标充满希望”。如今，为什么一种恐惧的情绪恰恰在这类多数派阶级成员中蔓延滋长？难到上述的结论出了问题？多数派阶级不再是多数人群了吗？抑或，他们个人的生活目标不再适合于现行的社会结构了吗？整个社会制度以其生活品位为基调的这一人群的心里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恐惧呢？
对此，公众社会充满了各种发人深省的消息报道，例如“中间阶层（就中等收入而言）正处在萎缩之中，他们被贪得无厌的国家政府用苛捐杂税榨干了油水”，或是“由于其身处少部分人拥有大量财产和大部分人拥有少量财产之间的险峻地位而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这样的消息报道很自然地引起了媒体一时间的躁动，但仔细观察，这些报道当然皆无法证实自身的真实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群体，德国的中产阶层不仅地位相对稳定、生活有广泛保障，而且一如既往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和社会团结的支柱。不若此，以争取中产阶级为目标的党派组织的迅猛发展，受到人们广泛拥护的福利制度的改革，来自制造业中小企业的许许多多“隐形冠军”令人惊叹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德国人普遍不计报酬的义工精神等，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绿党人士、“承前启后的福利国家”、活跃在全球的中小企业家和多姿多彩的文明社会，给 21 世纪的德国社会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所有这一切均归功于德国西部的中产阶级，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归功于德国东部的中产阶级，从而给德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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