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献给所有圣徒
要是你能遇到一位生活在千年的英格兰人，**件会让你大感吃惊的事情或许就是他有多高——几乎和生活在今天的任何人一样高。 人们一般相信，我们比自己的祖先要高一些，如果和*近几代人的身材相比，确实如此。营养不良和人口过剩导致乔治或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在健康或是体格上都无法与20世纪末的我们相提并论。
然而，从公元千年前后的英格兰坟墓中发掘出来的骨骼却展示了一个强壮而健康的民族的故事——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罗马人离开以后就占据了英伦列岛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十有八九居住在青翠而未遭污染的乡村，饮食简单而卫生，四肢粗壮，牙齿非常健康。公元千年之后的数个世纪里，人口过剩、拥挤开始影响西欧人的身材和健康。对此后中世纪遗址的挖掘中出土的遗体已经比千年前后的更为矮小，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遗骸越来越虚弱、不健康，研究这些时代的考古学家声称几乎已经在此看到了黑死病的阴影。
人们生活简单。他们穿着简朴、麻布袋似的束腰外衣，扎着巨蟒小组（Monty Python）（加译者注）的电影里那样惹人发笑的绑腿，但在颜色上没有那么灰暗。尽管在公元千年左右缺乏鲜艳的化学染料，天然的植物色素能够以鲜亮的红色、绿色和黄色染出一系列强烈欢快的色彩。那时还没有发明扣子，人们用挂钩和腰带扎起衣服。
人们生命短暂。他们认为十二岁的男孩已经足够年龄向国王宣誓效忠，女孩十几岁结婚，经常是嫁给明显比她们年长的男子。多数成年人在四十多岁去世，到了五十多岁就已经被认为弱不禁风。没有人“离乡打工”，但对盎格鲁—撒克逊坟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骨关节问题说明大部分人终生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儒略工作历》展示了人们可以从事的多种劳动。犁地的农夫从一月份那一页的下方走过，用沉重的铁制犁刃翻开英格兰潮湿而且往往满是黏土的地表面，这就是乡村耕种的场景。
“农夫养育了我们所有人，”埃尔弗里克（Alferic）如是说，这位韦塞克斯（Wessex）的小学校长在987—1002年间教导他的学生观察分析身边的不同经济活动，“农夫给了我们面包和饮品。”
牛排着队，拖拽沉重的铁犁，这在我们看来既缓慢又原始。但是与当时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的耕作技术相比，西北欧这种有轮、装备了铁制犁刃的耕犁非常有力。利用畜力，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翻开整整一英亩的土地。而牲畜除了“提供动力”，它们的排泄物也使田地更加肥沃。
轮式犁是公元千年前后英国人生活的基础。它翻开土壤，使之能够接触空气和水分，使可以溶解的矿物质到达土壤深处，同时切断草根，把它们翻到地表，在空气中枯萎。这并不是一项新发明。在1世纪中期，罗马史学家老普林尼描绘了阿尔卑斯山北面使用的类似工具，而且有证据表明这种方便有力的工具是耕种欧洲东北部森林地带的关键因素。 一人扶犁，一人跟着耕牛，用甜言蜜语或是哼唱让这些动物向前走，如果需要的话，也使用棍子驱赶它们：这幅画展示了刚刚翻开的犁沟，这是此前数个世纪驯服土地的秘密。这就是公元千年之际英格兰得以供养至少100万人口的原因。
日历上勾勒出轮式犁的这一页展示出另一项同样发达、实用的技术，即对时间的测量。今天，我们把日历视为理所当然。汽车修理厂（garage）在圣诞节免费分发日历。但是如何按日期制定工作制度，曾在好多世纪中使*聪明的人耗费心力。每个文化和宗教都设计了自己测算时间的系统，在基督教世界，人们尤其困惑于如何测定教会*重要的节日——复活节。
早期基督徒为此激烈争吵。基督在犹太教徒聚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被钉死十字架上，所以复活节的时间决定于犹太人的阴历，而后者的基础是从新月到另一个新月的29.5天的循环。然而规划一整年中一连串教会节日意味着阴历时间表必须与365.25天的季节循环相适应，后者是以太阳的年度循环为基础的——无论你如何尝试，二者总是格格不入。
“在那些日子里，事情是如此令人困惑，”当时伟大的编年史家尊者比德在描述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历法纷争时提到，“有时候一年中要过两次复活节，所以当国王过完大斋节，开始过复活节的时候，王后和她的侍从们仍在节食，过圣枝主日。”
这位国王就是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Owsy of Northumbria），诺森布里亚是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中*北面的一个。奥斯维使用受到爱尔兰人影响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僧侣们的历法——是他们*早使诺森布里亚皈依；而他的妻子，肯特的恩弗莱德（Eanfled of Kent）忠于罗马式的历法推算，这是她在坎特伯雷的成长中获得的。在约克郡海岸地区的惠特比召开了一次学术性的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教会事务中的冲突，它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非洲、亚洲、埃及、希腊和全世界不同民族和语言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过复活节，”坎特伯雷的代表争辩道，“只有这些爱尔兰人和他们顽固不化的伙伴，皮克特人（Picts）、不列颠人（Britons）——他们居住在大海*北端的两个岛屿的部分地区——才会愚蠢地与全世界作对。”
“你说我们愚蠢，真是奇怪，”爱尔兰的代表援引使徒约翰的话反唇相讥。他们带着资深信徒轻蔑的优越感陈述了自己协调月亮和太阳周期的方法——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很久之前就成了基督教徒。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在教皇格利高里（Pop Gregory）的使节奥古斯丁（Augustine）到达坎特伯雷建立英格兰教会之前一个半世纪就在爱尔兰建立了教会。而且，是从爱尔兰而非肯特出发的传教士们归化了苏格兰和北英格兰。
然而，当海滨大会的争论结束时，那一天的胜利者是坎特伯雷一方。对于教会的政策来说，这是一场教皇集权的胜利；关于历法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使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数学大师比德有机会想出一个办法，为世界确定时间，一劳永逸地结束争论。
因为确定了标准时间和本初子午线的格林威治位于英国，在公元2000年前夕，英格兰因第二个千年的到来而广受关注；因为尊者比德，他们在**个千年之际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公元千年之际寻找穹顶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千禧年纪念物，顾名思义，它只对那些以耶稣诞生开始为历史确定时间的人们有意义。甚至在基督教王国内部，对此也有各种歧异的解释。然而如果说有任何国家曾依照我们今天能够辨别的日期工作，那就是英格兰，那就是因为尊者比德。尊者比德的名著《时间的测算》（De Temporum Ratione），使公元纪年的广为流行。
《时间的测算》编纂于725年，以6世纪的塞西亚学者狄奥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矮子丹尼斯）对复活节的测算为基础。在为教皇约翰一世编纂复活节时间表时，迪奥尼修斯差不多是很偶然地谈到，教会使用异教徒的历法表是多么地不合适 ，尤其是，它的年份上溯到大肆迫害基督徒的戴克里先皇帝。迪奥尼修斯建议，从救世主诞生开始计算基督纪元，不是更有道理吗？那一年可以作为**年。
在这一点上，这位学者犯了两个错误。此时，西方的数学思维还在依靠罗马数字运作，没有0的概念。所以迪奥尼修斯的基督纪元缺少了公元1年开始前公元元年的12个月。更严重的是，迪奥尼修斯选中作为基督降诞的那一年，实际上比臭名昭著的希律王去世晚了4年。希律王对于降生在伯利恒、与他分庭抗礼的犹太人的王的愤怒如此令人难忘。福音书中记载，基督降诞于希律王统治时期，这意味着耶稣可能出生于公元前4年，或甚至更早些（这也就是说，实际上可能应该在1996年或1997年庆祝耶稣降诞的第二个千年，而非2000年）。
比德发现了迪奥尼修斯提出的公元1年的错误，但他显然觉得，与根据“恩典之年”、基督统治大地的时代记述历史这一炫目的概念相比，几年的误差算不了什么。当比德在731年编纂他的巨著《英国人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时，他使用的是公元纪年，而在下个世纪的尾声，当《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的抄写员开始逐年记录英格兰的历史时，他们使用的是比德的方法。
关于哪一天是一个基督年的真正起点仍然存在混乱。比德理所当然地认定一年应该开始于基督本人降诞那一天，也就是12月25日。但如果照此向前计算9个月的怀孕时间，就到了3月25日，也就是天使报喜节。教会庆祝这个节日，以纪念天使加百利造访圣母玛利亚，告诉她孕育圣婴的消息。对于一名基督徒来说，这是神的存在在大地上的**次显现。而天使报喜节也相应地在数个世纪中被作为一年的真正开始得到庆祝。迟至1660年代，萨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中仍反映出这种长期存在的混乱。他用天使报喜节（3月25日）来计算年份，但同时也把罗马执政官的1月1日标记为“新年”。
所有这些与难以测量的太阳、月亮、星星，以及人类历史日积月累的错误纠缠在一起，这种复杂的纠缠生动地展现在《儒略工作历》中。它采纳了今天我们熟知的罗马式的12个月，再在上面镀一层基督教的金丝。每一页左侧自上而下看起来神秘兮兮的字母和数字是复活节和其他节日算法的一部分。所谓的“金数”（Golden numbers）指明了新月出现的日期，而主日字母显示出任意给定年份中的星期日——因为这部日历不是为特定的十二个月制作的。这是一部万年历，它复杂的编码就像计算机的内部结构，使门外汉望而却步，而对那些知晓编码的人来说，却是通往知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