厮守，一眼千年
樊锦诗
敦，大也；煌，盛也。
那时，我次见到敦煌，见到黄昏时分古朴庄严的莫高窟。远方铁马风铃的鸣响，让我好似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耳语，窥见了她跨越千年的美。
1962年，我次到敦煌实习，当时满脑子都是那些一听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等。对我而言，敦煌就是神话的延续，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啊！我和几个一起实习的同学跑进石窟，震惊到只剩下几个词来回重复使用，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平淡无奇，再华丽的辞藻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了，我满心满脑只有：“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虽然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水土不服的无奈、上蹿下跳的老鼠，至今想起时仍心有余悸。到处都是土，连水都是苦的，实习期没满我就因生病而提前返校了，也没想着再回去。但没想到，可能就是注定要厮守的缘分，一年后我又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说没有犹豫惶惑，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无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刺。洞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只能用树干插上树枝做成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原路爬下来，很可怕。
我父母自然也是不乐意的，父亲甚至还写了一封信，让我转交学校领导，希望给我换个工作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我哪里肯这样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十多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等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一开始，在这般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恍若与初恋相见一般惶惑不安。相处一阵子后，才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敦煌当成了“意中人”。
文物界的人，只要对文物怀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它。能守护敦煌，我太知足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莫高窟就是一座巨大无比、藏满珠宝玉翠的宝库。这样动人可爱的“意中人”，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怎么舍得离开呢？
我的爱好和想法，影响了远在武汉工作的我的丈夫老彭，他也是我的同学，理解我、支持我，也了解敦煌。他毅然放弃了心仪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工作，来到敦煌，来到我的身边。从此，我们俩相依相伴，相知相亲，共同守着敦煌。老彭热忱地投身敦煌学研究，直到生命的后。
后来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从1999年开始，来敦煌欣赏壁画的人愈发多了，我一半是高兴，另一半又是担忧。我把洞窟当作“意中人”，游客数量的剧增却有可能让洞窟的容颜不可逆地逝去，壁画会渐渐变模糊，颜色也会慢慢褪去。
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敦煌，风沙包围中的莫高窟依旧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我莫名觉得心疼：静静沉睡了一千年，她的美丽、她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而现在，过量的美的惊羡者却很可能让她因脆弱而衰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用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一代又一代，守护了她一千年。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来自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她更应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她真的衰老了，这种力量也不应该消失，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
煌，盛也！
当我知道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她们永久保留下来的时候，我立即向甘肃省政府、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特别重视莫高窟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刚刚恢复，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100多万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后来国家更是给了充足的经费，让我们首先进行数字化的试验。现在敦煌已经有100多个洞窟实现了数字化—壁画的数字化、洞窟的3D模型搭建和崖体的三维重建，30个洞窟的数字资源的中英文版都已上线，并实现了全球共享。
我想和敦煌“厮守”下去不再是梦想，这已真真切切地成为现实！
敦煌艺术入门不难，她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汇合交融了多样的文化元素，历史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创作技法的多元，可谓大气魄、大胸怀。在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所关于敦煌学的研究就已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对壁画的临摹。说到真正的研究工作，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搞科研的氛围变好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我希望我的房子四周没有墙围着，窗子没有东西堵着，愿各国的文化之风自由地吹拂着它。但是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
我很喜欢中唐百五十八窟的卧佛，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都忍不住会走进这个洞窟，瞬间便能忘却许多烦恼。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敦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
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羡林先生的诗：
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
永远留在这里。
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60多年，
才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我还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年轻人，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对苍茫戈壁的寂寞，披星戴月，前赴后继，践行着文物工作者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而我也与我的前辈、同人一样，仍愿与这一眼千年的美“厮守”下去。
（摘自《读者》2019年第24期）
送别
童庆炳
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她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不但在她的想象中，而且在我的想象中，北京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
1955年，福建还不通火车。从我家乡连城县出发，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有火车的江西鹰潭。山高路险，行程艰难。“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的词句所描写的路，正是我去北京的必经之途。
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去一趟北京，感觉上比我们现在去一趟西欧、北美还要遥远得多。记得我在龙岩读中等师范学校时，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做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至今我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讲北京冬天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一排排穿着白衣的护士整齐地站着。
我去北京读书的消息，经乡亲们渲染，变得“十分重大”。祖母和母亲手足无措，心绪不宁，不知该为我准备什么好，更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盘桓在她们心间，折磨她们。可理智上她们又觉得儿孙“进京”读书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哭的，离别的痛苦只能忍着。所以我离开家时，祖母始终是平静的，起码表面上如此。
我出发那天，母亲要送我到离我们村子十五里的朋口镇去搭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搽了白粉，嘴唇也好像用红纸染过，脑后圆圆的发髻上还一左一右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那十五里路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已很模糊了。唯有在汽车开动前，母亲“”的哭和止不住的眼泪，至今仍历历在目。她拉住我的手，语无伦次地说：“北京‘寒人’（冷），要多着衫。实在有困难要写信给家里讲，我会给你寄布鞋。我知道你惦记祖母，不要惦记，有我呢。也不要惦记弟弟妹妹，有我呢。读书是好事，要发奋，光宗耀祖。毕业时写信来，让你爸写‘捷报’，在祖宗祠堂贴红榜，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说着说着，她突然流下了泪，而且那泪像家门口的小溪那样滔滔汩汩，堵不住，擦不完，完全失控，后来母亲竟失声痛哭。她的哭就如同蓄积已久的感情的闸门被开启，非一泻到底不可了……后来她不再擦她的眼泪，任其在脸上自然流淌。她哭着，嘴里还说着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我只觉得自己无能，在这个时候竟说不出一句恰当而有力量的话来劝慰母亲，只是傻傻地待着，还轻声说：“妈，你别哭了！人家看咱们呢！”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开动了，她似乎意识到离别终成事实，便举起了手。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她泪流满面，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跑了几步，但汽车加速了，她向后退去在个拐弯处，她的脸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了，但我仍清楚地看见，她头上的那两朵红花在晨风中轻轻动……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旧梦与远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