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与严峻趋势
自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 多年增速下行。这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在“人口坑”等内外因素作用下，这种下行压力在未来还会继续加大。这对于中国需要在有限时间窗口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门槛来说，是个重大挑战。
一、已逾10 年的经济增速长期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经历多次波动，总体上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达到9.5％，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8年达到90.03万亿元，人均GDP 达到9732 美元，接近1 万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 年的14.2％降到了2008 年的9.6％，2009—2010 年虽曾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回升至2010 年的10.6％，但总体上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下行的趋势，随后的2010—2018 年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逐级降至2018 年的6.6％，与2007 年的14.2％相比，经济增速下降了52.8％，经济增速下行时间已逾10 年。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行，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前所未有（见图1-1）。
二、低生育率将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
什么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周天勇（2018）研究发现，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用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发现当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 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存在高度拟合现象。这就是人口增长滞后20年左右影响经济增长定律（见图1-2）。
按照这一拟合关系，我们可以根据我国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预测：由于21 世纪初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行，因此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也会维持同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似的下行趋势。这样，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如果任其下跌而不采取强有力措施，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将很可能在2024 年下降到4％以下，此后的2025—2036 年间将在3％～4％之间徘徊（见图1-3）。在这种增速条件下，中国很难跨过高收入门槛，即使短暂地跨过去后还可能退出来，更不利于中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繁荣。
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仍然需要中高速增长
在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对于我们这个人均GDP 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很重要。事实上，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并非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历史的研究表明，GDP 高速增长时期也是TFP（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是TFP对GDP贡献的时期。a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时期一般都是人均收入较快上升、居民物质文化消费快速增加、获得感较快上升的时期。历史上所出现的高速增长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实在并非高速增长之罪，而是政府监管缺位或不力的结果（张文魁，2018）。
更加重要的是，只追求高质量而不要较快速度，是很难在窗口期内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门槛的。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史上都是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就是“时间窗口”，不是可以无限时间往后延迟的。一旦错过窗口期，则可能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引发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表明，2008—2022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参考性时间窗口。b 如果未来中国没有一定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只有追求所谓发展质量，那么人均GDP 是难以在窗口期内跨过高收入门槛的，个百年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未来速度不是不重要了，而是仍然非常重要。同时，即使是高质量增长，也需要以一定速度来支撑和保障。在经济从高速向低速转换的时期，往往出现产能过剩、企业破产倒闭、银行负债和不良资产激增、经济新增动力不足、经济金融风险提高等问题，增长质量不是升高而是降低了。
因此，考虑人口相对收缩和结构老龄化、全球经济增长的势态、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币值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不利因素，从未来能够实现中国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看，在个10 年左右时间中（2020—2030年），经济增长需要保持7％～8％的动能。在第二个10 年左右时间中（2030—2040 年），需要有5％～6％的动能。理由为弥补人口相对收缩和老龄化失去的3 个到4 个百分点的动能，也要防备货币大幅度贬值等影响人均GDP 水平的不可预见事态发生，留下对其弥补的余地。而在第三个10 年左右时间中（2040 —2050 年），需要有年均3％～4％的增长动能，这个阶段要弥补的是人口特别严峻的老龄化对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从而顺利地进入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行列。
第二节 实现未来中高速增长需要克服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问题
近两年来，中国季度增长速度保持在6.5％上下，但下行压力极大。要在经济增长逐渐提高发展质量的同时实现7％～8％的中高速增长，首先需要找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下行的关键因素。这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分析。
一、供给侧：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梗阻
2018 年，中国农业增加值的GDP 占比下降至7.2％，看起来似乎中国已经是一个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2018年中国常住流动人口城市化率为59.6％，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为43％，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率为26％，我国仍然拥有厚重的农村和农业社会特征。
从这点上来讲，人口、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非农业流动和再配置，应当有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动力。然而事实上，近几年来，人口、劳动力、土地、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和农业要素模块向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流动和再配置速度大为放慢，二者之间的通道似乎已经被阻断。
（一）现有城镇区域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问题
一是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开始排斥和挤出普通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发生向农村回流的现象。2017 年，虽然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58％，户籍城市水平更是只有43％左右，产业中就业劳动力还有2.1 亿人，占总就业劳动力的近27％，与同等发展水平阶段的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按常住人口低了13 个百分点，户籍城市化水平更是低了27 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则高了13 个百分点。但是从数据看，新增的外出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大幅度减少。制造业过剩和出清，以及税收和社保费用增多，再加上智能技术、自动生产线和先进机器装备对劳动力的替代，非农业领域雇用普通劳动力数量相对在减少。
二是现有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由于制造业生产过剩，资金几乎找不到理想的再投资的领域，资本也溢满而已经相对过剩。由于人口少子化，有消费支付能力的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加剧，曾经的人口增长导致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已经成为过去。相反，由于人口开始收缩，那么必然要求供给规模相应收缩，这已经成为制造业不断过剩和不断去产能的一个压力因素；而贸易冲突又使中国制造业向外出口的需求空间受到压缩，而且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过去依靠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来推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时代也成为历史。2010 年以来中国投资的单位GDP 产出水平的下降，也是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中资本要素过剩的一个反映和实证。
三是现有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中，农村土地向其流动的产出配置效率大大下降。2010 年以来，中国城镇建成区的单位GDP 产出增长水平大大低于前30 年，而且未来下降的压力也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集中式、规模化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陷入过剩，其对土地的需求下降。其二，服务业中的公益性土地配置，其投资建设主要增加当期的GDP，金融商业等用地与制造业相比相对较少；而增加住宅用地，一般也只是形成一次性的GDP，而不会有连续的产出。
四是农村模块中投资形成的知识型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业模块流动，技术要素也在后者中不断集中和积累。知识劳动力和技术的积累，需要人力投资和研发成本支出，其需要比普通劳动力和常规技术高的收益，才能收回其投资，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且，高收入的行业者集中在现有的城镇之中，这使得城镇不断地吸收知识劳动力，集中和积累技术要素。如果农村产业的效益太低，就会将知识劳动力和技术要素几乎全部吸收到城镇要素模块之中。
（二）现有农村和农业模块的人口和要素流动的变化和问题
一是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和农业模块中滞留了大规模的低收入过剩人口，降低了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消费能力，年消费能力损失约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4.15％（2017 年值），这使城镇和非农业要素模块的生产供给无法被低支付能力人口的消费需求所平衡。从人口比例看，2017 年农村常住人口还在41.48％左右，户籍农村人口更是高达57％左右，与目前中国发展水平阶段城市化至少70％的国家相比，农村中按照常住人口比例多出了15958 万人，按照户籍人口更是多出了38922 万人。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 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 元，差额为13490 元，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消费能力损失额为17482 亿元。如果按照户籍人口差距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