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我的大街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黄昏时出去散步了，我总是叫不出那些新搬来的遛狗邻居的名字，他们对我来说已变得十分陌生，我甚至记不清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居住在这条街上的。我只记得我的后院紧挨着约翰家，他的一个会喷水的小雕塑如今已不知去向。他的后院正对着江西老表一家。老表家的房子走马灯似地换主人，之前的房主是一个单身的江西老表，再之前也是住着一家有四个孩子的老表。每天的傍晚，他们成了能带给我欢快叫声的人。玛丽家的屋顶之前是浅灰色的，现在依旧盖着浅灰色的屋顶，里面住着一个走路经常打嗝的老头。街的另一头以前住着索菲亚，她的屋顶也是浅灰色的，小小的门廊前永远放着一把没人坐的浅灰色长椅，门廊上还挂着一盆小花。我记得从我来到卡尔加利那天起，她就一直过着一个人的独居生活。她很少说话，或者说几乎不和邻居们说话。汉斯家的门如今被刷成了红色。汉斯是这条街上的德国人。迪克的家如今住着一个阿拉伯人，他的房子远远望去像个橙子，他把长廊和车库门都刷成了橙色，他家所有的窗帘也是橙色的，连屋顶也被铺成了橙黄色，一到下雪天，他的橙色长廊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亮。波尔顿家在这条街的尽头，他家门口的一棵梨树如今已长得十分茂盛，远远地你就可以看见新来的女主人披着一头金发，在树下修剪枝叶。以前那棵梨树就像波尔顿一样永远长不高，没过两年波尔顿就要重新种一棵，可新种的梨树依旧长不高。而怀特医生家如今住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俄罗斯女人，门口依旧干净得连一片树叶都没有。
散步
傍晚外出时，我习惯在房间里打开所有的灯，这样每次散步回来时，远远看去就像有个人在等我回家。
一个人的记忆
一到下雪天我就坐在阁楼里，就像小时候遇到下雨天不上学的日子我就躲进小阁楼翻看我外祖父的秘密一样。阁楼上仅有的一只旧沙发正对着头顶上的天窗。雪停时阳光正好照在沙发上。
阁楼里堆放着我和我外祖父的共同秘密。阁楼的墙上挂着我外祖父年轻时带着我母亲在杭州岳坟边拍的照片。我外祖父穿着笔挺的背带裤，手里拿着一根时髦的爬山拐杖，我的母亲无忧无虑地靠在我外祖父身上。一只精致的木盒里放着我外祖父当年参加公私合营的奖状证明，一本工作证，一本退休证，几张从其他证明上剥下来的身份照片，上面还留着半个蓝印章痕迹；我外祖父的一副假牙套，一只指针掉落了的英纳格手表；一张抄家时被撕成两半的照片，照片里我的外祖母像三十年代明星一样穿着旗袍坐在客厅楼梯口的一架钢琴前；一封没有寄出的我外祖父写给我母亲的信，信中说和我外祖母吵架了想去北京我母亲那住些日子；一个铁皮的香烟盒，里面还有一张一九七二年的二两粮票和一本购粮证，几张一角票面的电车车票。楼梯的角落里竖立着几根我外祖父用晾衣竹杆做的钓鱼竿，鱼竿套是用我小时候的棉毛裤管做的，鱼竿上至今还留着没有清洗干净的河里的青苔印。一顶我外祖父去世前一直戴着的黑色绒线帽。一件被虫蛀了的毛皮大衣。抽屉里塞满了我小时候的玩具，一个头会晃动的小狗玩具是我母亲小时候留下来的，几颗玻璃弹珠每次在拉开抽屉时总是发出很响的滚动声。我大学时的小说文稿散落在一个文件夹里，纸的四边都已泛黄。一摞摞的旧杂志，各种旧报纸，我当记者时的读者来信，我的十几本塑料封面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了我读书时对喜欢的女生的单相思之情。阁楼的深处堆放着几百盒磁带，如今一放进录音机它们就像威利的胡子和头发一样绞成一团。我儿时的一条花色毛裤，那是我外祖母用拆下来的几件旧毛衣在窗下戴着老花眼镜打织了一个冬季，它被放在阁楼处的架子上，远远看去就像我现在高高挂起的不值钱的灵魂。
一个人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街上看见丹尼尔出来散步。他的狗在夏天到来的前一天午间老死在了书房的沙发旁，它的头枕在一本从沙发上掉落下的书上，那是一本四十年前出版的旧书，书页长满了像一个百岁老人一样的老年斑。书的名字叫《小城畸人》。这是丹尼尔读大学时在河边的一家小书店里买的。他一直带在身边，只是现在没读几页就睡着了。书从他的身上滑落到在一旁睡觉的狗身上，惊醒中的狗换个姿势枕着书继续睡。
书房的南面有一扇狭长的小窗，午间时，阳光会照射进来。他坐靠在书桌前，视线正对着那缕阳光。隔着窗他能听见花园里的鸟鸣。有时他觉得那扇窗很像电视剧里常见的监狱铁窗，高高的窗子上钉着几道铁栏杆，那是房屋的设计者为了防止小偷从花园翻窗而入。阳光每天总是伴随着自由的鸟鸣声。看着书房里越堆越高的书，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他强烈地感觉到在他死之前他再也不可能读完这些充满真理的书。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现在只读那些他年轻时读过的书。或者干脆什么书也不读地在书房里呼呼大睡。
而他写了很多年的那本书似乎永远也写不完。他把它看成那是一本可以一直写下去的书。一本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的书。书的名字叫《一条像你一样的河》。书名是一次他在河边散步时想到的。那天他在河边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