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49年，中国的GDP增速可能会放缓到2.7%—4.4%。但这实际是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测，因为到那个时候，按照购买力*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GDP可能会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之比可能会略低一些)。如果这个预测大致准确的话，那么在2019年至2049年之间，将会发生一系列重要的事件：
中国可能会在2025年前后达到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总规模来看，中国大概会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体；
到2049年，中国很可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从而顺利地实现中央所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个预测的一个直接含义是经济增长减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并非像有的学者判定的是纯粹周期性的波动。将来增长速度还会波动，但不可能再次大幅反弹并持续保持在8%的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主要依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稳增长，应该说那些反周期措施一直是十分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虽然政府依然在采取各种反周期措施，但增长速度已经从2010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这个下行过程还将持续，决策者也好，企业家也好，都应该对未来增速持续下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持续下行的增长轨迹，也不可能自动达成，而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做出艰苦的努力。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以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永远无法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连经济发展的优等生日本也一度经历了“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年以后急剧下降。我们上述预测是基于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开放政策、有效应对老龄化等挑战的一系列假设而做出的。中国要持续崛起、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一个关键的指标是生产率必须不断地提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近政府将经济政策的重心从需求端的周期性调控转向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为了在未来30年让中国经济保持稳健的增长步伐，作者团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比较重要的可以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
(1) 终结“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尽快减少甚至消除政策扭曲，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双轨制”改革是一个过渡性的策略，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稳过渡。这个策略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遗留了不少问题。终结“双轨制”可以以深化国企改革作为核心。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国企的作用与范围，除了一些特殊的领域比如国防产业，应该坚持一条原则，就是凡是民营企业可以做好的行业，国有企业就没有必要去争夺市场与资源。其次，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为国企和民企创造公*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在进入、竞争与退出等方面，可以将同等的资金成本与同等的投资回报作为衡量公*竞争的标准。政府应该尽量避免直接要求国企承担政策责任，如果需要，也应该用市场化的条件购买企业的服务。后，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应该尽量优化资本管理与企业监督。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有资本的投资回报，而不是企业的日常管理上。
(2) 主动、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取消生育限制，建设良好、充裕的老年与幼儿护理设施，加强对妇女的职业保护，鼓励生育。
目前看来，老龄化已经无法避免，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地缓解甚至逆转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积极鼓励生育，除了尽快取消对生育的各种限制，还应该提供经济支持，增加幼儿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以及改善育龄妇女的职业保障等。第二，大力增加对教育、培训和医疗的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完善养老金制度，建立一个更加全面、完整的养老系统，适当延迟退休年龄。第四，可以考虑更为长期的可持续的养老模式，包括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等可能更为中国老人接受的方式。
(3) 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改善诸如补贴与国产化率等产业政策工具，建设基础设施，消除政策障碍，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并充分重视对国际市场的溢出效应。
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本上就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首先，人力资本积累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培养，也包括对低技能劳动人员的培训。其次，需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研发系统，增加公共与民营部门在研发上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奖励科学家，更好地将创新转化为规模生产能力。后，要重新设计产业政策，把重点放在克服市场失灵、鼓励创新上。产业政策应该推动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而不是背道而行，更多地利用减税手段，尽量减少补贴，避免行政性地“选拔胜出者”，放弃“国产化率”这类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担忧的做法。将政府的资源集中配置到克服创新的障碍方面，比如增加基础教育与科研投入、改善基础设施。
(4) 公共财政的重点应从支持经济稳定转向提高经济效率与改善收入分配。通过增加划拨国有资产、推迟退休年龄等措施*衡养老金账户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缩小不同退休人群养老金的差别。
中国需要从多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改革。一是财政开支的重点应该从过去的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福利，税收收入的构成需要调整。比如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比例。迫切需要引进诸如房地产税等新税种，支持收入再分配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通过划拨更多的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和尽可能地缩小不同退休人群养老金差别等手段，降低社保基金缺口的压力。三是积极化解部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问题，除了限制各类预算外收入的收取，中央政府也可以采取直接的措施来*衡地方财政的收支，缓解债务压力。四是进一步推动高度集中的央地财政关系的分权，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
(5) 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力推进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改革，改革监管体系，*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
经济创新必然呼唤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活动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因此未来30年应该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直接融资的比重不太可能出现爆发式的上升。因此，支持创新的重任还是要落在间接融资渠道的肩上。因此，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转型将是提升金融支持经济能力的关键。首先，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保证金融交易中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其次，也需要支持各种创新，适应创新型企业融资与居民投资的需求。商业银行已有一些比较成功、值得推广的做法，比如深耕模式、信贷工厂、投贷联动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一些网络银行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做风控模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完善与推广。后，金融监管也应该与时俱进，*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6) 彻底打破城乡长期分隔的局面，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努力提高城市化水*。
城市化将是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如果城市化率可以从56%提高到80%，就可以创造许多新的消费与投资需求，缓解甚至完全抵消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造成的减速效应。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农民工进城，支持城市经济发展，但将他们的家庭成员留在了家乡，这不仅造成了诸如留守儿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也遏制了消费与投资的增长。现在是时候考虑彻底取消户口制度了，这项改革很可能会产生类似于恢复高考和农村实行大包干等的全局性效应，既可以改变不公*的城乡分隔局面，也可以大力增加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不过，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是更好地发展大城市，而不是建设更多的中小城市。当然，城市化需要以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农村应该进一步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让进城的农民有财富、有资产，而不是一贫如洗。
(7) 采取市场化的政策手段，比如征收污染税与实行碳排放交易，让中国经济走上绿色与低碳排放的发展轨道，提高生产与生活的质量。
政府已经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效果不一。不过，如果现行的努力能够坚持下去，未来环境改善、减少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可能会好于预期。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的再生能源技术的生产者。2018年，政府引入了环境税，并在再生能源领域启动了拍卖机制。我们的主要政策建议是环保政策要从行政性施政走向市场化施政。2018年全国展开的环保风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政策的动机非常好，但运动式的执行直接导致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崩盘。这样的举措过于激烈，容易造成很大的震荡，不利于经济稳定，当然后也很难有效达成初的政策目的。
(8) 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与时间表，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在与国际经贸体制的互动中，灵活处理发展中国家地位议题。
当前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决策受到外部贸易冲突的严重干扰，我们认为政策的关注点还是应该放在独立自主地建设高质量的经济开放的新格局上。客观地说，外部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比较低，而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因此，下一步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与主要经济伙伴重建互信，一个好的做法是单方面地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步骤与时间表。中国可以考虑在适当条件下主动放弃国际贸易政策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因为进一步开放是与开放新格局的既定方针一致的，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当然，在开放的过程中，也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毫无疑问，开放的创新体系是选择，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需要未雨绸缪，防范“供应链”产生新的风险。中国当然也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包括建设性地参与WTO和IMF等国际组织，同时基于友好、合作的精神，推动一些自主的国际倡议，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