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大西洋的时代与人类的未来
西方文明：极限与缺陷（节选）
20世纪初期那些支配全世界的白人帝国理直气壮地自称负有“文明教化的使命”，结果却立下不文明的范本，没能把野蛮行径从他们统治的世界剔除。40年代，他们首次的民族自治去殖民化试验失败了，在印度、巴勒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化脓”；50年代，肯尼亚、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都是“残暴的和平之战”；进入60年代，仅余的白人帝国瓦解，后继的政府在血腥中解体，不满西方文明的情绪大举进入通俗文化，表现在反战抗议歌曲，也表现在出走的言论和转而学习“东方智慧”的行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西方文明再也恢复不了以前那样受全世界仰望的地位——100年后所留下的，是对这种地位的反感。
世人既然对西方文明反感，也许就该以其他更理想的文明取而代之。可是20世纪的反感是全面的，对所有文明都表示绝望，高呼弃绝一切文明传统。文明变成不值得维护的东西。这是因为20世纪的经验太自相矛盾，那是好的时代，也是坏的时代。它在希望中开始，在灾难中发展。就善的发展而言，20世纪产生的创造力、行动力、科技智谋、计划性、自主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但是这也是战争毁灭力强大、杀戮惨烈、暴政凶残、贫富差距、环境破坏严重、废物制造得多、希望也破灭得彻底的一个世纪。它曾经许诺了那么多，却背叛了那么多相信它的人。
20世纪的大谜团是：文明为什么会垮台？换言之，进步错在哪里？目前盛行的答案有四。，有人说，进步坏在人们忘记了上帝。按这个说法，20世纪的恶中之恶就是不信上帝的运动，这是法西斯犯下的暴行。邪恶的世纪正是不信教的世纪，这绝非偶然。宗教道德家说，如果没有令人敬畏的上帝存在，人类自己不可能谨守道德。但这种推理是错的，因为并不是只有虔诚的教徒才是有品德的人。而且，就自古至今的历史看来，凭宗教之名所做的恶，并不比追求其他与宗教无关的目标所做的恶更少。
另有人说，改进从来就是一个假象，根本从未发生过，人性从来不曾向上，一切的进步都会制造出它自己的问题。这种说法不无一些道理，例如，发现新能源的后果往往是使污染加剧。降低婴儿死亡率反而形成人口控制上的问题。妇女解放是家庭价值陷入危机的因素之一。自由主义带来高犯罪率。民主政治兴起是 20世纪的一大成就，但是选民可能因为政客邪恶的动机而被操纵。可是，如果就此全盘否定进步的意义乃是漠视事实的行为，这会破坏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那么，进步也许是被它自己的矛盾性拖垮的。因为它激起绝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这对它自己是不利的。我在荷兰高等研究中心的同事约翰·诺伊鲍尔曾经说，20世纪是“梦想的世纪”。以前的时代误将梦境解读为凶兆，我们则把梦神圣化，使之成为窥见人类行为潜意识源头的窗口。我们把梦当作艺术的起点，甚至以梦取代理性的批判思考。坐在研究中心酒吧里和我一起喝啤酒的诺伊鲍尔说：“梦一旦走样，后果就不妙了。”
当然，进步不好的印象也可能是证据搞的鬼，是负面消息占了上风。大众社会是20世纪的特征之一，都市居民是到外地谋生的人口，对于新闻很饥渴，却也急着找娱乐。因此，重口味的消息就成了报刊的优先报道，坏消息把好消息挤出版面。人们忽视正面结果，因为负面结果才是新闻报道和学术研讨更好用的题材。然而，假象——如果被人们信以为真——往往会改变历史的轨迹。人们相信的谎言可能比真正发生的事实更强有力。所以，即便进步的失败是种迷思，却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过去。
20世纪始于过度乐观的有害谬误，以为进化会使人变得比以前好。事实是，如果我们的审美感与仁慈心是进化的产物，那它们和我们的智能一样，老早就停滞了，再没有发展过。人类原有的通情达理已在战争和压力的撕扯、毒品的麻醉与政治家的煽动中消失殆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10万计的欧洲普通老百姓同流合污，参与屠杀自己邻人的行动。越战期间，原本是听妈妈的话、吃苹果派的老实美国士兵，却因为喝饱了血、打了兴奋剂，屠杀了美莱小村的妇孺。波尔布特手下的行刑者、东帝汶的专横施暴者、卢旺达的屠杀凶手、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参与种族净化的人，其中无疑都有好人，但他们确实也都很残暴。
再者，20世纪开始时就有至理名言说，历史是有方向的：也许是走向普世自由，也许是走向世界政府，也许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与“无阶级社会”，也许是走向上帝预定的千禧年。现在看来，历史好像不是那样的。它在偶发的危机之间蹒跚摇晃，没有固定方向或模式，也没有可预见的终点。它是个真正乱七八糟的系统。丧失“注定感”或者即使少了方向感，都使文明难以延续。没有了方向，拉动科技进步的力量也松弛下来。汤因比与肯尼思·克拉克认为文明必须对于未来怀着信心。如今这信心消失了。
人类会对进步深信不疑，是受了“损友”的怂恿。比方说，20世纪有些时期，科学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初的10年里就已经造成人类无所不能的势态，挑起了不切实际的妄想。一旦科学展示了征服全宇宙的威力，人们就开始希望它也能如此改造道德和社会，以为只要做好规划，全世界的人都能健健康康，不公不义可以完全消灭，人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事实是，计划到后来就走样了。科学做了邪恶的帮凶，比为善事服务更有效率。“按科学方法”建构的社会，结果却变成极权的恐怖世界。纳粹的伪科学证明，除掉整个民族都是理所当然之事。
甚至正宗科学的成就也不是那么。汽车与避孕药虽然为个人自由带来极大方便，却也对健康形成危害，对道德构成挑战。工业污染有可能使地球窒息，核武器可以拯救世界也能毁灭世界。医药进步带来失衡而无法延续的人口，病菌也会演化出抗药性。医药科技的高昂成本已在世界上的贫富人口之间劈开一道鸿沟。我们的网络信息泛滥，传统知识的学习却不足。食品科学的惊人进步导致了丑恶的悖谬：有人暴食过胖，有人饥瘦饿死。在人们以尊重人权自居的20世纪末，堕胎的统计数字超过了20世纪前半期极权暴行所杀害的人数。20世纪结束时，人们已不再相信科学能拯救世界；反之，科学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不听指挥的怪物：机器人与信息科技的研发已经引起恐惧，宇宙观察带来困惑，基因篡改令人忧心忡忡。
政治令人幻灭的程度比起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大部分时候，这个世界都是敌对意识形态的战场，为了赢得信徒，各方都不负责任地鼓吹自己的主张，但其实都不见得一定能缔造幸福。资本主义能发挥作用，但是也不够好——它让贪婪无情得到奖励，制造了广泛的下层社会，把市场几乎撑爆，使不稳定性成为制度，还用消费主义堵塞全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一阵子乐观主义复苏，因为民主政治被推广出去，全世界突然一致赞同经济自由，可是乐观心情终究烟消云散。20世纪结束时，又出现新的一波无法围堵的通货危机、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和灭族屠杀的战争。
“历史的教训”太少了，即便有，人们也学不会。不过20世纪的经验似乎还是教了我们一件事：如果把文明曲解为进步，必然会使人失望；如果固执地相信古代的理想主义——可以通过操纵社会解放美德——这种信念终一定会与经验不符；如果把道德看成文明的一部分，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象文明应当是一种可以释放人性善良面的社会，那就是自欺欺人。文明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内部。文明只有一层皮那么薄，抓破了就流出野蛮的血。我们通常都以为文明与野蛮的属性是相互排斥的，其实每个社会都是两种属性的混合。几乎每一个人也都是如此，和气讲理的人受了煽动或欺压，也会屠杀自己的邻人。以为文明就是越来越进步，这是极危险的想法。姑息主义认为德国人既然在艺术和科学上有这么大的贡献，绝不可能倒退做出无理性的野蛮行为。难怪20世纪的历史学家都被悲观笼罩。不过悲观归悲观，常言道，当乐观主义者声称这已是好的世界，只有悲观主义者会真的相信。
如果世纪性的灰心失望有任何益处可言，那就是教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期望少一点。如此一来，我们会更珍视我们的成功，也会鼓起勇气去重启进步并且延续进步。马丁·吉尔伯特表示他对变革的步伐感到宽心，也重申对通俗智慧的信心，这说出了千百万人的心声。他说，在民主社会里，“悲观的预测也可以在一天之内反转过来”。这话听来好像是在说“将就劣境，尽力而为”，但这正是通俗万灵丹的实用性所在。布鲁塞尔天主教大学的雅各布斯·德尔韦德在1999年与我谈话的时候预测：“下个世纪会比这个世纪好。当然会，因为我们已经把世界弄得一塌糊涂了，除了向上，也没别的路了。”真是一语道破世纪末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