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与战争
国家发展的基本战争原则
轻视战争同否认死亡一样，属于自欺欺人。这是对深层事物的嘲笑。这是对可憎现实的仇恨。人类因而将战争隐藏在意识的深处，那里尘封积聚着他们的隐忧。基于隐藏的民族勇气不过是民族恐惧自发的表达，是在必然性推进下的疯狂挣扎。从普遍意义上说，逃避对个体灭亡的思考就等同于不尚武的国家对战争的逃避。人们认识到二者不可避免，却只把这一认识应用于其他人和国家，而非自己身上。
战争是生命的一部分，其在国家生存中的地位是固定的、命定的。人类的模棱两可不能影响战争的地位，人类的法律也影响不到战争的实施。战争是国家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战争的准备必须具体细致。人们对战争无法嘲笑、否定或害怕，也无法用人类的法令代替人整体认知到的法则。
一代政治家们的政策，无论好坏，只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国家事务。国际关系经常会出现重新调整，对政治家的政策形成有效的制衡。对此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政治家自己，而是外部条件。除非对政策和体系进行重新调整，政治家对外部条件则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防御。
军备的变与不变
一国的军事政策必须要以这种方式得以实施。相同的外部控制仍然至关重要，恒定不变。战争的可能性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因此战备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一个国家必须一直保持备战状态，但这种状态是具体的，会不断变化。
大英帝国在军事发展过程中否定了这一根本原则，美国和中国也一样。如今，中国正为其嘲笑付出代价，尽管惩罚还没落到美国和大英帝国头上，但这一时刻正在临近，到时受到蔑视的老夏洛克将会使两个国家裸露出他们的胸膛。
对于专注于私事的民众来说，预言战争的到来、开战的地点及冲突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民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根据民意控制立法的程度，战备将变得笼统并在实战中毫无用处。
资源的确定和时间的评估
在国家的形成过程和终消亡中，明确战争何时来临或来临的大致时间并没有什么不确定或神秘的因素。但只要影响战争的立法为民意所左右，此类立法就无法保持一致性。在受到宪法局限性的约束时，此类立法就会僵化，患上干腐病。就像尘菌一样，外表虽然像细菌，但其内核只不过是尘土。
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国家里，有一种特性正大行其道，即允许个人需求凌驾于国家存在的重要利益之上。我们发现，这一特性正是军事停滞和衰退的源头。
阳光不会总停留在缕光线照耀的地方，政治军事形势会不断变化。只关注私事的人感受不到这种日日变化的迅速性。这种人以相同的方式看待国家、国际形势的发展，如果他关注这些事情的话，就像漫不经心地看着一条溪流。他把溪流看作一个整体。然而，正是无数细小的微粒构成了溪流和（使之不断运动的）永不停歇的波涛。从远处看，河流似乎静止不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个体以类似的方式看待国家事务的流动、流量。正因如此，他们的军事体系才一成不变。然而，如果国家和种族要生存，它们就应根据体制中的决定性因素经常保持灵活性。
不变的生存法则
至于和战争的基本特性的关系，大英帝国与过去的其他国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受到不同条件的支配，但军力的运用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可能没有相似之处。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英国人的尚武精神，而是英国的构造和基本原则，这关乎帝国的延续存留。
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很痛苦，就像思考国家的脆弱性和人们徒劳地努力在普遍和平的幻像中寻求避难所一样苦涩。但是，生存的自然法恒久不变。只要使军事发展一直与其政治扩张和经济发展相匹配，撒克逊帝国就能持久存续。这种军事发展必须与其他国家（单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相适应。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只要他们的扩张没有与英国的既得利益交汇，英国人的尚武精神就会处于休眠状态或逃避其应担负的责任。
大英帝国的建立与其他国家类似，原因和手段完全相同。通过战争、征服、偷盗、诡计和野蛮地使用武力，英国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而成。
所有国家发展都有着显而易见的野蛮和残忍，我们不必为之找借口。隐瞒这一点就是否认事实，美化野蛮就是对真理的愧疚。生命中不残忍的东西很少，除了我们的理想。参与的人数和集体活动越多，残忍的程度就随之递增。
国家无法凭纯粹的道德或精神扩张得以创建或变得强大。在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中，从部族到国家的建立依靠的都是武力。只要这种情况出现逆转或试图逆转，其后果就是内部瓦解或突然毁灭，被肢解的土地将并入征服者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