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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新探究了中国现代史学家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1840年中英战争或鸦片战争中明确无疑的军事失败为何没能促使中国对外交及对外军事策略进行改革。为了寻求对中国与19世纪西方海上强国遭遇的个阶段时中国保守主义逻辑的创新解读,笔者将尤其关注自1835年至1850年的这十五年时间。这个时期见证着清帝国次与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在东亚的商业利益和军事实力有所增强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做斗争,这些问题
诸如鸦片和白银非法贸易不断增长,中国抵御西方海军渗透的河防日渐脆弱,以及大多数中国官员和士绅不愿认识到临时和解的策略给中国避免军事耻辱提供了的机会。这个时期的特点还在于,外交政策次出现典型的晚清现象,即从严厉排外转变为通敌式的机会主义,然后再回归严厉排外——这种现象此后将令想要成为中国“保护者”和同盟者的外国人感到绝望。对想要重新解读中华帝国对19世纪西方强国“不做回应”这个问题的人而言,“鸦片战争期间”(Opium War interlude)的这两个特点(如果它可以如此归类的话)——也就是,外交关系中新添的“海事”议题的新鲜感,以及晚清政府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犹豫摇摆的初预感——合在一起使之成为特别迷幻而且也是
成果丰硕的时期。
那么,如何研究这段时期?从哪些特别方面可以看出本书所尝试使用的方法是新的?一方面,读者在随后几页读到的内容似乎一点都不新鲜,而是或多或少地退回到一种更加古老的历史流派:中西外交和军事接触的政治性叙述。诚然,这是以往研究中国“打开门户”的著史形式。笔者之所以再次使用这种形式洞察这个时期,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有关1835年至1850年整个时期的英文著述尚不详尽——至少没有一部著作收编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所能掌握的所有相关中文档案和已出版的材料。因此,在马士(Morse)、柯士丁(Costin)、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张馨保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的学术传统之上重建一种的叙述似乎是适宜的,这正是笔者打算实现的目标。
然而,在分析主题而非形式方面,笔者在本书中有意偏离上述著作和其他研究晚清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根源的较新成果所归纳的观点。上述大部分著作和观点或者主要关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观的不同寻常的存续,或者主要关注太平天国及其盟友
3削弱了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外政策的影响,笔者则选择另外的关注点。在这本书中,笔者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鲜为人知的主题,即中央政府的政治动态对清朝军事和外交决策的影响。更确切地说,笔者关注外交政策的“朝堂政治”——换言之,关注清帝国政府对关键外交政策决策的制定,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角逐。笔者尤其认为,一致同意的必要性使清朝审议机制压力过大,而且清朝审议机制太过公开,以致热衷于宣扬个人声名的政治冒险家们无法插手,无法催生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战略方针。笔者将进一步指出,到1842年轮战败和条约勒索为止,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逐渐敏锐地意识到一系列问题,尽管他们感知到了,但终仍然不能克服已看到的弱点,于是导致上文提到的“政策摇摆”现象。何以会发生这种落差——虽然1840年中英交战带来相当可观的变革动力,但中央政府的政治制度或者权力关系却没能重新调整——是笔者在本书中试图回答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