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末，我们三个和全中国的中学生一样，都把神经像发条一样拧紧了：上课、挤公共汽车、做作业、考试……每一门课的老师都可以任意指点你的未来。在通往未来的那条路上，你我他相互挤着，流着汗，也流着眼泪。我们都能听见自己的神经发条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在临近周末时，发条会叹息一声，睡着了。
公园为了搞一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活动，硬邦邦地在公园的大门口摆了半圈塑料花。我们三个女生是买了门票走进大门后才看见的。容易冲动的凡凡动手抽了假花一掌，那塑料花摇了几下，毫发无伤。
凡凡说，这个周末眼看见的是假花，多不幸啊！听见她这么一说，我和蔡小梅就真的觉得不幸了。蔡小梅是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见凡凡对塑料花提出了批评，也就对塑料花表示出不满来。初二的学生有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有个眉清目秀的接近书本上描绘的天使一样的男生，在度过一个寒假之后，嘴唇的上方就长出了淡淡的胡须，这让我们女生在背后就有了诸多的复杂议论。蔡小梅说，不幸不幸，纯净的湖泊被污染了。凡凡说，不对吧，这个比喻太幼稚了。我马上用眼睛盯住凡凡看。我一贯欣赏凡凡脱口而出的话，哪怕凡凡的话有些离谱，我也喜欢。
凡凡说，我觉得初中男生的雄性特征长得太暧昧了，有些羞涩，畏首畏尾的，好像缺少阳光和养料。
我哈哈地笑起来。
在公园的角落里，有一个供两人坐的脱落了绿油漆的木椅子，我们三个瘦瘦的女生挤在一起，就显得热烈而亲切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经常坐的地方。而且，经过我们细心观察，发现这里很少有人来。上个周末是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我们三个坐在树下，靠着柳树的遮挡，让点滴的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享受着那份清凉。天晴了时，我们在旧椅子的前面，赤脚在泥泞的地上各自印了一双脚印，说等到下个周末来时，看看脚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没有被践踏，就说明这个地方轻易不会有人来。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三双脚印果然还清晰地排在旧木椅子的前面，就像是三份调皮的作业。
头上的柳条垂下来，在我们面前飘荡着，盯久了，那些柳条就像是动起来的画布上的虚线了。一根柳条上，还系着一条黑色的发套，那是上个周末，我从头上解下来系上去的。凡凡看见我的黑色发套还在，就说，这里没人来坐啊。说着，她就从头上取下了银白色的发卡，把它别在了我的黑色发套上了。蔡小梅说，这么漂亮的发卡让别人看见了，肯定会被拿走的。
凡凡说，如果有人拿走了，我们就不在这里坐了，我们就换一个地方。
凡凡的银白色发卡别在我的黑色发套上很醒目，有好长一段时间，它吸引了我们三个人的目光。我觉得我们是用不经意的方式，做了一件对后面的发展无法做出预测的事。就像书摊上流行的悬念小说，处处是伏笔，处处会有节外生枝。
我的外号叫哈哈。怎么叫起来的，无法知道。凡是外号跟这个人的特征极为相似的时候，外号都不用买车票，就会游遍每一个地方。起初，我对自己有了这个外号还抗议了一阵子，结果适得其反，我越是抗议，大家就越是记忆深刻。我这才知道，我的认真抗议起到了重复播送广告的作用。我不善于表达，但是，哈哈的笑声总是能抢在别人的前边，用凡凡的话说，哈哈虽然不说话，却是能早表白自己立场的人。
在这个旧木椅子上，我们三个人的话题是漫无边际的，就像是过了时的意识流小说，随意而自在。
我们三个人的搭配有点意思，不然，也不会玩了两年还不散伙，中学里女生们交友时从来就没有标准，全凭感觉。今天还搂脖子抱腰的，明天就有可能突然穿上了盔甲，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蔡小梅漂亮，凡凡有气质，我不漂亮也谈不上有气质，是属于生活在那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人堆里的。论学习成绩，凡凡好，蔡小梅次之，我是被老师天天鼓励的人。我是在某一天，才理清楚这个道理的。在中学的生活里，凡凡和蔡小梅都非常地需要我。
说白了，她们都需要哈哈。
我们每人吃了一个面包。在这把旧椅子上，我们总是靠吃一个面包度过饥饿的中午的，然后在下午两点左右，每人再吃一份冰激凌。当斜斜的阳光照在木椅的腿上时，我们就回家了。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的话题就无意间又跳到了“被污染的湖泊”上了。我们都不提那个男生的名字，觉得使用这个比喻更令人舒服。蔡小梅说，他长得太像一个演员了，比那个演员还像那个演员。
凡凡说，我真的搞不懂，我的考试分数老是落后他三分。
我在这个时候哈哈起来。我觉得凡凡和蔡小梅都太在意“被污染的湖泊”了。
你哈哈什么？凡凡和蔡小梅警觉地盯住我看。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觉，所以找不到解释的途径。十几秒钟之后，凡凡和蔡小梅对视了一下，想到了我哈哈的原因，就都紧张了起来。凡凡对我说，我不喜欢你太成熟。
我说，我成熟？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哈哈都不一样了？
蔡小梅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哈哈起来。
凡凡说，你又怎么了？
我说，我刚才笑笑，就把你们紧张成这样了。
我们三个只有蔡小梅戴着手表。现在的女生都不戴手表了，宁肯在手腕上缠绕几条怪模怪样的手链，也不想有时间概念。蔡小梅说，我的手表很漂亮。她必须戴手表，她的爸爸和妈妈对她管得很松，但就是要求她有时间观念。
蔡小梅看了看柳条上的黑色发套和银白色发卡，就说，上面就缺我的东西了，我就把手表拴在上面吧，我们三个就都有东西留在这个地方了。我看看凡凡。我觉得她是应该反对的。可是，凡凡并没有异议，相反，她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开头。
于是，柳条上又多了一块廉价而花哨的手表。我们三个离开公园的旧木椅子时，我听见凡凡说了一句，有意思！
那时候，我还没觉得这一切能有什么意思。
除了周末，我们三个和全中国的中学生一样，都把神经像发条一样拧紧了：上课、挤公共汽车、做作业、考试……每一门课的老师都可以任意指点你的未来。在通往未来的那条路上，你我他相互挤着，流着汗，也流着眼泪。我们都能听见自己的神经发条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在临近周末时，发条会叹息一声，睡着了。
凡凡有点鸡胸，这简直要了凡凡的命，同时，也要了凡凡妈妈的命。她妈妈说，改变鸡胸的有效的办法是游泳，尤其是采用蛙泳的姿势。凡凡就一个星期游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因为白天要上课，她只能选择晚间游泳。凡凡的家离游泳馆有六七站的路，常常是她爸爸接。爸爸不在，就妈妈接；他们都不在时，凡凡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这种事，她不找蔡小梅，她很习惯找我。我就去接凡凡，把她接回家，我再步行回家。我觉得凡凡在那个时候很需要我，我很重要。所以，我从来不去想想自己。我回家后，总是在几分钟之内，接到凡凡的电话：你到家了吗？我说，到了。凡凡就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种简短的对话也让我温暖。这是一种可以回忆的感觉。为了这种感觉，我从来不在凡凡和蔡小梅面前提起自己在夜里曾被人跟踪的事。我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说这件事，一旦说了，我就不可能在夜间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