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善推天道以明人事。他认为“人之道”亦应符合“天之道”，应是填平补齐，以求得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平衡和同一。他阐明了“人之道”的罪恶。面对贫富对立的日益两极发展，贫者不厌糟糠，而富者金玉满堂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他除了警告和恫吓统治者、剥削者“则大威至”、“不道早已”之外，便是提出了合“道”的人类社会应普遍遵循的社会生活原则，诸如“俭”、“啬”、“慈”、“不争”等。对应“天之道，利而不害”，他提出了“人之道，为而不争”，要统治者对人民“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针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积”，他提出了“不积”的原则—“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第八十一章）。他号召人们实践“有余以奉天下”。不过他认为“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七十七章）。应当指出，从其“物壮则老”、物极必反的理论出发，他的天道损益观不应被看作是简单的求平均，而实则是要循此道以求共存、发展和前进，这一思想很重要。将天道损益观移之于人类社会，则可产生经济上的均平思想，政治上的公平原则。老子是我国古代社会个揭露了“人之道”本质的哲学家。他的揭露带有很深刻的批判意义。由此亦足见他是民间民意的代表，是被“损”者—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代言人。他的揭露之所以成为深刻的批判，是因为：他在不公的“人之道”之上，横放下一个大公的“天之道”，以为衡量“人之道”的准则。同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言论，也正是一语破的而触着了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本质。此等“人之道”正是剥削阶级之道。在通行此道的社会里，正如俗语所说：“越穷越吃亏。”它专为富者锦上添花。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语言虽极淋漓，然这讲的还是现象。而老子则早已看透了世道的本质，他把压迫剥削的现实上升为规律—“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这揭露和批判还是入骨三分的。老子的愤世嫉俗之情，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小民的无限同情，皆可于此而显见之。
人的生命整体可以分为“躯体”与“精神”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方面。在我国古代，躯体称为“形”，精神称为“神”。形神合一不离才是活生生的人。《庄子·应帝王》篇说：“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掌舞乐之官为“胥”，掌占卜之官为“易”，胥易都被技能所累，劳苦形体扰乱心神。《大宗师》说“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形即形体，知即精神。可见庄子已经从形、神两方面来描述人的生命整体。从内篇看，在养形与养神的关系上，庄子重在养神。
如何才能心神安静平正？《庄子·庚桑楚》篇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彻（撤）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撤除意志上的勃乱，解脱心灵上的束缚，却除德性的负累，疏通大道上的阻塞。庄子进一步说明，“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荣贵、富有、高显、威势、声名、利禄这六种东西是悖乱意志的。容貌、举止、颜色、辞理、气度、情意这六种东西是束缚心灵的。憎恶、爱欲、欣喜、愤怒、悲哀、欢乐这六种东西是牵累德性的。去舍、从就、获取、施与、智虑、技能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庄子认为：“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这四类，每类六种，二十四种追求或心态如果不在胸中扰
乱，就可使心神平正，平正就能安静，安静就明彻，明彻就能心境空明，心境空明就能恬淡无为，因而任何事情都可做成，养生长寿自然不在话下。庄子在《天地》篇中，借凿隧入井，抱瓮而灌的丈人之口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机心”指机巧之心，与《庚桑楚》篇中二十四种追求与心态相类似，同样是影响心神安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