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杜甫：旅食京华春
微生沾忌刻
杜甫半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一生的悲剧，大约就是从天宝六载开始的。
天宝五载（746年），三十四岁的杜甫从洛阳来到长安。虽是初来长安，杜甫却颇为自得。因为他虽然没什么功名，却已经在大唐的文人圈内小有名气了。去年他刚刚在齐赵之间游历了几个月，在那里，他和名满天下的前翰林待诏李白同吃同睡同玩乐，还一起去北海郡拜见李邕。杜甫后来提起这段经历，曾自负地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
来到长安之后，他很快就顺利地融入京城的上流文化圈，和汝阳王李琎、尚书左丞韦济、驸马郑潜曜、崔惠童等大贵族都多有交往。
这一年的冬天，杜甫没有回东都和家人团聚，而是一个人留在长安的客馆过年。除夕之夜，杜甫留下一首诗《今夕行》，出人意料的是，诗中全无异乡为客羁旅之思，而是记载了一场赌博。他在客馆守夜，和客人们一起博彩为戏，与众旅客轮流掷骰子，一起大呼小叫，气氛好不热闹。可惜杜甫手气不好，接连几次都没有掷出“贵彩”。虽然输了，但是杜甫兴致很高，输赢毫不在意，又搬出古人赌博的事为自己辩白，说英雄做事，有时难免要赌一把运气。诗中以南朝刘毅为例，说刘毅虽然家贫没有积蓄，但是一赌起来，也是豪气干云，一掷百万。
这种难得的快乐情绪，在杜甫集中并不多见。以这首诗为标志，杜甫快乐的青年时代也就结束了。几个月之后，他遭遇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天宝六载正月，玄宗下诏，天下凡有任何特殊才能的人，都可以到朝廷考试应选。杜甫之所以选择留在长安，很可能就是为了准备这次应选。
其实早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已经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只不过落第了。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年轻气盛，对失败并没有太在意。落榜之后不久，就去河北和山东旅游去了。
天宝六载的这次考试属于制举，不同于进士、明经等常科。制举的考试时间和科目都不固定，通常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府举荐来京城应试，虽然主考和阅卷的官员都是由朝廷委派，但名义上是天子亲自考试。而一旦登第，可以直接授官，不像普通进士及第之后，还需要等待吏部考核，然后才能授官。所以很多进士及第之后，又跑去参加制举考试，例如王昌龄，就曾在进士及第四年之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
制举如此重要，自然对天下有才之士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恰恰是制举的重要性，让它引起了某些人的忌讳。
其中痛恨制举的人是李林甫。李林甫没怎么读过书，靠着门荫制度做了官。他自知读书太少，所以对文学之士特别反感。他很害怕这些应选者登第之后议论朝政，影响自己的权威，于是跟玄宗讲：“这些草野之士大多卑贱愚钝，不懂礼节。如果皇上您亲自组织考试，恐怕他们的污言秽语会冒犯您。”他奏请由尚书省的长官来组织考试，由御史中丞监考。玄宗答应了。李林甫选的考官自然都是他的亲信，听他的安排。
考试结果是：布衣之士没有一个登第者。李林甫很高兴，他向玄宗道贺说：“如今天下已经是野无遗贤了！”
“野无遗贤”这个词出自《尚书》，意思是天下有学之士都已经在朝廷，朝廷之外没有什么贤能之士了，本来是形容政治清明的褒义词，被李林甫这么一用，从此蒙上了反讽的意味。
这一年参加制举的还有一个叫元结的人，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喻友》，在文章里详细记载了李林甫玩弄权术、导致所有人被黜落的过程。他告诉和自己一起来参加考试的朋友，不要再流连长安了，一同返乡归隐山林吧。
从这篇文章看，元结已经深深认识到李林甫的阴鸷酷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之后元结果然一直在家乡隐居，直到李林甫死了之后，元结才又来到京城，考中进士。
杜甫则经过艰难抉择之后，选择继续留在长安。他有他的难处。他的父亲奉天县令杜闲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家里失去经济来源，十分拮据。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寄居在长安，充当贵族子弟的宾客。
这种生活对他的内心而言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在落第后不久，他写了一首《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诗中感叹自己拙于谋生，飘荡多年，一事无成。心中致君为民的理想，如今眼看成了空想，看来只能像魏晋时期的嵇康那样，做个隐居山中的村夫了。
这是杜甫诗集中次表现出自我否定的意思，也是他次表达出要做个隐者的思想。纵观杜甫后来的一生，哪怕生计再艰难，他都对家国政治和百姓安危保持着热切的关心。从根本上讲，他的骨子里是没有做隐者的基因的。这首诗写得如此丧气，只说明这次应选失败对他的打击之大。
天宝六载以后，杜甫基本上一直待在长安，过着“旅食京华”的寄居生涯。这在他的著名诗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当中描写得很具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首诗开篇就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意思是说那些纨绔子弟都能饱食终日，而我饱读诗书却蹉跎半生，几近饿死！言辞之激烈，几乎不像是一个晚辈对长辈该说的话。
天宝六载之后的几年，杜甫留下的诗作不多，寥寥几首，多是干谒之作。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接连举行三次大典：祀太清宫、太庙、南郊，杜甫趁此机会，先后写了三篇大礼赋，投入了朝廷的延恩匦。这三篇文章很幸运地被玄宗看到了。玄宗觉得文采不错，就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他的文章。这是杜甫一生中得意的时刻，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一日之间便声名显赫，在集贤院里，众多学士像墙一样围着他，观看他作文章，令他感到非常自豪。
杜甫以为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然而朝廷终给他的结果却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就是送到有关部门，按资格等候选用。也许李林甫并不是故意刁难他，但李林甫一贯排斥文学之士是众所周知的。李林甫是吏职出身，长于整修纲纪、条理众务，非常重视维护制度的威严，这也是玄宗一直很信任他的一个原因。在他为政期间，如果不是趋炎附势者，官职大小和职位的迁转，都得严格按照制度来。
这对杜甫来说不啻又一次重大打击。他不得不继续沦落在长安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对李林甫的奸邪与忌刻非常憎恶，但是又不敢多言。
李林甫死后第二年，因为杨国忠的构陷，李林甫被剖棺，彻底倒台。这时候杜甫才敢于直言自己心中的不忿和苦闷。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这首诗中，他控诉李林甫“阴谋独秉钧”，而自己则“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他认为，就是因为李林甫的忌妒与苛刻，自己才过得这么辛酸。
鲜于京兆即任京兆尹的鲜于向，他因有恩于宰相杨国忠，被杨国忠推荐为京兆尹。其实杜甫对杨国忠等人的骄奢淫逸也很不满意，他后来写过一篇《丽人行》，专门批判杨氏兄妹的奢华和靡费。但现在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投诗给鲜于向，请求汲引。诗的前半部分赞扬鲜于向贤良多才，写得十分肉麻。结尾处很谦卑地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平津，指的是汉朝的宰相、平津侯公孙弘。这两句意思是说我都快要饿死了，如果您肯帮助我，我早晚会报答您和宰相大人的恩德。
这首诗写得如此低声下气，几近哀求了，可以想见杜甫当时的窘困。然而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他只能继续等待。
这一等，又是几年光阴过去。
不作河西尉
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曾试着把妻儿接到长安同住，但很快因为关中水灾，米价暴涨，吃不上饭了。没办法，他只好把妻子和孩子送到距长安二百里的同州奉先县。奉先县的杨县令和他妻子杨氏有亲戚关系，就把杜甫的妻儿收留在县署里居住。杜甫则一个人继续在长安等待机会。
天宝十四载（755年）九月，杜甫回奉先探了一次家。十月份返回长安后，忽然接到朝廷的任命，让他去河西县做县尉。
这是一份迟到了将近十年的任命。自天宝六载到长安以来，杜甫已经在京城晃荡了近十个年头。他苦苦等待，四处赔笑、干谒，没有固定收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十年前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经四十四岁，几近老年了。但他终于做官了，终于可以定期领取俸禄了。
但是河西尉这个职位对杜甫来说是个鸡肋。
河西县就是今天陕西的合阳县，距离长安三百多里，倒不算太远。可县尉这个职务让杜甫感到为难。县尉官阶九品，官不大，责任倒是不小，主要负责捕盗和收税。晚唐的李商隐做弘农县尉时曾伤心地写道：“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意思是说县尉的工作干起来很是窝囊憋屈，恨不得自己和春秋时的卞和一样双腿残废，就不用在阶前屈辱地奔走了。
李商隐是谁，杜甫当然是不知道的。但三年前，好朋友高适刚刚从封丘尉任上辞职，曾写诗对县尉工作大发牢骚，杜甫肯定是读过的。
杜甫犹豫再三，委婉地向朝廷提出不愿意就职。朝廷也不勉强，改授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唐代实行府兵制，中央统领的府兵为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右卫率府属于东宫六率之一，负责太子东宫的宿卫。胄曹参军是一个管兵器甲仗的小官，类似于后勤处的仓库管理员。县尉的品级是九品上，每月俸禄大约两万文。胄曹参军是八品下，比县尉略高，但是俸禄却少很多，仅有几千文。
杜甫不在意俸禄多少，他更在意的是这个职位相对清闲，平日只须管好仓库，理清账目就行了，不用天天与人打交道，更不用像高适在封丘时那样，“鞭挞黎庶”，催要租税。杜甫写了一首诗，《官定后戏赠》：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这是写给自己的自嘲诗，说率府工作虽然俸禄少，也足够买酒喝了，而且逍遥自在，这真是托了圣朝的福。总之，他还是很高兴的，只是在结尾处对暂时不能回家略有遗憾。他不知道的是，仅仅几个月之后，他所说的“圣朝”就崩溃了。而他自己，不仅不能再“逍遥”，连家都没了。
官定之后没几天，杜甫回了一趟位于奉先县的家。说是家，其实只是妻子的临时栖居之处。
十一月的冬天，在一个昏黑的半夜，杜甫冒着凛冽的北风出发了。郊野之外百草凋零，天气异常寒冷，他的手指被冻得僵硬，连衣带断了都无法系上。
到奉先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小的孩子已经在贫病之中夭折了。他百感交集，便把一路上的所见所想写了下来，这就是杜甫一生中重要的作品之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是一篇五百字的长篇排律，字字铿锵、沉郁顿挫，通篇饱含着对国家社会矛盾的深沉忧虑、对百姓苦难生活的真挚同情。这首直抒胸怀的大手笔，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风格上都超越了前人，把唐代诗歌推到了一个的位置，甚至后来的诗人也没有人能追得上他。
这首诗里有两句话，描写了他路过泾渭渡口时看到的景象：“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很多人把这段描写当成杜甫对大唐王朝战乱将起的预言。实际上，安禄山起兵之日，恰好就是杜甫回家探亲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