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树下的鲁迅
1936年4月，一直在病中的鲁迅，收到一封署名颜黎民的来信，虽然是一封让人猜疑的陌生来信——来信人是以儿童口吻写的信，这着实让鲁迅和许广平猜测了一番，但鲁迅还是及时地回了信，而且前后回复了两封。在第二封回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1936年4月15夜《致颜黎民》）
从这段话看，一定是来信人在信中提到了桃花，这才会引起鲁迅的回应。这位叫颜黎民的来信者，为何会在信中说到桃花，原信早已不存，缘由也就无从推断，但想必跟时节有关。颜黎民给鲁迅写信，是阳历三月底，也就是阴历的三月上旬，正是桃花绽放、盛开的时节。也许颜黎民在信里，只是一句随手无心的应景之语，却触动了鲁迅某根情感的心弦。
颜黎明给鲁迅写信时，人在北京。北京对鲁迅来说，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充满感情的，尤其是跟上海对比时，鲁迅情感的天平，明显倾向北京。鲁迅回信颜黎民时，北京早已改名北平，但在这封信中，鲁迅还是按*惯，写成了北京，而在给颜黎民的封信中，写的却是北平，并且动情地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
我猜想，鲁迅在北京时，就留意过桃花，因为北京也是桃花的盛产地。“我在上海也看见了”，其中的“也”字，似乎也隐隐透露出这方面的消息，当然也许只是针对颜黎民说到北京桃花而说的。
鲁迅对上海，虽然有极尽失望、愤恨之语，但说到桃花，情绪却是愉快的。“连泥土都不容易看见”的上海，种的是一株桃花（树）；不管这株门外的桃树，是不是鲁迅家自己种的，“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几个连接转折词语之间，淡淡的语气，流露的却是难以掩饰的欣悦之情。“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似乎在表明，如果不是有屠场在，龙华的桃花，也会有兴趣去看看的。
鲁迅说的“门外的桃花”，萧红在她那篇《回忆鲁迅先生》里也写到了，但却把品种弄错了，说成了柳桃：
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柳桃又名夹竹桃，只要是南方人，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两种不同的植物搞错。鲁迅家门前的肯定是桃树，不会是夹竹桃，否则鲁迅的植物学知识（这是鲁迅的强项，可以称专家）就太糟糕了，不但错认了自家门前树，还把它跟龙华的桃花混为一谈了。
说到上海的桃花，鲁迅好像真的留意过，在给颜黎民写信的头两年，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两次提到过上海的桃花。
上海一带今年特别冷，因此什么都迟了。但桃花已开。 （1934年4月25日《致山本初枝》）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是给山本初枝的信里，鲁迅又说到了上海的桃花：
上海变成讨厌的地方了，去年不曾下雪，今年迄未转暖。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倘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再热衷于赏樱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罢。（1935年4月9日《致山本初枝》）
把上海的桃花，跟东京上野的樱花相提并论，无形间，似乎拔高了桃花在上海的地位。
鲁迅给颜黎民的信里，有些兴致盎然地说到桃花，而且笔墨细致委婉，起因当然是由颜黎民的来信引发，却不好说只是应景之笔——如果只是纯粹的应景，那就没什么必要回应，何况是细致周详的回应。综观这封信，可以看出，只有说到桃花这一部分，不属于谆谆教诲的内容。那是什么原因，让鲁迅愿意在桃花上面稍费笔墨？联系到之前给山本初枝的信件，鲁迅在他生命的后三年，在相同的时节月份里，跟人通信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桃花，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某种联想。
我想，这跟鲁迅的生命状态有关。
鲁迅给颜黎民回信时，生命只剩下后的六个月，濒临病危只有两个月。这封书信的语气、笔调，读起来有一种柔缓，以至于近乎沉滞的感觉，跟鲁迅平生所作绝大多数文字、书信相比，都显得面目迥异。除了流露出鲁迅一贯的爱幼之情，即“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同时也不难让人感受到一种传统格言所说的“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温婉苍凉。这时候，桃花这一意象的突然沁入，会给即将病入膏肓的鲁迅带来一种什么的触动？是否唤醒了鲁迅生命中某种曾经有过业已遥远的明丽讯息？
1918年对鲁迅来说，是个重要年份。这一年，37岁的鲁迅发表了后来影响他一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就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期《新青年》上，还刊有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写的三首新诗，其中一首的标题，就叫《桃花》，全诗如下：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狂人日记》直到今天，都是鲁迅研究和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我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专门单独研究过这首新诗《桃花》。迄今为止，我看到有关这首新诗印象深的评语，来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
唐（指唐俟）则能像扒拉茶泡饭一样，爽利地处理诗味淡泊、不够诗境的情况，往坏了说是平庸。（转见于丸山升著《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 日本的鲁迅研究》，译者王俊文）
丸山升在这段话后补充解释说：
这是对鲁迅用唐俟笔名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等白话诗的批评。
青木正儿是日本上世纪一位汉学家，跟鲁迅有过一次通信，但未曾谋面，是早将鲁迅引入日本的学者。早在1920年，青木正儿就对鲁迅作出了“是一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的评价，但青木正儿不知道，鲁迅和写新诗的唐俟是同一人，并对唐俟的新诗，给出了“平庸”的评语。
因为写作《桃花》等新诗，鲁迅得到了一个“平庸”的评语，这在鲁迅身上，大概是的。丸山升说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啊，想想看，除了这一次，鲁迅还有什么机会，能“荣膺”这样一种评价？对于生前身后，身上堆满了诸如伟大、深刻和非凡杰出的鲁迅来说，“平庸”的评语，简直有种“拨乱反正”的性质。在此我敢放下一句话，只知道鲁迅伟大、深刻，非凡杰出，而不知其平庸者，不足与语鲁迅。
鲁迅对于自己写新诗，后来有过谦虚而诚恳的解释：
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
“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具体来说，这首《桃花》诗作得怎么样呢？
就诗本身看，平易、简单，顺口，几乎没什么诗意和诗味，但口语感极好（许广平称之为“语体白话诗”），在我看来，比鲁迅大部分散杂文的口语感，还要更好，也不乏情致趣味性，只是离诗比较远，有点“桃花体”的味道，被人遗忘，也属当然。但如果不从诗歌本身，而从另一个角度，即诗歌作者的角度——这角度的前提当然因为诗作者是鲁迅——来审视一下这首诗，也许能看出些别的价值和意义。这首《桃花》诗跟《狂人日记》发表于同一期《新青年》上，其写作时间，想必也比较接近，但两者的差异，让人难以相信，它们是出于同一时间同一作者之手，难怪青木正儿会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判。你看《狂人日记》，是何等的阴暗、沉重、尖利，通篇充满了一种窒息感；再看这首新诗《桃花》，又是何等的自然、轻松、明快、亮丽，充满阳光明媚，还加上些打趣、逗乐，两种“黑白分明”的风格内容，是怎样在同一时间集于一人之身的？不过，如果细细品察，还是能看出两者之间，那种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桃花》一诗，正像是作者刚刚从一个地方走出来，又像是刚刚结束一件什么事，全诗的句，“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其中的“过了”“又”“走到”等字眼，传递出的，不正是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愉悦感？由此我判断，刊登于同一期《新青年》上的《桃花》和《狂人日记》，在写作时间上，应该是《狂人日记》在先，《桃花》在后。
1918年，鲁迅已年近四十，按一般说法，要归于中年，可我们看新诗《桃花》，分明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说它出自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之手，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因此，假如说《狂人日记》要更接近反映鲁迅此时的实际年龄，那么新诗《桃花》所反映的，就是鲁迅此时的某种心理年龄。从这个角度说，鲁迅此时的作品，刊登在《新青年》上，是名副其实的。
历来鲁迅的研究爱好者，注目埋首于《狂人日记》，意图奋力探赜索隐者，不知凡几，可曾有人注意过这首同时诞生的新诗《桃花》？当人们极力想在《狂人日记》里探寻出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搜寻出更多鲁迅的影迹，殊不知，有个鲁迅的身影，从一株桃花树底下，悄悄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