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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在马背上,与几位哈萨克牧民行走在天山山麓。这里地处中亚高原。4月末的雪山顶上,一场小小的暴风雪扫过后,阳光重又普照大地。从高原边缘处向下面眺望,可以看到一弯高悬在平原上空的彩虹。平原上散落着还是苏联时期修建的设施,有灌渠、输气管道和工厂,如今都已废弃,成了一堆堆残迹。它们从天山脚下延伸到平原上,再向北一直零落地铺到下一道山脉脚下。那道山是卡拉套山脉(Karatau Mountains),我们从这里也能够看到。天山山脉群峰耸立,山坡在白云映衬下看上去一片青黛。一匹身上长着灰斑块、鞍后搭着粗帆布褡裢跨袋的马儿走在我前面,瘦削的身子两侧都冒着水汽。我骑的这匹马,马鞍是金属的,制成小船的形状,上面铺着颜色鲜亮的天鹅绒软垫;勒绳两边是编成的马缰和穗子,穗子是用红色布条做的。出村后直到山脚一段的路很平坦,长满了草和小灌木,马儿走得十分轻快。行走在这片草原上,如果遇到窄窄的小溪时,它们就会跳过去,跳的姿势颇有些特别,就像是摇椅的一晃。走到后来,路便陡了起来,也有些崎岖了,而且变得让我辨认不出。于是,我便只是盯着前面那匹马,看着它一步步蹚进蹚出矮墩墩的四季常青的刺柏灌木丛、绕过硕大的石块,连走带滑地通过因雨后湍急变宽、条数也多起来的溪流两侧泥泞的岸边。马儿有时会惊起长着红脚杆的朵拉鸡扑棱着翅膀飞快逃离,活像是些发条玩具。
雨滴顺着哈萨克牧民的帽檐流下来。他们的帽子帽檐前面上翻,后面披在颈项上,样子很像渔夫帽。帽子是毛毡制的,毡料很厚实,与当地牧民居住的毡包料子相同。我们沿途就能看到这样的毡包。它们就搭建在山坡上,已经被固定好,准备供牧民住一个夏天。绕过一面峭壁,便看到一片开满野花的高原。花儿开得密密麻麻,简直比哈萨克人的地毯还要密实。有红棕色的贝母,蓝色的鸢尾,冰山般白中透蓝的番红花,大片的叶子斑驳有如蛇皮的郁金香;低矮的樱桃灌木开着浅粉的花朵;挺拔的绣球葱,成片的堇菜,从叶鞘中挺然钻出,花簇一似烧红拨火棍的独尾草;毛蓬蓬有如一团翠绿丝线的大阿魏;花色紫红的野豌豆和美紫堇;茎枝弯弯、连茎带叶有似鸟羽的黄精;叶片如箭镞的野海芋。这些我都认识,也都能叫得出名目来——欧洲的植物爱好者,恐怕很少会有谁不想试着给这些美丽的花草换换环境,从夏天热得会爆表的天山山麓的石坡处,移栽到潮湿、温暖、有云又有雨的润土上吧!这些植物实在是太美丽了,令外来人一旦见到,就肯定想将它们带出中亚这个上天为之选定的小小落脚地,进入更广阔的世界。1453年,拜占庭(Byzantium)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欧洲的外交使节便开始出现在这个帝国的新国都,打开了东方植物进入欧洲的大门。从此,亚洲的草木便源源来到欧洲,而且数量迅速增加。在从 15世纪中期到 16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就有超过以前两千年总数 20倍的植物来到西方。百合、贝母、风信子、银莲花、花毛茛、番红花、鸢尾、郁金香等,同一匹匹丝绸一道,沿着早已形成的“丝绸之路”,翻越一道道崇山峻岭,先经过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阿什哈巴德(Ashgabat),再走从巴库(Baku)到埃里温(Jerevan)的路线,一路跋涉到君士坦丁堡这一前往欧洲的跳板这里。
与我同行的牧民向导叫亚历山大(Alexander),一路上都在花草丛中搜寻一种叫“蓝腿儿”的蘑菇。这种菌的伞帽呈淡淡的奶油色,有些像石头块。他招呼了一声,指着一堆东西让我看。这是一坨野兽的粪便,就在一丛野生香艾菊旁边,很大的一泡,看上去拉的时间还不久。“熊。”亚历山大说。这头熊早上吃了刺柏果,后来又吃了大黄。据亚历山大揣测,这个家伙一定是在上面的一个岩洞里过的冬。那个洞黑乎乎的,边上盛开着一丛天山贝母。它们密密地长在一起,如同一片野荨麻,向上挺起的茎干上长着灰绿色的轮生叶片,开着令人喜爱的暗黄色钟形花朵。欧洲的园艺师们认为,在所有的贝母里,要属这一种稀有,样子奇特,也难伺候。可它却在这里装点着一头熊的门庭!
我的坐骑穿过一大片兰状鸢尾,去靠近亚历山大的马儿,一路上,它们没有钉马掌的四蹄将黄色的花朵踩得稀烂。“真抱歉呀,”我看着这些还连在镶着一道白边的宽阔叶片上的花儿说,“实在抱歉!”这种鸢尾,我以前只看到过一次,是在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里。那只是孤零零的一朵花,被恭恭敬敬地养在一个大大的陶土花盆里,交由英格兰的一位有本事让它肯开花的人精心呵护着。“Iris。”我将鸢尾的英文读音告诉给——讲哈萨克语时会不时地夹杂些俄文单词的——亚历山大。他则回复我这种植物的当地说法:“Ukrop。”“ Iris orchioides。”我又说,不过这一次其实是说给我自己的。我说的是这种鸢尾在植物学中的连“名”带“姓”的学名——将这种植物运送出哈萨克斯坦时,才会给它套上标签,写上这个 1880年时由埃比 -阿贝尔•卡里埃(Ebie-Abel Carrière)给出的名称。(附带一提,这位法国分类学家当年是在一家苗圃里见到此物种的,继而又在法文期刊《园艺》上首次倡议使用此学名,意思是说,这是一种花朵,有如兰花的鸢尾,因此学名的意思就是兰状鸢尾)。见到这种花的西班牙人、比利时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巴西人,还有日本人,都同意它的确是一种不同于来自中亚地区的其他鸢尾——天山鸢尾、布哈拉鸢尾等——的独特品种。
从中世纪起,拉丁文便一直是全欧洲共同的书写语言,无论在法国、意大利、英格兰还是荷兰都通行无阻。出现在欧洲早的一批药草本册上的拉丁文植物名词,经过随后三百年的不断加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植物学语言,堪称一种世界语,为全球所有对植物感兴趣的人理解着和使用着。诚然,这些名称只是些标签,对植物本身并无任何意义,不会引起相应植物的任何反应。千千万万年来,使它们起反应的是光照、黑夜、冷暖、干湿、马蹄践踏等外来刺激。对这个拉丁文名称不起什么反应的还有我的牧民向导亚历山大。多年来,他始终生活在这片山地下面的一块小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名叫作札巴格里(Dzhabagly),大概还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过完这一辈子。他只知道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植物的当地俗名,而且至少知道 80 %。而对于与他一起生活的人,这些俗名就是有用的。这里有梨,他叫它 grusha;这里长荨麻,他说它是 krapiva;我知道的郁金香,他称之为 kyskaldak;那些他一直在采集的蓝腿菇,他名其曰 sinenozhka——一个对他来说已经足够用了的字眼,表明是一种吃了不会中毒、味道很好,还能卖出不错价钱的菌子。
所有这些佳妙的植物在远离故土、辗转来到外地后,又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得到了新的、被普遍认知的名称呢?商人传给海船船长,旅行家传给园艺师,外交官传给王公贵族,传教士传给僧侣,从中亚地区传到比萨(Pisa)、帕多瓦(Padua)、普罗旺斯(Provence)、巴黎(Paris)、莱顿(Leiden)、伦敦,被传递的植物会失掉各自原有的俗名——它们在当地的身份。原来的名字消失了,但名字一定还是要有的,哪怕只是为着实用的目的也必须如此。有不少植物是为着医用目的被引入欧洲来的,用以充实草药师傅们的药典,扩展医药的功效。当时的大多数药物都来自特定植物(并被纳入专门术语“本草”的范畴)。新的本草便可能意味着带来新的疗效——当然先得保证它们是名副其实之物。采药人鉴别植物品种的本领,决定着植物的医药价值,同样也就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