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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一生,即使用现在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去衡量的话,也是一个标准的楷模。但他的一生却始终是悲剧。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以讲真话著称于世,也因此横遭訾议。但终,连在自己的遗嘱中也不能实话实说,譬如遗嘱中提到的自家的年龄、藏书数目、子女情况等,都与事实不尽相符。
    古人曾讲过,立身处世,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须时时谨慎,处处小心。郁达夫何尝不知道这些。但他却终未能幸免于难。
    郁达夫的一生中,有许多言行,未始没有小题大做或三分事七分说的成分。但这些,绝大部分又绝非他的本意,譬如他的“佯狂”姿态,“浪漫”行为,以及他的“家丑”外扬之举。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郁达夫实在是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对此,黑暗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和丑陋的、缺乏人道精神的世俗意识要负主要责任。
    郁达夫并非完人,他自然不是没有可以称之为缺点或弱点的地方。这是常识。但你却宁愿热衷于指摘而抛弃常识。实际上,如果说,郁达夫有缺点或错误,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拥有的,譬如贪恋自然和人间景色,敏感、天真(不成熟),对人对世,常常易于赤诚相待,遭受挫折时,又容易陷于感伤和悲愤;如果说,郁达夫有许多弱点的话,那也是人性共通的弱点。所以,这些都不能构成你任意指摘他的理由。因为,重要的是,郁达夫具有超乎常人的人文魅力,更具有世人难以企及的道德风范,而这一点,又是人们的共识。然而……
    郁郁乎悲哉,达夫已逝矣。问天下头颅有几,能似此人?
    郁达夫的一生,是梦想渐次破灭,始终不曾得志的一生。如果说,郁达夫生错了时代的话,那么,问题在于,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着的时代的。正如同人们无法选择父母一样——克隆(Clone)也不行,时间上没法理顺这层关系。
    仔细思考一下人类的历史,再参证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就会发现,我们至今也没有能走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阴影。姑且不论这“强者”的性质好坏如何划定,就实际情形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圆满地考虑到每一个个体主体的充分张扬。“物竞天择”,固然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自然法则的表述,但它应该被视为过去时态,而不应当看作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性观念,更不能将它作为践踏和牺牲他人的行为准则,这样,人类才能免于沦回到动物阶段——遗憾的是,这是一条在现实生活中被破坏频率的交通规则。“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一再重复的历史,其实往往毫无诗意可言。
    1927年,郁达夫疯狂追求王映霞并得到不乏热烈的回应,这是传统文化剧目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新编,它赢得了几代观众的热情喝彩。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我认为,这是作为弱者的诗人郁达夫,出于生存考虑的一种无奈的主动选择或者说是规避强权政治的胜利性逃亡。在那个杀人如麻的血腥岁月里,艺术家的声音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随时都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其实,郁达夫的这套规避动作,依然属于历代手无寸铁的文人们经常演练的传统套路,并无创新或出格的地方。但不幸的是,这出悲剧,没能以中国传统式的大悲加小喜的模式收尾,日本军人粉墨登场并伸出了罪恶的黑手。这是令人恼火和痛惜一再的地方。在那“伊豆的舞女”讲述过“源氏物语”的日出之国,怎么竟然生成那么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怪兽来?这的确需要一切善良的人们认真汲取教训。然而,仅仅是要求那卸了装的凶手反省一下“集体无意识”的罪责,就耗去几十年的光阴,受害者们除了接受我们的主人公已凄惨死去的现实,还能做些什么呢?
    任何事情的结局,糟糕的莫过于一死罢——还有比这更糟的么?如果有的话,那么是不是在于,对于“公理”和“正义”,受害者们还得一以贯之地以“讨”和“要”的方式追索下去?
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岂能当归。

    在婚姻问题上,郁达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但要命的是,如果附丽太沉重,人就往往没法活下去了。这沉重,就是郁、王间的恶姻缘。所谓恶姻缘,就是家庭中存在着太多的软暴力,也就是古人一再提醒的“遇人不淑”的恶性结果。
    在谈到郁达夫的思想和艺术创作时,很多人都推崇和欣赏郁达夫的传统诗人气质与道德风骨,但在议论郁达夫的行为意识,尤其是他与异性的感情纠葛时,人们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责怪他的“封建观念”。要说封建主义那一套,既属于文化传统中无从剥离的有机成分,又是人人有份的东西(这包括现在的我们)。对郁达夫而言,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说是“历史的局限”也凑合),又是自然而然的。这并不可耻,亦无须对此不依不饶。但要命的是,指责者又往往不允许郁达夫做出相应的“封建”式的反应。在残存(或保持)着封建道德观念的中国男人看来,一个女人对他的迫害和污辱,就是给他戴顶绿帽子。这种罪恶,几乎等同于谋杀亲夫,又好像是臣子的不忠,逆子的不孝,是十恶不赦的勾当。对一个文人来说,它又是一个“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家庭版本。
    因此,郁达夫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对王氏“红杏出墙”的一切回应与反击,平心而论,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合乎传统道义的,是光明正大、人性健全的体现。况且,他也并非一触即发,不给对方以改正机会,不顾及夫妻一场的情分。从王氏东窗事发,到两人口角不断,到他登报声明自己“神经错乱”,再到几年后王氏请缨而去,郁达夫的隐忍、宽容与处置,无不显示出他委曲自己、成全他人的大度——将心比心,问遍天下英雄豪杰大丈夫,几个男儿肯做到这一步?
婚姻是两性间永恒战争的代名词(姑且这么比喻吧),而失败的婚姻,从来都没有意义上的胜利者。郁、王一战,端得是两败俱伤,还累及无辜的儿童。硝烟散去,又眼见得是郁达夫损失的为惨重。虽然,就双方都是受害者的境况来说,后人和旁观者无权过多地谴责一方,偏袒另一方;固然,感情上的事情,尤其是有过龃龉的男女,其中的是非曲直,有时连当事人也未必能讲得清楚明白。但是,我们却应该能做到,先做些事实判断,然后对这些事实表明个人看法——但这又与当事人无关。因为你无权要求我们如何判别,又如何表述。

    郁达夫与孙荃不尽如意的婚姻,和他与王氏姻缘纠葛对照而言,倒是另一个观照角度和参证系数。但两者都与反封建之类联系不上。至少,没有直接关联。因为封建婚姻制度保护和提倡的,恰恰是一夫多妻(妾)。封建式的婚姻观念及其相应制度,虽然在很多个案中不将个人感情置于优先位置予以考虑,但它也并非一无是处。它重视伦理、强调职责,而这些,是一个家庭和一切婚姻的基本准则和坚实基础。它当然在一定层面上有牺牲爱情的一面,然而,这种牺牲,却是古往今来一切两性关系中都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现代所谓的爱情,不也是强调以牺牲或奉献为其前提的么?
对婚姻而言——不论在何种时代或何种体制下——具备了职责和权利,这就够了。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感情。如果你叫来喊去,说你的婚姻中没有感情,那指的是爱情。感情和爱情,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中,常常是李代桃僵,相互混淆、错位,这种情况,当事人和局外人有时也往往难以分清。实际上,感情是日常用品,虽然有时看上去粗糙笨重,但却经久耐用;爱情是奢侈之物,华丽、典雅,却又可遇而不可求,世俗生活中,它轻易派不上用场。婚姻和家庭并不拒绝这种奢侈(而它也并非仅仅存在于单一情感体制之中)。因此,爱情对一个家庭、一切婚姻而言,并非根本之物。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不失厚道,亦不争那一时一地。而感情则不然,因为它与维系着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职责紧密相关。这样的婚姻是不应受到指责的。这就是郁达夫对孙荃和他们的婚姻所喟叹的“不爱而又不能不爱”的基本原理——它同样适用于郁达夫与何丽有的婚姻组合。

    二十世纪中间的几十年,人们一直沉迷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神话之中,但历史却从反面揭示了一个道理: 它的面目一旦被“揭示”出来时,它的面目,倒往往不是本来的,有时倒更像个“假面舞会”(fancy party)。
郁达夫的一生,的确是出悲剧,作为后人,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重演;郁达夫的死,是悲剧的高潮,他听到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礼炮,但却在隆隆炮声中被消灭于无边的黑暗里。这又往往容易使后人陷入愤怒和哀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善恶分明皆有报应、并将其昭示天下的公正审判?这样,长眠地下的冤魂,虽然不能起而发言,但至少,让活着的和善良的人们,不再心寒齿冷如同昨天?

    一般的人,是用肉身来生活的,生命就那样被活活地过去了。郁达夫是用心来生活的,所以生命是他用心来体验、映证和表现的。这就是真,就是美,就是善。像他这样的人,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但相对于芸芸众生,他们的数目实在太少,而在各种丑恶势力的折磨之下,他们的结局,又实在过于悲惨。所以,我们常常感到失落、困惑和忍无可忍。于是,我们在直面现实之际,又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说,人们太想摆脱当下的孤寂,但又为时空所限。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意味着,立身此在,我们难免感到凄凉与无奈。
    “祖国呀祖国!……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安息吧,亲爱的人,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