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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4日
从戛纳归来。依然沉浸在惊喜所带来的震撼之中。得重新投入工作。可接下来该拍什么样的电影呢?一个群体?一个家庭?不再以某个单纯的个体为出发点。除非是个女性角色。
2005年5月30日
又一个影评人将我们的片子归为“社会问题电影”,将布鲁诺(Bruno)的行为简化为社会化的定义。面对持有类似观点的一个朋友,让皮埃尔曾讲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的片子是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就好像说《罪与罚》首先是一部反映19世纪俄国大学生生存状态的小说。这样讲可能显得有点自以为是,但我至今认为这是好的回应。
2005年6月15日
在巴黎,又被人问了好几次关于我们的电影和“上帝已死”的问题。在归来的火车上,我想着这些问题,突然眼前浮现出《儿子》(Le Fils)里奥里维耶(Olivier)的样子:一个人,躺在公寓地板上,正做着运动疗法的练习。奥里维耶和他孤独的仪式。一个相信上帝或某种意识形态存在的人,是从不孤独的。哪怕是一个人,进行某种仪式化的行为就会将之与群体相联系,若是集体活动,则更会令其融入群体之中,并且加深信仰感。信徒们聚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而是因为他们渴望相信。信仰和“在一起”,是一回事。奥里维耶不再相信,便不再属于任何群体。他那孤独的仪式只是一种绝望的姿态,绝望地寻找着某种链接。与谁链接?我不知道。望着他的背影在公寓的地板上来来去去,我下意识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祈祷,一种向某个人发出的召唤,某个他者。这个他者,也许就是你——观众。
2005年6月28日
声音没有方位,哪怕我们的眼光给了声音一个位置。电影赋予声音一个方位,这声音又给予这个地点,这些被拍摄的运动,一种必需,一种自然,一种现实。音乐,她努力地阻碍希望给声音定位的眼神的进攻,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艺术才是能与死亡抗衡,能给我们慰藉的。多亏了这些将我们从固定在一个方位的嘀哒声里解放出来的声音,我们体验了更强烈的片刻,那内在的片刻,无关方位,无关时间,无穷无尽。电影能否达到一种强烈的高度,全凭眼光与那些普通声音的关系,沉默的关系,那正是我们所尝试实现的。音乐在我们电影中的空缺,或许正源自某种担心,担心音乐会为观众提供一种过于方便逃离的可能,因为我们所希望的,是将他们关在那个我们片中人物所生活的封闭空间里。有时候,我觉得唯有在我们的片子结尾处,可以加上音乐。当人物成功逃遁,从所有束缚中解放出来,仿佛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行为,亦是对音乐的探寻的叙述,仿佛在长久的静默之后,观众和片中人物终于听到了音乐。过分的音乐,也是一种品味的缺失。
2005年7月6日
日常生活中令人惊诧的瞬间:盯着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时间越长,这个物体就越显得鲜活,仿佛拥有了某种自主性;而盯着一个活人时间越长,浮现出来的,却越来越是一种死亡临近的感觉。
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史料纪录片,讲的是纳粹抬头时期,一个德国自行车运动员阿尔贝尔•里希特(Albert Richter)的故事。某次比赛获胜后,他坐在自己的车子上,右手随意地搭在腿上,而周围其他的选手,都高举着右手向“国家元首”致敬。直到今天,他的手依然搭在大腿上。勇于做那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是美的胜利。
2005年7月20日
刚接了莫根(Morgan)的电话,他正在拍片子。非常幸福。从他的声音里,我感觉他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