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市妓
唐五代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爲满足居民奢侈消费的需要，城市中出现了以才艺声色谋生的市妓，数量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在中唐以后更爲明显。王涣之与王昌龄、高适三人一起饮于旗亭，“有伶人唱两词，皆昌龄词也。昌龄夸其同游，遂书壁以记曰：‘二絶句矣。’涣之指双鬟令唱，曰：‘脱是吾诗，子等当拜床下。’鬟唱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辞也”。妓人不知眼前喝酒的爲谁，衹是准备了一些熟悉的歌爲喝酒的人演唱。既然“饮于旗亭”，那就是在市场中的酒楼里喝酒，对三位诗人并不了解的伶人其实是位市伎，亦许她是卖艺不卖身，主要靠歌唱演艺爲生。
唐代的扬州和五代时的金陵商业较爲发达，市妓比较多见。杜牧在淮南爲牛僧孺幕府，“夜即游妓舍，厢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这里所说的“妓舍”，就是妓院，因爲如果是淮南官妓的话，杜牧不需要夜游，城里夜间管治安的厢虞候亦根本不会去管。过了很长时间，“因朔望起居，公留诸从事从容”，于是牛僧孺藉机对杜牧说：“风声妇人若有顾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独游。或昏夜不虞，奈何？”意谓你把看中的长得漂亮的风声妇人养在家里，不必到晚上跑妓院，半夜里外面不安全。杜牧初不承认，“僧孺顾左右取一箧至，其间榜子百余，皆厢司所申。牧乃愧谢”。杜牧前后上妓院有上百次，夜间管治安的官员因爲看到是节使府官员，衹能上章申奏。金陵城内，道士章齐一因爲“滑稽无度，善于嘲毁，娼里乐籍多称其词”。所谓娼里，大概是指城市中娼妓集中居住和营业的地方。又云“乐籍”，帮助娼里经营者控制着妓女们的归属。
五代末至北宋初年，市妓更是大量出现，他们的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一些街巷坊陌中。市妓从业者中甚至还有男性：“四方指南海爲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宋人认爲开封城内的卖色户有上万家，集中居住在一些街巷，而这些人应该是从后周开始就大量出现。这上万户的性从业人员中，有一些是男性，应该是专爲女性服务的。一些外来的市妓没有固定的住所，平时居住在逆旅中。如宋齐丘来到广陵，住在旅馆里，但他比较贫穷，“裹调罄乏，因吁叹数四”。同样居住在逆旅隔壁房间的倡优女魏氏听到后，“乃窃赂遗数锾，由是获备管幅”，使他有了进行政治活动的桶金。
市妓除了唱歌，还要陪酒。信州有一贫穷的士子，将州地图浣染后制成裙子，墨迹全在。“会邻邀之，出数妓，设酒”，大家坐着一起喝酒。一会儿，一婢十分吃惊地对士人说：“君子误烧裙。”士人马上问哪里烧坏了，婢对曰：“正烧着大云寺门楼。”穷窭之士与人喝酒时有数妓作陪，想必这种妓女素质不会太高，既卖笑又陪酒。市妓陪酒时会使用各种酒令。五代汉王章，“置酒会诸朝贵，爲手势令”，大家都在使用手势的酒令。其时史宏肇对手势酒令不熟悉，于是坐在身旁的客省使阎晋卿耐心地反复教他。苏逢吉看到后，就嘲讽说：“坐有姓阎人，何忧罚爵。”这话是一语双关，因爲史宏肇妻阎氏“本酒家倡也”，是个市妓，熟悉手势酒令，所以史宏肇明显感到苏逢吉是在讥笑他。反过来说，时人都知道市妓在陪酒时会各种酒令，包括这种手势令。
市妓一般都比较漂亮，这是卖身时必须有的条件。如张籍曾有诗云：“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这诗其实是谈到江南某城外面的江河两旁，娼楼林立，北方来到江南的客人居住在附近的店家，娼女提供给他们主要的服务应该是性。前蜀王衍喜欢微服出行，“往往宿于倡家，饮于酒楼”。他有时会住在妓女的娼楼里，在酒楼中吃喝，妓女陪在身旁。成都地方较小，怕被人认出来，他“令民间皆带大帽”，“禁百姓不得带小帽”。
市妓中不少人有自由的身份，年纪大了会自动退出这个行业。有不少人衹是欠了娼楼主人钱财而卖身卖艺，一旦还清了所欠的钱，个人身份还是比较自由的。市妓中的一些人，或许会碰到有人替她赎身，或是后嫁给有身份地位的男性。南唐邓洵美结婚较晚，生了三个女儿。但生活比较贫困，憔悴而死，于是三个女儿流落风尘。沣陵人卢氏闻洵美名，看到他的女儿做了女伎，“怜而购之归，以其女妻于儒家”。还有的成爲僧人之妻，当然这种情况肯定极少。五代汴州相国寺星辰院，有一位比丘澄晖，“以艷倡爲妻”，娶了个漂亮的妓女做老婆。和尚每次喝醉后就点着自己的胸说：“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云：“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像这样的和尚夫妻“快活风流，光前絶后”，是比较少见的。某一天一少年“踵门谒晖，愿置酒参会梵嫂，晖难之，凌晨但见院牌用纸漫书曰：‘敕赐双飞之寺。’”因爲妓女通常会陪男人喝酒，所以少年要“置酒参会梵嫂”，想戏弄和尚，而和尚亦知道少年的用意，所以絶不会同意。
出家做尼姑或道姑，亦是一些妓人歇业后的终出路。当然选择这条路的妓人，人数不会太多。《能改斋漫録》卷三谈道：“唐顾陶大中丙子编《唐诗类选》，载阳郇伯作《妓人出家》诗：‘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鬟剪落向残春。暂惊风烛难留世，便是池莲不染身。贝叶欲翻迷锦字，梵声初学误梁尘。从今艷色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这位妓人选择佛寺作爲后半生的归依之所，前半生花天酒地的风光从此消失。
与之前朝代相比，唐五代总体上家妓的数量有所减少，而市妓的数量急剧增加。那麽，爲什麽在很多城市内会普遍出现市妓越来越多的情况？
我们认爲，市妓的出现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是商品经济繁荣后发生的社会新变化。大量有钱人，或在政治上想有所作爲的人，纷纷涌进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家眷不在身旁，亦有的没有养家妓，但他们爲了感情上的寄托和生理上的满足，会想方设法寻找妓女。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参加科举的士子，无论是中举者还是落第者，都想找到一个心仪的妓女。唐僖宗干符二年（８７５年），礼部侍郎崔沆放进士三十人，郑合敬。这位状元不久就来到长安平康里，左拥右抱着漂亮的妓女。《唐摭言》里有他的《宿平康里》诗，内容爲：“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而诗里谈到的楚娘、闰娘，是“妓之尤者”，因爲他是状元，所以找的妓女长相都特别好，而他是整夜都和妓女在一起。唐代的官场文化对进士找妓女没有什麽限制，进士们亦不避人家的眼光，更不担心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前程，帮助社会对男人嫖妓女是比较宽容的。元稹被贬江陵府士曹，“少年气俊，过襄阳，夜召名妓剧饮”。像这种名妓，应是当地的市妓，其时元稹不太可能有资格召官妓一起饮酒。和名妓分别时，他作诗说：“花枝临水复临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凤凰栖。”他向妓女表达出自己十分高傲的心气。亦有少年追求妓女时不惜一切。如洛阳少年崔瑜卿，家里多资，个性喜游冶，“尝爲倡女玉润子造緑象牙五色梳，费钱近二十万”。一把象牙梳子，花费二十万，少年已是失去理智。
到了五代，帝王和官员普遍都比较喜欢妓女，社会的风气更有利于男人狎妓。如南唐都城金陵，城内娼家林立，都是些规模较大的妓院。南唐李后主“微行娼家”，碰到一个僧人。僧人“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喝酒、吟诗、乐器样样精通。李煜和僧人谈得十分投机，酒喝醉后在墻壁上写道：“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之后，“僧拥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爲谁也”。皇帝喜欢逛妓院，僧人亦喜欢，到处都是灯红酒緑。
当然，社会上亦有些人不狎妓，但从社会风尚来说他们反而不占主流。李德裕“性简俭，不好声妓”，这是宋人特别要记载一笔的，帮助不好声妓的男性实在是少之又少。李德裕说自己“无常人嗜欲：不求货殖，不迩声色，无长夜之欢，未尝大醉”，对自己平时的一举一动十分检点。闽地有位文士叫刘乙，有一次喝醉了酒与人争妓女，“既醒惭悔，集书籍凡因饮酒致失贾祸者，编以自警，题曰《百悔经》。自后不饮，至于终身”。把这段资料反过来理解，当时的士人喝酒争妓女是常事，而刘乙不过是一个很自律的读书人，感到这种行爲有失修养，从此以后不再喝酒。五代吴国后期，宋齐丘在徐知诰身旁，徐温十分怀疑，派人监视他。宋齐丘知道后故意“晨出暮返，归必大醉，或以花间柳曲讴歌之辞以示之”，就是说，他天天喝醉酒在妓女堆里瞎混，徐温纔认爲宋齐丘是一位“狂汉”，“不足爲虑”。所以我们亦可以这样理解，尽管士大夫和妓女厮混在一起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很多人认爲这种厮混是男人没有远大志气的表现。
唐代中期，一些藩镇“骄矜倔强”，开始与朝廷分庭抗礼。汴帅韩弘，“常倚贼势，索朝廷姑息”。时李光顔讨汴州，韩弘心里极怕，所以“阴图挠屈，计无所施”。不知谁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于是在大梁城寻找到一个妓女，是位“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乃命使者送遗光顔”，他们希望李光顔一看到这个美女就会喜欢，甚至“怠于军政”。第二天，李光顔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韩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一个出色的妓女，这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或许是这个美妇人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才能。
社会氛围比较有利于市妓们的生存，所以她们在光鲜的外表下，利用琴棋书画等特殊才能，成爲城市中一个特殊的重要群体。
6.妓女的感情追求
无论是官妓还是家妓、市妓，首先她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们当然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感情追求。
官妓主要是招待南来北往的官员和本州的官员，接触到的对象层次较高，有时会和官员産生真感情。唐武宗会昌中，左庶子薛宜僚充新罗册赠使。在青州，节度乌汉贞招待他，于是认识了“籍中饮妓段东美”，应该是个漂亮的官妓。薛宜僚对段东美“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让段东美到驿站的房间里陪薛宜僚。到了春天，薛要跨海出发，青州置宴相送，薛“呜咽流涕，东美亦然”。薛在席上留诗云：“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娱恰一年。”意谓这段时间太快乐太留恋了。薛到外国，不久得病，他对判官苗田说：“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后薛死，苗摄大使行礼。薛的棺材运回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爲奇事”，十分感人，很少能见到官妓和官员之间的真感情。?韩定辞是镇州节度书记，其时有一位妓女叫转转，是“韩之所眷也”，特别喜欢她。每当一起在酒席上，韩常常盯着她看。韩说：“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拿起笔就写，“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当时宴席上的各位官员都钦佩他的文思敏妙，于是此赋传开来。之后“两相悦服，结交而去”。
家妓被主人买到家后，有些比较漂亮又很有才能的姑娘会和主人家中的男性産生感情。家居阳翟的朱起，年逾弱冠，姿韵爽逸，长得十分潇洒。其伯父在虞部任官，家有一位叫宠的妓女，长得“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宠尤系心”，两人情投意合。但一位世家子弟肯定不能与一位家妓名正言顺地来往，加上家里“馆院各别，种种碍隔”，两人相见很难，而朱起“一志不移”，遂“精神恍惚”，相思成病。不过此后两人悄悄交会十五年，一直至宠“疫病而殂”。由此可知，家妓在主人家里的地位比较低，她们不能谈婚论嫁，衹能私底下保持一点自己的感情追求。
相比较官妓和家妓，市妓追求自己的感情可能更有条件而且更爲方便。柳氏世爲大族，传至柳睦州，人长得俊迈，“风格特异”，“家富于财”。其时长安有名娼叫娇陈，“姿艺俱美”，各地到长安来科考和铨选的士子都想追求她。柳睦州时“因调集至京师”，一见到娇陈，“因求纳焉”。娇陈一看是个小年轻，想打发他走，所以说：“第中设锦帐三十重，则奉事终身矣。”没想到第二天柳睦州“遂如言，载锦而张之以行。娇陈大惊，且赏其奇特，竟如约，入柳氏之家，执仆媵之礼，节操爲中表所推”。名娼嫁给大族子弟，应该说后有一个好归宿。传说后来玄宗还想召她入宫，但娇陈“因涕泣，称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许其归”。市妓如果和嫖客産生感情，一般都能大胆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市妓的感情追求会受制于父母，因爲妓女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好归宿，而这与女儿追求的对象有时会不一致。荆十三娘的友人李正郎弟，爱上了一个妓女，结果妓女的父母不同意，将妓女夺走，送给了诸葛殷，“李怅恨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迷惑高骈，恣行威福，有权有势，李“惧祸，饮泣而已”。荆十三娘知道后十分愤惋，就出头爲李郎报仇。到了约定的这一天，荆十三娘“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看来，妓女如果有父母，就得遵从父母之命纔能出嫁。
宋人认爲唐代有一些女性，包括妓女，因爲文化素质较高，就会对男女之情考虑过多。台州有一妇人萧惟香，“有才思，未嫁”。由于她所居住房间的窗子与进士王玄宴住的地方相对，于是两人“因奔琅琊”。但萧惟香大概读书不少，对自己的感情生活要求比较多，“复淫冶不禁”，王玄宴受不了，于是将其“舍于逆旅而去”。萧惟香只身在异地，没有生活来源，“遂私接行客”，在旅馆中做娼妓。按性质来说，逆旅很有可能开设在城市中的交通要道旁，萧惟香成了个市妓。后来她“托身无所”，找不到合适的人相许，走投无路之下“自经而死”。萧惟香比较有才气，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会写诗，她死后，店中有她留下的诗数百首。像这样一个对生活比较有追求的女性，后沦落爲出卖肉体的妓女，宋人在探讨其原因时说：“所谓才思非妇人之事，诚然也哉！”意谓如果她没有这些才气，就不会跟人私奔，后亦不会这样悲惨。
当然亦有一些女性追求个人感情失败，后做了娼妓。如女道士鱼玄机，“甚有才思”。唐末咸通中爲李亿补阙“执箕帚”，嫁给了李。不过后来李移情别恋，鱼玄机“爱衰”，就下山到咸宜观入了道门。她写了很多怨恨李亿的诗，认爲李是个负心郎。从此以后，她对男女关系看得很通透，“自是纵怀，乃娼妇也”。虽不能说是个名正言顺的妓女，但已有妓女之实。像这种爲了报复感情而成爲暗娼的，虽不是太多，但足以反映出社会两性关系上的一些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