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亚里士多德模式美化了忧郁症，男男女女都愿意跟别人宣称，自己至少带有那么一丝忧郁的气质，或者说“脾性”。这个病虽然是从意大利开始流行的，但很快，它就通过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贵族网络传播到了北部地区，终在英国深深地扎下了根。于是，哈姆雷特这样的文学形象诞生了。这种形象又进一步形成了刻板模式，不久之后，描写忧郁青年的讽刺文字也出现了。哈姆雷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黑色讽刺的对象。到了1580年左右，有这样一个群体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们是忧郁的“反叛分子”，心怀抱负，想努力地向上攀爬，但因为世道艰难，遭遇了很多挫折，心里也很不满。这类人基本上都觉得，自己就算不是天才，也是很有才华的。他们还认为整个社会都有问题，不愿意承认土星给他们赐予了非凡的能力。
文学作品嘲弄社会现象，不过会有一些夸张：比如，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写过一部复仇悲剧作品，叫《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of Malfi）。书中的一个角色博索拉心里不满，安东尼奥就指责他染上了“过时的忧郁”（第二幕场第95行）。这部作品写于1613年至1614年左右，又在同一个时期被搬上了舞台，所以从这句话，我们或许可以假定，那个时候抑郁症已经不太流行了。然而，从整本书来看，我们发现忧郁症和抑郁症总是倾向于和某种社会威望联系起来，而且很显然，这种观点的生命力惊人地持久：直到17世纪30年代，还有诗歌在描写作家约翰·福特的时候写道，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盘着双臂，头戴忧郁之帽”。忧郁的人就会摆出这样的典型姿势（见图6）。
忧郁症是时髦人的标配。在本·琼森（Ben Jonson）2的著作《人人高兴》（Every Man in his Humour，1598年）里，乡巴佬斯蒂芬觉得，他要想在社会上往上爬，这个病就十分重要。同样地，在利利（Lyly）3的作品《弥达斯》（Midas，1592年）里，理发师莫托说自己是忧郁，而不是“愚笨”，因为“忧郁是朝臣盾牌上的饰章”（第五幕第二场第99—110行）。这个观点遭到了讽刺。在社交场合里，忧郁症也是需要支撑的：“您那儿有没有凳子，能让我在忧郁时倚靠？”（《人人高兴》，第三幕场第100行）。讽刺的是，莫托在被嘲弄和诈骗以后，真的得了忧郁症。虽然我们需要意识到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不一样，但还是可以说，戏剧角色能够反映这种时髦病促成的行为模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构建这种模板。毫无疑问，所有疾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忧郁症在这个时期（和其他时期）能走红，就很好地说明疾病的相关说法，部分是基于文学和观赏艺术这样的文化载体的。
说起文学作品里疾病的社会分类，就必须得提到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1599年）。这部作品里的杰克斯是很著名的一个例子。显然，他觉得自己是个英雄般的忧郁症患者，还很乐于接受这个时髦的形象；即便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还有人类会得这种病，感到特别讽刺：
罗：他们说你是个多愁的人。
杰：是的，我喜欢发愁，不喜欢笑。
罗：这两件事各趋，都会叫人讨厌。比之醉汉更容易招一般人的指摘。
杰：发发愁不说话，有什么不好？
罗：那么何不做一根木头呢？
杰：我没有读书人的那种争强斗胜的烦恼，也没有音乐家的那种胡思乱想的烦恼，也没有官员们的那种装威作福的烦恼，也没有军人们的那种侵权夺利的烦恼，也没有律师们的那种卖狡弄狯的烦恼，也没有姑娘家的那种吹毛求疵的烦恼，也没有情人们的这一切种种合拢来的烦恼。我的烦恼全然是我自己的，它由各种成分组合而成，从许多事物中提炼出来，那是我旅行中所得到的各种观感，因为不断的沉思而使我充满了十分古怪的忧愁。
杰克斯描述了各种类型的忧郁症，其中许多类型都记录在了医学文献里；但他又接着说，自己“十分古怪”的忧郁是独一无二的，按照体液理论的话，这确实没什么问题。如今，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2认为自己得了抑郁症，都是因为“血清素”（或缺乏血清素）的问题。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就算是人人都能像所罗门责怪血清素一样把忧郁症归咎于黑胆汁，每个人的病情也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体液平衡都有细微的差别，而且每个人也确实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就像杰克斯提到了“旅行”，还用炼金术来比喻忧郁症，说它“由各种成分组合而成”。在这个时期，忧郁症虽然有很多种定义，但杰克斯着重强调了这种病是个性化的——随着日后生物医药的发展，这个特征可能已经消失了。在后文，通过哈姆雷特的例子，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个性化这个驱动力怎样使理解忧郁症、表现忧郁症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