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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英里处,跑步者们变得有些安静,周围的人群却活跃了起来。很多人在喊尼尔的名字,不禁让我怀疑或许我也应该提前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背心上。从塔桥开始,气氛就明显完全不一样了。大喊大叫的观赛者、摄影师和警察几乎彼此相贴,人潮汹涌得让我快被挤到另一边。如果真是这样,我也能如释重负,那边可是马拉松的半程点。
    这也标志着我记忆里的马拉松的开始。在所谓的“高速公路”段,跑步俱乐部云集,我所在的俱乐部也在,大家挥舞着俱乐部的横幅和旗帜,为自家会员加油助威,鼓舞士气。整个俱乐部的成员都在大喊着我的名字,当然我也像个疯子似的朝他们挥手致意。看到他们就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至少能撑过接下来的半英里。我想尼尔这一路上肯定也有同样的感受。
    赛前我就被告知,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属于比较特殊的路段,你会陷在那里无法自拔,甚至连GPS都难以派上用场。不过等到了那里,我才发现乌泱泱的人群简直热情似火。我几乎迷失在那种氛围之中,能记住的就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反射阳光和镜面玻璃。我依然在尼尔身旁奔跑,只不过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手足般爱恨交织的情感联系。我感激这个怪人所给予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关怀,他会对我说“太棒了!”“跟紧我!”之类的话,但我也开始畏惧听到边线的人群里有人呼喊他的名字。
    到了24英里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甚至愿意捐出一个肾来摆脱尼尔——叫他名字的声音现在变得特别折磨人。后来终于抵达了鸟笼道(Birdcage Walk),那里距离终点只有1英里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就在边线旁。这段后的路程成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我的大脑无法领悟欢呼声的含义,它仿佛只是一道音墙,驱使着我们跑向终点线。我分辨出了一位俱乐部队友的声音:“加油,凯特!”没错,此时尼尔依然在我身边。
    我们绕过拐角奔向终点。我已经能看到白金汉宫和圣詹姆斯宫都铎时期的美丽砖墙了。随后,我便冲过了终点线。接着我去领了礼包、食物和水,当然还有一块奖牌。我的大脑近乎一片空白,只有一道思绪掠过脑海:来年我会再来,我的天,但我一定会再来。
    还有,谁能告诉我,尼尔在哪?尼尔跑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