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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主归来
1990年12月4日，下午，西柏林。
在旅店小住一晚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到克劳森大街17/18号一栋我从未谋面的大楼。汽车驶离繁华的西柏林，一路上的房屋和办公楼逐渐变得黯然无光，就连路上的行人看起来都那样阴郁愁苦，仿佛走进了冷战题材谍战电影之中。
穿过满是涂鸦的柏林墙残垣，我们进入了一年前还属于民主德国的东柏林。右边是查理检查站，左边不远处是希特勒地堡。转个弯，出租车将我带到了一栋大楼前面。二战期间，在盟军的轰炸下，它周围的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剩下的只是些残砖破瓦。在这块空地的衬托下，眼前的大楼变得分外高大宏伟。车在大楼前的德国国旗下面停稳后，我下了车。
大楼正门挂了几块巨大的金色牌匾。其中一块用德文写着“德国联邦交通部柏林基地”——当时交通部的总部还在波恩。
这个下午严寒刺骨，雪花在空中乱舞，停在街旁的特拉贝特车上垫起了一层薄薄的积雪。虽然才下午四点，但已天色渐暗，下班的人陆续从办公室走出来，急匆匆地赶着回家。
可能谁也不会料到我这样裹着风帽红色粗呢大衣、头戴羊毛帽子的人，竟是眼前这栋价值连城的政府大楼的真正主人。我的工作是新闻调查记者，供职于英国广播电台（BBC）。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就有传闻说，德国统一后新政府将归还东柏林和民主德国犹太人在战争期间被窃取的财产。这也正是我此行的目的：讨回家族失窃的财产。哪怕身边的人都认为我只会徒劳而返。
鼓起勇气强装镇定后，我告诫自己：“这是我的，谁也夺不去！”我大步穿过双扇大门，从大理石铺就的地板穿过门廊来到一间玻璃亭子前。里面坐着的接待员正在埋头织毛衣，四五十岁的样子，胖乎乎的身材。我用不太标准的德语问她是否会讲英语，她面无表情地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几分钟后，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走了过来，棕色的套装与他的身材显得极不协调。他自称是蒙克先生，然后问我有何贵干。我想大不了他报警告我非法入侵，于是我开门见山地大胆告诉他：“我要索回这栋家族大楼。”
听了这话，蒙克先生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像是被逗乐了一样。“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可是德国铁路公司的办公大楼！”腔调里带着一丝火药味。
我再次鼓起勇气，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后王牌：我与大楼关系的证明。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我递给他一页1920年企业名录的复件，“柏林克劳森大街17/18号赫伯特·伍尔夫。”
“赫伯特·伍尔夫是我的外祖父。”我告诉他。
当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好在调查记者的职业让我学会了如何保持镇定。我本可以告诉他外祖父以前是做皮革生意的，这座大楼里有他的办公室。但问题是我拿什么证明这栋大楼属于我们家族？虽然我坚信自己的所有权，外祖母内莉也是如此，但是别人会信吗？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说出“伍尔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坚定的神情让这位蒙克先生脸色瞬间为之一变。“跟我来吧。”他简短地对我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经过安全栅门，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员工餐厅。他让我在那里稍等片刻，自己则走到一边打电话向波恩总部的上级汇报情况。
整个餐厅除了我之外空无一人，白色金属餐桌和塑料椅子一排一排地延伸开来，周围墙壁上贴着丑陋的印花壁纸。虽然这里距离灯火通明、到处是明亮店铺的柏林主街只有一步之遥，此时此刻，我仿佛穿越回到了50年代黯淡的民主德国。
来到窗户前，我久久的凝视着外面的庭院，此时我思绪万千：这是伍尔夫家族的大楼，我们自己的大楼，与家族离别近60年的家！六层的大楼在我看来显得格外高大，似乎要直插云霄。红砖砌成的外墙上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像是几十年都没人住过一样。
现如今，这里已不是母亲儿时记忆里的天堂，也没有外祖父赫伯特和曾外祖父维克托的办公室。当初维克托可是德国成功的皮草商人，代理商遍布全世界。他用收购来的质量上乘的皮草做成的高档皮衣深受欧洲和美国贵妇人的青睐。
维克托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研发出了染制廉价皮草的工艺，他可以将兔子皮甚至仓鼠皮“变”成昂贵的貂皮。这些貂皮虽是假的，却受到了市场的极大追捧，人们认为物有所值，穿起来显得雍容华贵，所以也算不上欺诈行为。
母亲常常回忆过去，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大楼的地下室里总是堆着大量的皮草。她常和她的父亲以及爷爷一起乘坐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汽车去公司总部，在那里她可以在松软的皮草上跳上跳下，好不快活。
“你可以在兔子皮上随意乱跳，但绝不许碰我的貂皮。”她的父亲总会这样严厉地警告。
二十分钟之后，蒙克先生回来了，请我在一张小方桌边坐下，我即刻感觉到他的神情与刚才有所不同。
他抓住我的手对我说：“我已经跟总部联系过了，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这一刻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叫‘伍尔夫大楼’，但谁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从总部得知这座大楼原本属于犹太人，但刚才和我通话的人并不知道这座大楼的主人是否还在世，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饱含深情地跟他讲了外祖父赫伯特·伍尔夫在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当权后不久，带着妻子内莉和四个孩子一起前往由英国控制的安全圣地巴勒斯坦。也给他讲了赫伯特的弟弟弗里茨，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德国人，不愿意一起逃离躲避纳粹。
蒙克先生听得非常投入，每当听到令人伤感之处，他都会愤愤不平地用德语骂道“天杀的”，然后催促我继续讲下去。
我还告诉他，我之所以要索还家族大楼，主要是为了我的母亲和母亲的叔叔弗里茨。当时，母亲已经退休，住在伦敦的一个地方。
当我讲完之后，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位民主德国老职员竟说了一句极为勇敢的话：“对！为了你母亲你必须要回这栋大楼！”
被他的正派所打动，我向他交了底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自己的所有权。
“噢……证据总归是有的，”他劝慰道，“只是需要你努力寻找而已，但它们一定存在。”对于德国人保存档案的本领，他表现出深信不疑的神态。
走出大楼，我感觉一身轻松畅快。赫尔是对的，证据一定存在，只要我能找到它们，正义便可以得到伸张。
回到旅店，我迫不及待地给伦敦家中的丈夫西蒙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好消息。
“我一定会找到那些文件。”我告诉他。
“我会尽全力帮你。”他回答道。
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想要索回的大楼，经历了纳粹政府、民主德国政府和统一后的德国，在此工作过的人员成千上万。五十多年过去了，处于柏林市中心的这栋大楼，仅市值而言，哪怕是正派的政府也不愿轻易拱手相让。要索回它，谈何容易？但是，我并非出于利益的缘故，而是它背后的事实真相。
就这样，我打响了或将持续数年的持久战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