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熊节
从接下这本《控制论革命者》的翻译任务起，我就开始乐此不疲地向朋友和同行讲述这个传奇的故事：“你知道吗，在1970年阿连德治下的智利，曾经有一个叫作Cybersyn的IT项目，计划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计算机网络和大数据系统，用来支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它的指挥室是这样的……”看到维基百科上那张“充满未来感”的照片时，听者无不发出惊叹：“这真的是四十多年前的项目？怎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IT行业不是一个记性特别好的领域。在这个行业里，大家更关心今天和明天，鲜少抽出时间来回顾昨天。不过就在今年，有两位经营全国的电商平台而大获成功的企业家先后说出“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观点，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市场”与“计划”之间初的论战。1920年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仅仅是因为一个技术问题，即集中式的经济计算无法有效进行。今天，站在马云的角度，也许他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国家尺度上的供给与需求，只要通信和计算能力达到某个阈值以上，是有可能有效地计算和计划的。于是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个通信与计算能力的临界点究竟在哪里？四十多年前智利的这次尝试（考虑到智利国家的规模），是否可能已经无意间逼近了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行的阈值？
可惜的是，这场大胆的科技实验没能持续太久。它仿佛是过去几十年众多左翼政治和社会尝试的缩影：描绘了宏伟而美好的愿景，但没能真正落地实现。但细读Cybersyn项目的曲折历程，我们会清晰地看到：这个项目的成败，远非科技本身所能左右的。智利社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背后衬托出的始终是美国政府的巨大阴影。一种科技（乃至政治制度）的成败，并不单由它本身的优劣决定，更多时候恐怕要取决于地缘政治的角力。反过来，认为目前取得成功的科技就一定是“优越的”乃至“必然的”，甚至认为科技的发展本身有其必然路径、人只能被动跟随科技的发展，这同样可能是一种过于单纯的科技决定论视角。只有透过Cybersyn这样的异类映照出科技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才会留意到政治的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推动角色。
当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时，Cybersyn的故事会从幽暗的记忆深处亮起一盏小灯，提醒我们：科技的变迁绝非理所当然，要去关注科技变迁背后权力与利益的推动。缺少了这种反思，我们又何从构建更好的科技？从“以史为鉴”的意义上，Cybersyn给我们这些IT从业者提供了一面明镜。
为此，我必须感谢本书的作者伊登•梅迪纳教授，是她把这个传奇的故事从尘封的故纸堆中发掘出来，为我们点亮了这盏历史的小灯。我还要感谢吴靖和王洪喆两位老师，他们把这本书的中译本引入“批判传播学书系”，使之能与中国读者晤面。邱林川教授在翻译过程中对我有很多指导，帮助我看到科技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我还要感谢家人的支持，让我顺利完成翻译任务。
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反复纠结是否应该把“Cybersyn”这个名字译为中文。在书中读者会看到，“Cybersyn”是组合“控制论”（cybernetics）和“协作”（synergy）新造的一个词。王洪喆老师曾把它译为“赛博协同”，我几番斟酌，还是觉得这个译法与原意有所出入，尤其“赛博”一词在当代语境中已经很难令人联想到“控制论”。而该项目的西班牙语名称“SYNCO”则是“信息与控制系统”（SistemadeInformaciónyControl）的缩写，照搬这个名字又太过平实，几乎无法与今天普及到各行各业的信息与控制系统相区别。左右衡量之下，我还是决定保留“Cybersyn”这个名字（以及项目中各个子系统的名字）不译，希望读者能在咀嚼这个生造词的时候，在脑海中浮现与当年的控制论革命者们同样的意象。
下面，就把这个传奇的故事交给读者吧，祝你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