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塔
人类是群居动物，而城市建立是这群灵长目动物通力合作的伟大成就之一，城市标示着进步，而城市建筑的节节高升，更是人类进步的具体化象征。
事实上，萌芽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城市里所谓的“进步史观”（Idea of Progressive History），是由基督宗教的直线史观蜕变而成。在原本基督宗教的史观中，人类行为系经由上帝安排，人无法为自己选定发展的方向，信仰上帝意味着人生不再有东方宗教轮回转世的可能，只能像过河卒子一样拼命往前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史学家博丹（Jean Bodin，1529—1596）明确提出了进步史观的概念，相信科学知识推动人类前进，促使社会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推动下，持续发展，现在比过去更进步，未来则必定超越现在。这种观念获得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阐发，培根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而随着科学的进展，人类社会将无止境地进步。另一位法国哲学家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亦与培根持相同论调，认为知识是随着时间演变而递增，新知识必定取代旧知识，往上迭加，愈来愈高。
在进步史观的发展过程中，意大利学者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勾勒出，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往高级时代发展的进步过程，历经三个阶段：神祇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呈现渐进式的螺旋式上升。维柯提出“世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历史观，对西方进步史观带来巨大影响。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认为理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他以人类历史进步的思想取代上帝主宰人世命运的观念，批判了神学史观，并将历史编纂扩及人类各方面活动，把人类历史当成整体，进行综合和比较的研究。
当知识启蒙为凡人们带来无限发展的膨胀信心，“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勃勃出现，古老传说里的“巴别塔神话”于是不断上演。
进步史观下的现代巴别塔神话
巴别塔，希伯来文作Migddal Bavel，英文作Tower of Babel，中文有时意译为通天塔，Bavel在希伯来文中有“变乱”之意。据成书约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的《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古代人类曾联合起来兴建塔顶能直通天际，传扬人类能力之名的高塔。而为了阻止人类的野心计划，上帝施展法力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阻止人类相互之间的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彼此冲突，并各散东西。
《古兰经》里亦有类似的故事，埃及法老曾要求臣子哈曼（Haman）建造一座高耸泥塔，让他能爬上天堂与摩西之主见面，但该塔并没有留下名字。
但中国原本不太有高塔的概念。佛塔与佛教一样，起源于古代中国人认定的“西方世界”：印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文里并没有“塔”这个字，当梵文Stupa与巴利文Thupo随佛教流传至中土时，曾被音译为“塔婆”、“浮图”、“浮屠”等名，直到隋唐时期，才有“塔”字被创造出来，渐渐成为统一的译名。
有趣的是，汉化之后的佛塔也愈建愈高，明代冯梦龙（1574—1646）《醒世恒言》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名言，正代表佛塔愈建愈高、视炫耀为虔诚，宁可建高塔，不愿救人命的扭曲人心发展趋势。
于是古今中外，东西方城市不顾巴别塔神话的劝告，不约而同地纷纷建造高塔，仿佛接力赛似地较量高塔、纪念碑或摩天大厦的高度。虽然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国纽约发生恐怖分子挟持飞机，冲撞曾是世界大楼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之自杀攻击事件，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认真反省超高层大楼的公共安全议题，但这个世界的高塔与大楼的高度仍不断刷新纪录。
有趣的是，风水轮流转，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台北101 大楼、首尔乐天世界塔、上海中心大厦、东京晴空塔、杜拜哈里发塔，世界建筑物的“美名”，就像帽子戏法一样，竟在亚洲国家重要城市中一再变出炫目的魔术花样。
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审视发源于西亚的古老巴别塔神话，并对照长期影响人类发展却令人忧虑的“进步史观”，城市，是不是该有一些“另类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