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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首版发布于2019年9月17日的纽约。距撰写这本书中文版序言的此刻,仅仅过去了半年多一点,可谁能想到,这半年时间竟会如此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呢?在我写下这篇序言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导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关门闭户,人们不得不焦虑地关注着健康与生命问题(大多数是让人绝望的问题),而这种关注的程度之高也要甚于我此生任何时候所见到过的。倘若人们曾经对于照护(无论是专业照护、家庭照护还是自我照护)颇感陌生,那种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已经意识到,健康和医疗保健才是为重要的事情。然而,当新闻媒体把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那些隔离人群与一线工作者(比如医务人员)的经历上时,我们也注意到,那些报道在谈到关爱与照护时,观点却相当肤浅。《照护》这本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它关心并探讨:家庭、个人以及医务人员该如何提供照护?在照护过程中,在照护的不同情境中,对于他们来说, 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
《照护》提出了一种思考关爱与照护的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也可以被更广泛地应用于新冠疫情及其他各种疾痛(从突发性的健康灾难到慢性病)中。有没有人情的温暖,人性的“在场”,如何将个人家庭与专业护理系统的资源结合起来,以维系长年照护的沉重负担,以及如何维护我们共同生活的记忆——这些都是护理与照护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和过程。《照护》讲述了我和已故妻子琼·克莱曼浸淫在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那些经历。它改变了我们的为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建立家庭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专业兴趣,也让我们认清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半个世纪的婚约,帮我成长为一个丈夫与一名医生,这本书就讲述了这段成长故事——从台北开始,再到长沙,后来又到了上海、北京、香港和其他华人地区。随着我们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人类学和政治的深入了解,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些充满深情和道德反思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中国的人和事。中国的一切,定义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定义了我们的价值观。
在1969年到2011年之间,琼和我在东亚华人地区生活了超过七年半的时间。我们的很多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朋友,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孩子——安妮和彼得,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说中文。安妮后来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并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她关于香港住房政策的博士论文。后来,她嫁给了一位美籍华裔,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外孙、外孙女)都会说中文。彼得则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一位土壤科学家,负责美国农业部的环境研究项目,并曾就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提供咨询建议。
在写下这篇序言的当口(琼已逝世九年),我仍在策划一项在南京开展的合作课题,题目是“中国老年人照护的社会科技”。这个课题组里有好几位我带过的中国博士研究生,他们在中国帮助建立了医学人类学这个学科。而其他那些同我一起工作过的、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研究员、精神科医生、社会医学专家以及公共卫生从业者,此刻正直接参与到了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工作中。所谓生命之轮, 周而复始。
这些故事之外,《照护》还讲述了其他故事,特别是琼和我在那可怕的十年间所经历的事情。那十年,琼因为逐渐恶化的阿尔茨海默病出现了失明与痴呆,终早逝。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了琼的主要家庭照护者,一层遮在我面前的无知的面纱好像也被掀开,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照护的意义,以及对照护者的要求。我开始将照护理解为某种始于童年时期的成长过程, 而在学会如何照顾自己、如何为生活与人际关系“担忧”以及如何照顾他人等方面,男孩和女孩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化过程。我也认识到,对于身处壮年或身处晚年的人来说,照护的意味可能不大相同。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你将读到我学到的这些道理。
总而言之,我相信,照护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家庭和朋友关系中的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既是一件为人的善事,同时又是一件为己的大事。照护是将我们的社会黏合在一起的胶水。而这本书的写作,本身也是某种照护行为,它既是对于琼的怀念,也是对于我自己的激励。我深深地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中国的照护工作带来一些帮助。我也希望,它能够给医务工作者带来一些帮助。
这本书里,或许还有我关于生活艺术的一丁点儿智慧。谨以此书作为某种回馈,献给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所给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