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31日夜间，一小队巴勒斯坦游击队队员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北部。他们身着叙利亚人提供的军装，携带着苏式炸药，朝一台水泵进发，这台水泵的作用是将加利利（Galilee）的水资源运输到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这群巴勒斯坦战士的目标看似毫不起眼，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野心。作为武装组织“法塔赫”（al-Fatah，意为“征服”，也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阿拉伯语首字母倒过来拼写而成的缩写词）的成员，他们的目的是在中东地区掀起一场大决战。他们希望能通过此次行动挑起以色列对周边国家（黎巴嫩或约旦）的报复性打击，而这反过来会激起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并终摧毁这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国家。
遗憾的是，法塔赫的初次行动就彻底失败了。首先，炸药没能成功引爆，成了哑炮。其次，游击队队员在逃离以色列之后遭到了黎巴嫩警察的逮捕。尽管如此，法塔赫的领袖还是发布了一份宣示胜利的公报。这位35 岁的领袖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他来自加沙（Gaza）地带，曾是一名工程师。他在公报中称颂了“吉哈德（圣战）的义务…… 以及生活在从大西洋到波斯湾之间这片辽阔土地上所有阿拉伯革命者的梦想”。1
且不说这场小规模的破坏行动以失败告终，就算后成功了，谁也不会在新年前夕设想到，它竟会引发一场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并终改变中东乃至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历史进程的战争。不管怎么说，法塔赫的此次军事行动的确包含了许多能在短短三年内引发这样一场战争的关键因素。这其中自然有“巴勒斯坦问题”，不管是阿拉伯国家还是以色列都对这个复杂而又多变的问题感到头疼。此外，在苏联的庇护下，由叙利亚政府支持的恐怖活动则是另一重因素。后，还有水资源问题，它比其他任何单方面因素都更为重要，以至于整场战争都将围绕水资源问题展开。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法塔赫的此次军事行动（或任何后续的攻击）是导致中东地区终爆发全面战争的原因，则未免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决定论的色彩过于浓重。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在其小说《爱无可忍》（Enduring Love）中曾说道：“一个开端就是一处陷阱，而对事情开端的选择，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 这句话也适用于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试图确定某一历史事件主要原因的行为理想的结果也只能是武断的，而差的结果则是无用的。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此次战争的源头追溯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早期殖民活动，或一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所实施的政策，也可以将战争归结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甚至纳粹大屠杀。对于战争爆发原因的解释总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些解释往往同样有理有据。
既然试图准确找出1967 年中东战争爆发原因的行为可能毫无意义，那么我们不如描述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正是因为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战争才可能爆发。正如蝴蝶效应中所假想出来的那只扇动翅膀产生气流，并终导致一场暴风雨的蝴蝶一样，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却能推动历史发展，并终导致一场灾难。正如那只蝴蝶需要在特定的环境（如大气、引力及热力学定律）中才能掀起一场暴风雨，1967年6月前所发生的事件也是如此，它也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促成一场战争。这一背景便是当时正处于后殖民革命阶段的中东。其间，这一地区因内部宿怨、超级大国的干涉，以及后来被称为阿以冲突的顽疾而饱受摧残。
构想背景
即使是讨论背景也需要一个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可任意选择。让我们先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人试图在其历史祖地上建立独立政体的运动）谈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头扎进了动荡的中东政治中，这刺激了本已高度不稳定的地区环境，并形成了可能招致区域战争的结构框架。这句话听起来也许有些轻率，但无犹太复国主义便无以色列国，无以色列便无孕育全面冲突之背景。
犹太复国主义初在19 世纪中叶时仅为念想，但到了20 世纪初，这一念想却驱使着千千万万的欧洲和中东犹太人抛弃家园，不远万里跑来巴勒斯坦定居。犹太复国主义的秘诀就在于此：它能将现代民族主义的理念与犹太人千百年来对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那神秘的依恋之情融为一体。这一力量支撑着巴勒斯坦的“伊休夫”（Yishuv，犹太社区）挺过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和一战期间的重重危难。在此期间，许多犹太领袖被指控为外来（主要是俄国）敌对势力，并因此被赶出家园。一战结束后，英国取代土耳其开始对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并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
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伊休夫里挤满了逃避欧洲反犹主义迫害（首先是波兰，后来是德国）的难民。他们建立起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及教育制度。这些制度很快便超越了英国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到20 世纪40年代时，伊休夫逐渐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它不仅有活力，还充满创造力，不管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政治上都很多元化。巴勒斯坦犹太人借鉴东、西欧的模式创造出了一种作为农业定居点的新型载体，即公社“基布兹”（Kibbutz）和合作社“莫夏夫”（Moshav）。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它拥有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国民医疗保障制度、再造森林计划、基础设施开发计划、一所体面的大学和一支交响乐团。此外，它还拥有一支保卫这一体制的地下军队（希伯来语名为哈嘎纳［Haganah］）2 。尽管英国政府已决然放弃了帮助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计划，但这一民族家园早已成了事实—一个形成中并迅速发展的国家。
这正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痛恨的一切。数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扎根于此，并占据着当地人口的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说，伊休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也是毒害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外来文化。长期以来，犹太人一直处于穆斯林政权的统治之下。虽说他们的地位较低，但被容忍生活于穆斯林的土地之上。可这种形式的保护绝不意味着他们对部分伊斯兰心脏地带拥有任何主权，他们对穆斯林也并无任何权威可言。不管是受制于法国的叙利亚和北非穆斯林，还是受制于英国的伊拉克和埃及穆斯林，他们都渴望获得独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寻求独立的渴望也一点儿不比他们的同教兄弟少。他们同样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民族独立的承诺，并要求英国人兑现承诺。3 但阿拉伯人绝不会选择处于犹太人支配下的独立，这只会是一种更令人厌恶的殖民主义。
因此，每一波犹太移民潮（发生于1920 年、1921 年和1929 年）都会激起阿拉伯人的暴力反抗。这终导致阿拉伯人于1936 年发动了针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起义。暴动持续了三年，大部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袖都被驱逐出境，阿拉伯人的经济实力也被削弱。在此期间，伊休夫却变得更为强大。然而，胜利却并不属于犹太人。由于害怕引起整个大英帝国内部穆斯林的强烈反对，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并通过这一纸文书废除了《贝尔福宣言》的效力。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在不久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抵制白皮书，会无视战争之存在，但在抗战过程中，也会忘掉白皮书”。与本-古里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吉·阿明·侯赛尼（Hajj Amin al-Husayni），他是英国政府所任命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这位自诩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代表的领袖将赌注下在了希特勒身上。4
1936年到1939年间的阿拉伯起义还造成了另一重更致命的影响。大起义之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仅限于巴勒斯坦，但在大起义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就变得无处不在了。巴勒斯坦的困境激起了周边阿拉伯国家山呼海啸般的同情。在这些阿拉伯人的土地上，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初见雏形。泛阿拉伯主义—现代欧洲思想的另一衍生物—宣称世上存在单一的阿拉伯民族，其身份认同超越了种族、宗教和家族关系的界限。这个民族如今号召其族人向西方世界复仇，一雪前耻（已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并打破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的疆界（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巴勒斯坦及伊拉克）。阿拉伯人梦想着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其疆域北至托罗斯山脉，西到阿特拉斯山脉，东起波斯湾，南抵阿拉伯半岛之角。尽管这还只是个梦，但一个以共同情感和文化为疆界的阿拉伯世界已经出现，并成为政治现实。5 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慢慢地，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件可能引起巴格达、开罗、霍姆斯、突尼斯甚至卡萨布兰卡的骚乱。
没有人比当时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人更理解或更害怕这一进程。由于缺乏宪政合法性又反对自由言论，阿拉伯世界的总理、国王、苏丹和埃米尔对“街头”井喷式的公众舆论高度敏感。领导人当时的任务便在于辨识出街头舆论的走向，并尽量走在其前面。而那时的街头正高声斥责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了应对街头的愤怒之声，受困于国家间的竞争，阿拉伯诸政权被深深卷入巴勒斯坦政治当中。这场冲突再也不是地方性冲突了。
与此同时，英国人精明地利用战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中立立场来安抚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该运动促成了阿拉伯联盟的建立，这一组织既能展现其成员的团结，又能保证各成员国的独立。6 不过，随着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得到保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带着复仇之心回来了。他们因白皮书的持续存在而愤怒，因纳粹大屠杀而怒火中烧。如果那一纸文书不存在的话，600 万大屠杀遇难者中的许多人或许可以活下来。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英国托管当局宣战了，首先是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的右翼伊尔贡（Irgun）民兵，随后是代表主流的哈嘎纳。
疲于应对战争的英国政府此时还被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所困扰着。因此，英国政府到1947 年时便准备将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理。此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 号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将成立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国家，而耶路撒冷则成为国际共管区。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了该决议，但阿拉伯人—此前已经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一项对他们更有利的分治提案—坚定地主张对巴勒斯坦的全部主权。
1947 年11 月30 日，就在联合国批准了分治决议之后的第二天，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聚居区发动了袭击，还封锁了连接各聚居区的道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的反应是克制的，他们担心联合国会为暴力所震动，继而认为分治方案不可行。但由于巴勒斯坦方面的抵抗行动太过有效，于是犹太人于1948 年4 月发动了进攻。此一行动成功地重新打开了受阻的道路，各犹太人聚居区也因此而获救。不过这一行动还加速了巴勒斯坦平民的大规模逃亡（逃亡现象早于前一年11 月便已开始）。当时出现了有关巴勒斯坦人遭屠杀的报道，耶路撒冷近郊的代尔亚辛（Deir Yassin）发生的屠杀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受此刺激，有65万至75万巴勒斯坦人或逃亡或被驱逐到周边国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期望阿拉伯联军实施干预，赶走犹太复国主义“僭取者”，并能在短期内重返
家园。
为阻止这一干预，犹太人做出了严密部署。基于以色列与外约旦都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所顾虑，犹太领导人试图秘密与外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国王阿卜杜拉（‘Abdallah）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国国务院从未倾心于犹太人的复国之梦，而是强烈反对分治方案，并力主在巴勒斯坦推行国际托管计划。此外，还出现了别的方案：要么是建立一个阿拉伯-犹太双重民族国家，要么是建立一个阿拉伯联邦，联邦中的犹太人享有地方自治权。7 不过，这一系列倡议无一成功。5 月14 日，就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行将结束之时，犹太人正式宣告以色列国成立。在此之后，犹太人摇身一变，成了以色列人，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成了巴勒斯坦人。
也正是在那一天，前一年11 月以来的巴勒斯坦内部冲突升级成了以色列与五个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冲突。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好斗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国家领导了侵略行动，紧随其后的是黎巴嫩和外约旦。埃及也难以抵御这一势头，他们担心其他阿拉伯国家借机扩张领土，于是匆忙加入战争。在轰炸机、歼击机和坦克的掩护下，数以千计的阿拉伯军队涌向前线。阿拉伯国家则傲慢地将此次行动描述为一次“维持治安的行动”。
阿拉伯人的此次行动成功地将这个新生的到了防线深处。他们一方面突入了内盖夫和加利利地区，另一方面向以色列的城市特拉维夫（Tel Aviv）逼近，而拥有10 万名犹太居民的耶路撒冷则陷入敌军的重重围困当中。但本-古里安没有陷入绝望。这个男人身材矮小却仪表堂堂，富有远见，并能以实用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权力。在联合国的调解下，阿以双方同意暂时停火。他利用这段时间重整军备，并让部队恢复了元气。有了这一优势，再加上阿拉伯人缺乏指挥，本-古里安终戏剧性地扭转了战局。
到1948年秋天，重组后的以色列国防军成功地突破了阿拉伯军队对耶路撒冷的封锁。另一方面，以军在与外约旦阿拉伯军团*（由英国人指挥）的对峙过程中虽然没能取得胜利，但至少也与之僵持不下。叙利亚在以色列北部的进攻和伊拉克入侵以色列腹地的行动也陷入了困境。不过以色列的大部分军队还是被用来对付埃及，该国拥有阿拉伯世界中庞大的军队。除了少数将士，埃军被整个赶出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周边地区。那些留下来的埃军将士一直坚守到了1949 年初，开罗于那时提出了停火的请求。
以色列人所谓的“独立战争”结束了。除了联合国划归给以色列的领土之外，这个犹太国家还通过战争额外获得了30% 的土地。同时，由于巴勒斯坦人外逃，以色列的犹太人口也取得了多数地位。由于害怕丧失人口的多数地位，并担心会招来一场与英国—埃及和约旦的保护者—的战争，以色列国防军终打消了征服约旦河西岸（West Bank）及加沙地带的念头。1949 年3 月，在以军的后一场军事行动中（此时以军已与约旦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人拿下了红海边的乌姆拉什拉什（Umm al-Rashrash，这片区域初就被划给了犹太人）。在将其更名为埃拉特（Eilat）之后，这座港口城市将成为以色列连接亚喀巴湾（Gulf ofAqaba）、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乃至亚非市场的生命线。
在这场似乎毫无胜算的战争中， 以军的青年指挥官—如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和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不过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6000 名犹太人（1% 的人口）在战争中丧生，大量村庄因轰炸被毁。尽管以军对耶路撒冷老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老城始终掌控在约旦哈西姆王国手中，通往老城的拉特轮走廊（Latrun Corridor）也是如此。此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还将犹太人位于伯利恒（Bethlehem）城外的古什埃齐翁（Etzion Bloc）的一系列定居点连根拔起，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叙利亚所占领的领土也超出了国际边界。以色列的大部分人口及工业中心全都处于阿拉伯国家军队火力的射程范围之内。以国所控国境范围内的窄处仅14.5 千米宽。一旦约旦或伊拉克的某支军队从东边突进，该国便有可能被轻易切割成两
半。毕竟除了海里，他们无处可退。
以色列此次胜利中所含混的一切，加上犹太人在历史上所积攒下来的创伤，使以色列人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不可被战胜的过度自信与同样膨胀的厄运临头之感胶着在一起。在西方人面前，以色列人将自己描绘成装备不足的大卫（David），他们与腓力士丁巨人相抗争。而在阿拉伯人面前，他们的形象转而变成了力大无穷的歌利亚（Goliath）。时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的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初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以色列正面临着致命的威胁，但以军同时能在数周内粉碎阿拉伯联军。8
然而，阿拉伯人却不为这一对比论所困扰。对他们而言，1948 年的战争是“ 纳克巴”（al-Nakbah，阿拉伯语，意为“灾难”），一场完完全全的灾难。在开罗和大马士革举行的胜利大游行并不能掩盖阿拉伯国家在后殖民时代的场测试中所遭遇的失败。外约旦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当它稳坐于约旦河两岸后，该国很快便去掉了国名前的“外”（trans）这一限定字。* 埃及则侵占了加沙地带。这一切反而更突出了巴勒斯坦人所失去的国家，毕竟上述两块土地本属于此国。阿拉伯人败给了数量上相对较少，此前一直备受鄙夷的犹太军队，这使其倍感耻辱。9 败仗没造出英雄，却造出了诸如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这般满腔愤恨的士兵。作为曾坚守在内盖夫沙漠那一小片阵地上的青年军官，他如今想要报复的不只是以色列，还有那些败于以色列之手的无能的阿拉伯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