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六千年》 第九章：“空前的灾难”——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人对待盟友的方式开始越发像帝国统治者对待属臣，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一个世纪之后，一名雅典作家回忆了雅典人曾如何“在狄俄尼索斯节的舞台上当着全场观众的面”炫耀同盟款项的。他所指的是同盟代表们每年春季送往雅典的稀有金属。在外邦人看来，这种一年一度向全体公民的展示可能更像是在宣示雅典的实力。
在那些了解波斯帝国内部运作方式的希腊人眼中，雅典的这种做法与同盟一心抵抗的帝国行为并无二致。波斯人也喜欢炫耀收缴的贡品。伊朗西南部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里就有表现游行场面的装饰画。那些抬礼物的人是国王的属臣，他们按照种族列队，抬着各自土地上的出产站在“万王之王”的面前。
根据后世作家们的记述，雅典人开始将同盟的战争经费悉数放进自己的腰包。事实上，他们把这笔钱当成了雅典城的收入。那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人热衷于美化自己的城市。这种通过文化作品追求“软实力”的做法在现代也屡见不鲜。伯里克利富有创造力，他是缔造者，也是帝国主义的拥趸。
这一做法的结果——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卫城的那些精美建筑——构成了现代人眼中辉煌的希腊文明的核心部分。但雅典公民的个体经济贡献，无论是农夫、商人还是其他人，绝不可能是该成就的财富来源，甚至连主要财富来源都算不上。伯里克利的政策在雅典人中引发了分歧。根据一名古代作家的记述，公民大会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从我们如今称为“伦理”的角度斥责对同盟经费的滥用行为：
肆意侮辱和对暴政的屈从无疑有损于希腊的形象。我们用强制征缴的战争经费为自己的城市涂金抹银，在世人看来，我们就像个淫荡的女人，正往自己的衣柜里塞进昂贵的大理石、神像和价值连城的庙宇。
这些后世记述绝非只是在重复雅典民主制度庇护下的伯里克利的政敌们的攻击。公元前447年，雅典人开始修建帕特农神庙。雅典碑文上的逐年记录表明，修建新神庙的资金来自雅典官方收取的同盟年供。
挥霍同盟金库的行为显然没有经过同盟成员的协商同意，但据说得到了伯里克利本人的明确支持：
伯里克利对民众说，他们不欠同盟提供的抵御野蛮人的战争经费；“他们没有提供一匹马，”他说，“没有提供一艘船、一名重装步兵，只出了钱；这些经费不属于提供者，而是属于接受者，只要后者提供了相应的物资装备。”
把同盟经费花在公共事业上的做法强化了雅典在希腊同盟中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增加了雅典相关利益者的财富。这些人中包括军人，尤其是来自下等阶层的桨手——虽然并非全都是雅典公民。他们靠在雅典桨帆船上卖苦力换取酬劳。
大体而言，越是贫困的雅典人，参与民主管理越是积极。伯里克利订立了向担任雅典法庭陪审员的公民支付报酬的制度。这些陪审团规模很大，通常有501名成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被告行贿，确保审判更加公正。如此一来，伯里克利可能也强化了当时的某种观念，即雅典在同盟中的统治地位与城邦民主不无关系，哪怕此举令城市的财政收入越发混乱，并使得同盟成员无从得知他们支付的经费去向。
通过推动公共事业，伯里克利将相关利益者从本地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海上帝国。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的一段碑文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时参与卫城新神庙修建的建筑师、石匠、雕塑师、木匠等的工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雅典挪用同盟资金兴办公共事业的潜在受益者。这些工匠中既有雅典市民，也有外来居民或外邦人，还有雅典的奴隶主，后者可能用得到的工钱来支付给修建神庙的奴隶。
雅典人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他城邦对自己的反感。在伯罗奔尼撒南部，斯巴达人及其盟友越发不安地关注着雅典人的野心。他们也有一个军事联盟，比以雅典为首的那个早得多。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希腊城邦间订立了一个永久协议，目的是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共同抗击敌人。
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述，在一次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来自伯罗奔尼撒同盟科林斯的使节们怀着对雅典的不满，对比了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性格差异，终于让斯巴达人意识到雅典的威胁：
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你们将不得不与之对抗的雅典人的处事方式，没有意识到他们与你们是多么不同。他们喜欢革新，对一切新计划都既能快速构想又能迅速执行；而你们很保守，只想小心翼翼地保住自己已有的，从不主动出击，甚至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头也一动不动。他们的胆量胜于实力；他们甘冒精明人不愿冒的风险；他们即便身处厄运也满怀希望……他们冲动激进，而你们徘徊不前；他们永远行在路上，而你们总是待在家里。
斯巴达人不愿冒险离开家乡或许是因为担心黑劳士在后方反抗。但终，他们决定诉诸战争。修昔底德认为，倒不是盟友的演说促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确担心雅典人“及其日益增长的实力”。于是，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波及大部分希腊城邦的大战爆发了，古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
与特洛伊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借古希腊文学作品名流千古。 修昔底德和荷马在后世人眼中都如泰山北斗，既有高超的文学造诣，也有崇高的人文精神，此外，尤其是修昔底德，更展现出其对治国方略和军事指挥的洞见。就某种意义而言，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展现修昔底德本人——这位迄今为止重要的古代史学家。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头一个10年间，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年复一年地侵犯雅典城周边的农田，以便扰乱雅典的农事活动。当时，雅典的一出喜剧中有个角色就表达了雅典农民对敌人这种策略的感受：“我打心底里讨厌斯巴达人，愿波塞冬掀起地震，将他们的家园倾覆！我的葡萄藤也被砍了。”
雅典人的对策是退守城内。他们早在上一代人时就谨慎地扩建了城墙，使之既能很好地保护城市，又能通往比雷埃夫斯港。连接雅典城与港口的通道是两段相距200码、平行而建的干泥砖墙，长约4英里。由于能够安全地抵达港口，雅典人在必要时就可以依靠海军提供进口食物和补给。
当时的希腊人对疾病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人能预见到将所有雅典人集中到城内而带来的健康风险，就连伯里克利也以为雅典只是在打一场获胜概率很高的战争。曾经住在乡村的雅典人不得不挤进棚屋，忍受着夏日的闷热。修昔底德详细描述了战争第二年从港口蔓延到整个城市的致命的流行病。他写道，这场疾病让“男性像绵羊般死去”。他细致地描绘了疾病的症状，可惜经过多年争辩，我们仍无法将它与任何一种现代疾病对上号。
他提到，疾病可以由人传染给动物，也可以在人之间传播，也就是说，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这一观察结论与当时的希腊医学理论相悖，后者错误地运用了地理环境因素，将疾病传播归咎于劣质空气。
修昔底德用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传染性疾病传播的医学真相，而这个真相直到19世纪才被西方医学界完全接受。到瘟疫结束时，城里的大部分居民要么已死亡，要么获得了免疫力——修昔底德提到，幸存者有可能再次感染疾病，但症状会轻得多。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也被疾病夺去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