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做一个加拿大作家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与他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法国有个有趣的现象，这片不算大的土地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差异，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能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而在加拿大，如果要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则需要穿过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永远都无法忽视加拿大的广袤无垠。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伦敦的距离不算什么，从哈利法克斯到温哥华（Vancouver）的距离才叫远呢。我的家族在美国大陆上生活的历史悠久，在那里，有在十七世纪被赶出去的美国清教徒、法国胡格诺派。他们中一部分人去了美国，一部分人去了爱尔兰（Irlande）或柏林（Berlin），还有一部分去了新苏格兰（Nouvelle-Ecosse）。应该就是我这一支……
您的作品中有哪些主题是典型的加拿大主题呢？
（她突然开始用法语说话。）有很多。我在1962年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加拿大文学专题指南》（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1]里面涵盖了所有相关内容。（她换回用英语说话。）虽然后来情况有了一些不同，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建议您去看看1972年发行的那版里关于印第安人的那章，再和约瑟夫·博伊登聊聊。那个时候还没有他的书。虽然已经有几个人开始写自传了，但那就是全部了。其他相关的作品都是之后才有的。
…………
我们得还原一下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极少有出版社愿意冒发表加拿大作家作品的风险。他们更愿意找美国作家和英国作家，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家英美出版社一起分担成本。他们常说两句自相矛盾的话，一方面他们抱怨作品“没有加拿大特色”，另一方面又说“您的小说加拿大味太浓了！”所以对加拿大作家来说，诗歌是容易的。当时是咖啡馆的黄金时代，起源于旧金山的咖啡馆开始普及，在多伦多也有一家咖啡馆开张了，叫流浪者大使馆（Le Bohemian Embassy）。很多人真的把它当成了大使馆，寄信过去申请签证！（她笑。）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家咖啡店。上楼我们就到了一个四壁砖墙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被刷成了黑色，桌上铺着桌布，放着一个插着蜡烛的瓶子，还有一台咖啡机，我们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看它……每周四晚这里都会举办一场晚会，供大家朗诵诗歌，放爵士乐。一些伟大的爵士乐手曾在这为我们表演过。
听起来棒极了。
有谁意识到了呢？我们那时都太年轻了，没意识到那究竟有多棒。我们只是想着：“啊，今天是周四了，有人要唱歌了。”在那个年纪，我们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首先，我们认为这很正常，之后，又以为那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但其实那只是短短的一刻，画着眼线，穿着黑套衫的“朱丽叶·格雷科[2]一刻”，属于存在主义的一刻。我们读萨特、加缪、波伏娃。太可怕了。（她从嗓子里发出愉快而讽刺的笑，谈话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一切都沉浸在这种气氛里，那时正好处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之间。我当众朗诵我写的诗歌——或者不如说，我当众朗诵我那“灾难般”的诗歌。我还在一些小型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它们。一共只有五六首，有一首是写给流浪者大使馆咖啡馆的。那时候我们连电脑都还没有呢！嘘……我们都用铅字印刷机和油印机印刷作品，然后再把它们钉起来。就这样，我出版了自己的部诗集，用亚麻油毡版画做的封面。
作为一名女性，在文学圈子里混是不是很难？
有点难。在加拿大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觉得在美国才是真的很难，在那里，女作家完全被当作另类。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写作完全是男人们的领域。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厄普代克（Updike），菲利普·罗斯……这些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作家。战争开始之前，有一些像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这样的女作家，但到了那个时候，她们要么已经上了年纪，要么已经不在人世了。在美国，当一名年轻女作家被认为是很大胆的事情。我们被看作追星族，或是颓废派的小女朋友。但在加拿大，由于文学圈子很小而且独特，所以作家们都很团结。如果您是一名诗人，您就加入诗人圈，而不是别的……不过，我们偶尔还是会听到有人说：“女人是不能写作的”，但这往往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的想法。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与之相反，我们互相帮助，组成一些编辑小组。阿南西（Anansi）出版社，如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了，就是我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1966年创办的。我们每人领一份政府发的微薄补贴，然后把这些钱放到一起创办了一家出版社。一共大概花了六百美元。我们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根本找不到任何其他出路。我们的出版社就这么发展起来了。后来因为小出版社的政策问题，我在1972年离开了：椅子越小，为得到它而进行的争斗就越激烈。后，是我朋友格拉汉姆·吉布森（Graham Gibson）的前妻当上了出版社的头，她想方设法把我们都挤走了！（她笑。）另一位创始人和我一起上了大学，后来，他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您和爱丽丝·门罗熟吗？
我次和她见面是在1969年前，那时她出版了本书。《快乐影子之舞》（La Danse des ombres heureuses）[3]，和《可以吃的女人》同一年出版。在那个时候，人们都互相写信，我去维多利亚市拜访了她。我睡在她家的地板上，作家们都这么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个秘密群体。一些诗人过来，我们给他们提供晚餐，他们也睡在那里，乘坐灰狗巴士来来往往。我的这本《可以吃的女人》写于1964和1965年，我把它寄给一位编辑，他读了我在《字母表》上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并让我把之后写的东西也给他看看。编辑们通常都习惯在文学杂志上寻找那些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作家。我寄出了我的小说，但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有代理人，没人有。而且我在准备博士学位的口试。我不知道审稿要花多长时间。
然后我拿了一个大奖——一项值得一提的奖——颁给我发表于1966年的本诗集《恶性循环》（Le Cercle vicieux）[4]。在那之后，我接到一封出版社的信，信上说：“您好像写过一部小说，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您已经看了一年了……”我回答他。好吧，我们来找找看。那个出版商是个叫做杰克·麦克莱兰（Jack McClelland）的骗子，他找到了我的手稿，并且跟我说：“您的手稿被一个怀孕的女编辑收起来了，她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跟谁都没说。哎，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呀！”这完完全全是他瞎编的。我后来才通过在出版社的熟人知道，其实我的手稿就放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和一堆稿件一起，放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请我去喝酒，他喝了四杯之后，跟我说：“我们将会发表您的书。”我问他：“您看过了吗？”他回答说：“没有，但是我会看的。”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不是出版书，我们是出版作者。”我想着他可能是喜欢我的小套装。那是六十年代末，迷你裙正流行，然而我并不喜欢崔姬[5]带来的直发潮流，虽然所有人都去把头发拉直了，但是我实在没法做到。我曾经尝试过用直发产品，但那简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它把我的头发弄断了，之后头发重新长出来了，但有的地方是卷的，有的又是直的。这种发型在朋克时代倒是挺流行的。幸运的是，大众的审美很快又回到卷发上来了，我得救了……好吧，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本小说上来，它是在1969年发表的，那时候我正准备从埃德蒙顿（Edmonton）搬到阿尔伯塔。
…………
那您认为哪本书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呢？是《使女的故事》（La Servante écarlate）[6]吗？
确切地说，成功指的是什么呢？它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毕竟成功是可以有很多重含义的。很奇怪，《使女的故事》并没有一炮大红，它的际遇和《秧鸡与羚羊》（Le Dernier Homme）[7]、《洪荒年代》（Temps du déluge）[8]和《疯狂亚当》（MaddAddam）[9]类似。比如说销量都没有《盲刺客》（Le Tueur aveugle）[10]多，可能因为这几本书比较另类。在英国，《使女的故事》卖得很少，后来就干脆停止销售了，但它获奖之后，又重新上架了，而且再也没下架过。在加拿大，也可以说是小获成功，因为之后也再没下架过。
[1] 英文书名为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2] 朱丽叶·格雷科（Juliette Gréco，1927- ）：法国歌手，演员。
[3] 英文书名为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4] 英文书名为The Circle Game。
[5] 崔姬 (Twiggy，1949-)：英国模特、歌手、演员。她的出现如同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美的定义、对眼部的化妆方式。
[6] 英文书名为 The Handmaid’s Tale。
[7] 英文书名为Oryx and Crake。
[8] 英文书名为The Year of the Flood。
[9] 这三本书被誉为阿特伍德的末世三部曲。
[10] 英文书名为The Blind Assas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