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
今天下午，监狱指挥官接到了门德尔·莱文律师的如下电报：“请通知纳尔逊·曼德拉，他的儿子滕比凯尔13日在开普敦因车祸去世。”
我难以相信，再也见不到滕比了。今年2月23日，他才满24岁。1962年7月底，我从国外旅行回来后几天见到了他。当时，他是个17岁的健壮小伙子，我从来不会将他与死联系起来。他穿着我的一件长裤，显得又长又宽。那件事情很引人注目，令我深思。你知道，他有很多衣服，并且对穿着很挑剔，没有任何理由穿上我的衣服。他的举动当中明显有情感的因素，深深触动了我。此后的几天，我都为自己离家给孩子们带来的心理压力而深感不安。我回忆起1956年12月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在约翰内斯堡要塞等待审判。克贾托当时6岁，住在奥兰多东区。虽然他深知我在狱中，但仍然来到奥兰多西区，告诉妈妈，他想念我。当晚，他睡在我的床上。
让我回到与滕比的相会。他的来意是与我告别，然后前往一所寄宿学校。
到达之后，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紧紧抓住我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然后，我们坐下来交谈。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他的学习上，鉴于他当时的年龄，我认为他对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凯撒》的看法很有趣，我也非常喜欢这部戏剧。从他到马塔泰勒的学校时起（后来又转学到沃德豪斯），我们就定时通信。1960年12月，我远道开车去见他，整段时期，我都把他看成孩子，从这个角度与他接触。但是1962年7月的谈话提醒了我，我不再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他对生活开始有了稳定的态度。我不能再陪他在车站等车，目送他离去，因为像我当时那样的流亡者，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放弃父亲这一重要的职责。就这样，我的儿子（不！是我的朋友）孤独地走远，到一个我只能偶尔偷偷窥探的世界中去，自己照顾自己。我知道，你曾经带给他衣服和一些现金，而我身为一个可怜的逃犯，只能翻遍口袋，将能拿出来的所有铜板和银元转交给他。里沃尼亚审判期间的一天，他坐在我的后面。我不住地回头，向他点头示意并露出开怀的笑脸。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我们肯定会被处以极刑，他的脸上也清楚地表露出这一点。尽管他也同样向我示意，但却一次都没有笑。我从没有想过，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是五年之前的事。
其间，你在来信和探视时多次说了他的趣事。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他对家庭的依恋，以及对影响亲属的事件表现出来的兴趣。这种依恋和兴趣表现在一系列事件上： 1967年6月，他给你写了一封温暖的信；同月，在你探视我时到机场接你；在开普敦照顾妈妈，并带她到码头登上开往罗本岛的船；当你后一次前往约翰内斯堡时，他携家人探望你，并带泽尼和津齐出去游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他通过克贾托捎来消息，给予我父亲的荣耀——为他的儿子取名字。马基还告诉我，滕比给克贾托和她买了衣服，以及其他必需品。亲爱的，我知道他的死给你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写这封信也是为了表达深切的慰问。我已经向恩托科表达了慰问之情。虽然过早离世，但滕比一定会安息的，因为他已经尽了对父母、兄弟、姐妹和亲属的本分。我们都将思念他，遗憾的是，你我身为父母，却无法向离去的爱子致以后的敬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即便他正处盛年，失去母亲与长子、终生伴侣身陷囹圄，都是难以承受的重负。但是亲爱的，我绝不抱怨，希望你知道，你是我和整个大家庭的骄傲。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见到你。在这个充满不幸和挫折的日子里，好铭记这一点。作家P·J·斯库曼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非洲人的统帅率领黑人勇士们组成的大军出猎，在此期间，统帅的儿子死在一头母狮的利爪下，统帅本人也为猛兽所伤。他用烧红的长矛给伤处消毒，这种治疗方式令他痛苦地扭动身体。后来，斯库曼问他有何感觉，他的回答是，看不见的伤口比这更加疼痛。现在，我明白这位统帅的意思了。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十万分地爱你，吻你，姆洛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