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碑》·李斯的“另一片江山”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离开风沙弥漫的黄土高原，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次远距离旅行——按照官方的说法，叫做东巡。两年前，那场持续了五个多世纪的漫长战事在终于尘埃落定，作为的胜者，秦始皇有理由欣赏一下自己的成果。他从咸阳出发，走水路，经渭河，入黄河，一路风尘，抵达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 今山东省邹城东南。 ]。
这一事件与艺术史的关系是，当秦始皇站在峄山之巅，眺望自己巨大的国土时，内心不免豪情荡漾，一个强烈的念头控制住他，那就是要把这一事件落在文字上，刻写在石碑上，让后世子孙永远记住他的圣明。
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一路陪同的丞相李斯。李斯当即提笔，运笔成风，沉稳有力地写下一行行小篆，之后，他派人在峄山上刻石立碑，于是有了一代代后世文人魂牵梦绕的秦《峄山碑》。
《峄山碑》从此成为小篆书写者的范本。
大篆和小篆有什么区别？
李斯的时代，是小篆的时代。
此前，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字体是大篆。广义地说，大篆就是商周时代通行的、区别于小篆的古文字。[ 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第46页，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古韵十足的字体，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石鼓、龟甲、兽骨上，文字也因刻写材料的不同，分为金文（也称钟鼎文）、石鼓文和甲骨文。
大篆的写法，各国不同，笔划繁琐华丽，巧饰斑斓。秦灭六国，重塑汉字就成为政府号文化工程，丞相李斯亲力亲为，为帝国制作标准字样，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于是，一种名为小篆的字体，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史的视野。
这种小篆字体，不仅对文字的笔画进行了精简、抽象，使它更加简朴、实用，薄衣少带，骨骼精练，更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注意到笔画的圆匀一律，结构的对称均等，字形基本上为长方形，几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视觉中的几何之美。这使文字从整体上看去显得规整端庄，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力量感，透过小篆，秦始皇那种正襟危坐、目空一切的威严形象，隐隐浮现。
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我们所熟知的夏禹的治水功业，终也指向了文字——治水完成后，大禹用奇特的古篆文，在天然峭壁上刻下一组文字，从此成为后世金石学家们终生难解的谜题。
被大禹镌刻的这块石头，被称作“禹王碑”。人们发现它，是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岣嵝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作“岣嵝碑”。这应该是中国古老的铭刻，文字共分9行，共77字，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三年，也只认出三个字。唐朝时，复古运动领袖韩愈曾专赴衡山寻找此碑，却连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失望之余，写下一首诡秘的诗作——《岣嵝山禹王碑》。当然，对于这一神秘物体的来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众说不一，但即使从唐朝算起，这块铭刻也足够久远了。
文字也是一个国。尽管小篆的“国”字，里面包含着一个“戈”字，但真正的“国”，却不是由武器，而是由文字构建的。那时还没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那时的“天下”，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或者说，是文化的，因为它从来没有一道明确和固定的边界。国的疆域，其实就是文化的疆域。秦始皇时代，小篆，就是这国家的界碑。
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在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它跨越了山川旷野的间隔，缩短了人和人的距离，直至把所有人粘合在一起。文化是强悍的粘接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以至于今天，大秦帝国早已化作灰烟，但那粘合体留了下来，比秦始皇修建的长城还要坚固，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遗产。
在中国人的心里，无论秦始皇多么残暴，对于他“车同文，书同轨，行同伦”的举动，都是心存感激的。《岱史》称：
秦虽无道，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莫能及。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政治史》里对秦始皇的评价，可以与《岱史》呼应：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