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一位非虚构作家摊开的内心世界
袁凌是从我老家小镇上走出的作家，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作家一直认为这里是“世界尽头”。出北京至西安，穿过世界长的秦岭终南山隧道，到汉江边的安康，顺着岚河上行两百多公里，进到大巴山深处的河流源头，八仙镇就到了。
镇子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河，天空是那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番薯形状，人就像被装在番薯形状的荷包里，有一种洞天感。山川封闭之下，语言、见识和世界观都有某种局限，等到人成长起来，走出番薯形状的洞天，看到的都是新天新地，对世界的好奇和敬畏随之而来。袁凌离开家乡，已经是上大学的时候，他在西安读书，随后去重庆、北京工作，天地开阔，他的出发点仍然是八仙这个小镇。
从大学教师岗位上辞职，袁凌投身媒体，从山城的《晚报》，辗转到京城的《新京报》，之后又在几家杂志社供职。职业状态的变化，让袁凌看见了更大的世界，但是他却没有驻足在繁华地带，他注目凝视着微末寒酸的地方，直抵一个个被忽视的细小命运。十几年的媒体生涯中，袁凌一直坚持写作，他还一度辞职回到八仙镇，和乡民一起生活，埋头创作了一年。
然而，常年写作给袁凌带来的反馈极少，刊物发表的也很少。借助新媒体的崛起，袁凌把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发表在网络上，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网络的声势聚集，推动了作家的本作品的诞生，这就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这一作品让袁凌备受瞩目，并获得2015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的荣誉。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袁凌锋芒初试，所写的都是细碎微末的命运，却拥有穿透人心的质地与力量。直视苦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不回避，成了袁凌显著的写作风格。八仙是高寒苦楚之地，生活其间的人也多凄苦。袁凌对于苦难的直觉是天生的，借助文字，他让喑哑的一切如同血一样流淌了出来。世界尽头的边缘感，让作家和喧哗、浮躁保持了距离，他笔触细微，定要使沉默之物发出声响。
之后，袁凌又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前者是媒体特稿作品的精粹，后一本则专门写无人管顾的留守儿童群体。热爱袁凌的读者们，将袁凌比喻为“卖血式写作”，熬尽心血，文字澄澈。毫无疑问，袁凌是当下国内值得瞩目的非虚构作家。
我次见到袁凌，还是在2010年夏天的北京。从新闻系毕业的我，进入凤凰周刊杂志社面试，并以见习记者的身份留了下来。杂志社领导决定，给我指定一位陕西同乡编委作为指导老师，并把我带到了一位身形瘦削貌似西北老农的人面前，说他就是袁凌。细聊之下，我们惊觉两人居然出生在同一个小镇，故旧颇多却从不认识。
借助同乡身份和这次见面，我有幸与袁凌成为朋友。先生年长我十三岁，按理说是我的业界前辈，可他从不以师长自居，平易坦率的性格让人感到畅快。工作之余，袁凌曾将他从未发表的二十多部作品发给我看，当时我经历浅薄，可一读之下，仍然被这些文字深深吸引。袁凌的写作自成风格，文字天然质朴，日常事物也能在他笔下生发知觉，显现脉络与力道。
袁凌的文字带给我的体验，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我很难说清楚他是先锋文学或者是散文，但有一些东西弥久不散。再等到后来，看完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我才再度体验到这种感觉。电影和非虚构写作一样，都是从欧美生长出的艺术创作形式，初的语言和技巧也都是人家的，是枝裕和把欧美的电影创作形式拿过来，里面的语言却是东方的，那种流淌的日常与不散的味道知觉，充盈在他的电影作品里。
在非虚构写作中，袁凌如同是枝裕和一样借助了规则和框架，但内在的知觉和审美趣味却是东方的、中国的，深入中国人的肌肤与骨髓。当下国内非虚构写作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创作者都热衷研习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法与意义框架，却在表达上缺乏力量，始终无法深入。袁凌的写作，无疑将是中国非虚构写作未来的道路。
“真实故事计划”一直致力于推动非虚构文学的大众化，试图让更多人阅读并创作，写下他们在乎的故事。非常有幸，我们曾一度邀请到袁凌先生担任“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他的写作在“真故”广受欢迎，甚至，部分作品取得了爆款式的传播。在我阅读的袁凌作品中，《在别处》是特别的一本，这部作品是袁凌从小镇八仙走到北京天通苑的自我叙事，作家以极大的勇气和坦诚，讲述自己童年成长、家庭以及婚姻的挫败与消解。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的自传。
非虚构作家常常是强悍的观察者，当他把自我置于观察的视角下，会发现怎样的人生真相呢？欢迎你打开《在别处》，这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彻底摊开的内心世界。
雷磊
2020年5月22日
序二
2019年的某个秋日，我在天通苑地铁站天桥上看到了半截彩虹。彩虹从楼群之间矗立起来，短短的一段，引得行色匆匆的下班族纷纷驻足观看。这一时刻变得有点异样，像是对着许愿桌上的蜡烛，短暂地相遇，又寻常地逝去，只在朋友圈和记忆里留下一些痕迹。
我想到了童年时出现在山谷间的彩虹，更完整，更修长，像是我脚下站立的天桥，真的可以由此出发去寻找什么，跨越什么，即使只是在孩提的梦中。
我出生在陕西南部的一个山村。在童年，时间缓慢，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密封的瓮里。四周岭际是完整界限，离外面的世界很远，只有垭口传递些微信息。
长大后渐渐走出脚程，身后留下线索，其实也是家乡人的寻常轨迹：出巴山，渡汉水，过秦岭，出潼关，天南地北。过于悠长，多有阻隔，却又含曲折情味。到了平原，才算是真正跨越天堑，迈入外面的世界，再也没有家乡的地标。
有天发现自己走得已够远了，有一丝驻足顾盼的自得，下一刻涌上的却是心慌：牵扯的线路太长，归途难寻。纵使地理上回到了老地方，却认不出曾经熟悉的物事，找不到生身的证据。旧日的瓮破碎，时光之水似乎原封贮存至今，却倏然流尽。
面对残存水迹，心中怀疑：我算是活过吗？昆德拉有一句话：只生活过一次，就等于没有活过。古希腊哲人说，我们不能两度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在匆忙急促的路途中，除了半段彩虹的偶尔征兆，我们能落得什么随身之物？即使是获得了房屋户口，在寄居的城市有了一个位置，心里仍然有一道过于拉长的针脚，绷紧了会疼痛。
没有人可以活两次，没有人可以真正两次走上同一条路，就连我们自以为可靠的身体，下一刻也变成另一个。比起把握在手的身体和物质，记忆更为忠实。它就像是我们预先拥有的一座矿藏，不论我们自以为人生如何贫乏。
靠着回忆，我们在一次人生之中就活过了千百回，在一条离乡路上年年回家，在封缄一个信物之后又拿起它无数次，在一次亲吻中就度过了爱欲轮回。
我在微博和豆瓣的树洞里看到一个辞世者的抑郁，在回乡和舅娘的聊天中挽回了一份童年时光，在上海亭子间的寒冷里触到肖邦手模的裂纹。当老屋里尘气侵蚀的橱柜风化，事物已在另外的容器中保存。它们更可靠，无须占据空间，却坚固有重量。可以毁坏一座城池，却打不破一个人的记忆之橱。所有黑暗与丰盛、耻辱与幸运的内情，只顺从心灵之钥的开启。
它并非自闭。在旅程之中，我们与他人分享落脚休憩之地，有偶然邂逅的十字路口，驻足躲避风雨的廊桥，也有候车室、影院、教堂和墓地。这些地址像一口口保险柜，牢固地储存着人们共通的记忆，也像是区块链的一个环节，不会丢失、腐化或被权力涂改。
眼下，在过于迅疾的变动里，许多事物正从视线里消逝，水井、胡同、铁轨、家鼠、石磨、瓦楞和洪水的印记，包括方言、风俗、亲属。我们感到舒适的时候，也在失去切身的什么。
硬座车厢里硌人的夜晚，让人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和邻座的身受联结。在高铁和飞机上，我们的身体感受没有这么强烈。一栋钢筋水泥的单元楼里，不会有木屋阁楼上随楼板颤动的心跳，和瓦楞下雨声的滴沥。在对未来的信仰之下，人们对待手边和身后之物过于粗暴了，坟土被掘开，路面被开挖，河流被截断，瞳仁被掏空。
高铁奔驰而过的田野上，风物倏然消逝，像是全然陌生的场地。大地上依旧忙碌的父老，像旅客眼中的蚂蚁，从事不可理喻的劳役。北京的五环内外，胶囊公寓和地铁车厢里欲望相互压榨，没有出路地生灭，和大地上的父辈音信阻隔。
我想记录下这些，亲手往那口共有的保险柜里添放一些物品。凭借信物，和血缘亲近的人们彼此认出。
我想以文字之绳串联脱落的线头，达成回归出生地的道路。带上一个个地点寄存的行李，攀爬连接城市和故乡的彩虹之桥，在旅程中寻求安顿。
每件行李中，有我们的一份生命。从候车室，到出生地。
袁凌
北漂纪
一
十六年前，我次乘坐火车北上，穿越黄河的分界线和华北平原，地图上显眼的黄河已变得微小，我没有注意到何时经过了它。平原一望无际，土地比南方干燥松散很多，几乎没有成形突出之物。时值初夏，农人在铁路线两旁的田地里收割小麦，还有在北方出产的花生，挖掘出植株后就地摊开晾晒，他们自己的脸面和手臂也现出手下庄稼的颜色，皱纹在无遮无挡的太阳下摊开。我写下了一句诗：
我晒到了北纬39度的阳光
到达北京近郊，景物倏然变得不同，和斑驳楼群一起出现的，是分布于铁路两旁的大片灌木丛，挂罥无数的塑料袋和垃圾随列车裹挟的微风飘动。我知道这是一座大城的序幕，但还是对这种邂逅有些不适应。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住在六铺炕附近一家招待所里。扭开门把手时我被电击了一下。躺在床上，头往铁床架上靠的时候又被电了一次。伸手去揿床头灯，再次被金属按钮电了一次。我的心恐惧起来，似乎来到了一间四处漏电的房屋，稍不留意即会身亡。我翻身起床小心地开门，叫来了服务员大妈，告诉她屋子漏电。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似乎看着一幅难以理解的画面，没做出任何解释便离开了。
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是北方的静电，是每一个从南方初来北京的人都曾经历过的恐惧。
秋天在清华园里安顿下来，宿舍里的主要陈设是两张铁架子床，倒不再时常经历皮肤一激灵的恐惧，或许北方干燥的空气渐渐接纳了我，架子床上层书籍的尘灰安抚了静电。
我每天在走廊尽头的大水房里洗漱，有一段时间学着电影里“混社会”的样式，省去洗发精用洗衣粉洗头，水流到眼睛里，龇牙咧嘴，仰头浇上半天冷水。大水房朝向西边，夕阳照射下，远处的山脉依稀连绵，近处的院落也现出参差，像是深宅大院，常常让我生出无端幻想。我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多少内情，它过往沉积的秘密，有几分会与我有关？这似乎是我来到北京的缘由，眼下却阻碍重重，无从穿越。
校园里有一条弯曲的人工河流，淌着黑色的污水，一直往西边流出校园，进入北大的地界。我顺着河流走去，离开宿舍区食堂、林荫道和百年大礼堂，穿过河边的灌木，后来发现到了校办殡仪馆，那里有火化炉的烟囱。四处隆起小丘，深秋树木荒凉，感觉园子已经死去了一百多年，又仍旧在活着，有一种回声，想到那个不久前铊中毒的女生，似乎自己也会不经意遇难。
去到师兄居住的单身宿舍，进门像是一间库房，书籍堆到了屋顶，只给人留下穿行的缝隙。线装书陈年的气息统治着这里，不论如何泛黄、落灰、虫蛀，书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师兄不过是书页中一条蜗居的虫子，等待出头之日。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不想待在这里，成为另外的一条，从生到死被安排妥当。
我经常在远离校园的地方奔波。在有限的待在宿舍的时光里，我常常拿着新出的报纸，上面有我的一整版稿件，对着铁架子床一字字地重看，依稀闻到印刷机的油墨味。这似乎是一种保障，但我的身体却又微微颤抖，意识到自己即将做出一个决定，改变自己三十岁往后的人生轨迹，或许会像抛物线似的坠落。
同住的室友在台灯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参考书，往他那台紫光电脑上打读书笔记，他入学前来自山东某个市的团委，想着博士毕业后回去上调一级，进入省团委，眼下这算是仕途的快车道。他的家人都在山东，每晚要用IP卡打长途电话联络，有时我能听见他儿子的牙牙学语。我感到我们完全不同，身体中微微颤抖的希望，不知如何对他讲述。
冬天的末尾，我搬走了铁架子床上的被褥和书籍，离开了清华园。
二
我们八到十个人群居在金鱼池小区的一幢复式房子里。那时还没有“群租”这个名词，八个人都是新京报的同事和眷属。我住其中朝北的一小间，另一个同事住朝东的一小间，其余两个同事合住朝南的一大间。有时候老胡的老婆带着丫头从石家庄来看他，有时则是小韩的女友来同居。楼上有一个女同事独居一小间，另有两个男同事合住长条形屋顶倾斜的阁楼，屋顶低的那一边只是摆了一张行军床，被长期出差的小李作为偶尔回京的安身之处。因为总有人在出差，屋顶下满员的时候并不多。
房子是回迁房，眼下叫“金鱼池”的这个地带，就是从前老舍笔下的龙须沟。龙须沟固然早已填平加盖，名字中的金鱼池也不见踪影，从来没人提起它在文学史上曾经显赫的过去。
房子具有回迁房的一些特征。譬如造型不错，外表看上去清爽白净，但墙壁单薄，里面却是冬冷夏热。户主没有装空调，冬天也没有顶事的锅炉暖气，而是早早装上了电暖气，一开闸电表数字呼呼上蹿，各家分摊时必有抱怨，每次受不住了稍微开一会儿都有负罪感。阁楼屋顶有个地方漏雨，慢慢变成很大的一块斑渍，一些石灰渣子落到地上，总担心那块地方有天会整个掉下来，在它终可能掉下来之前，我们集体搬离了那里。
这里离虎坊桥的报社不远。时近午夜，我离开主管编辑那间烟雾腾腾的楼梯间，走下光明日报社老楼的八层阶梯，已经没有公交车，于是顺着永安路慢慢地走回去。街上的老式路灯永远电力不足，带着朽红的光晕，路旁有一处处塑料小灯链扭成的“串”字，下面升腾烟雾，两三个晚秋仍旧穿着汗衫的北京爷们在吃喝，脚边已经躺了一堆空酒瓶子，小桌上还竖着一打半打，他们真是尽量打算把一年中的日子都当成夏天来过。街面空空荡荡，却不时要小心绕过一堆形态可疑的呕吐物，让人胃里一下子揪紧起来，一直紧到喉咙。
除了这样的时刻，我的心里大抵是带着一种倦怠的松快，终于交掉了稿子，又若有所失。似乎在北京，除了在有着一个大后脑勺的台式电脑上码出来的一篇篇稿子，没有其余可靠之物。一个房子里租住的同事们也大抵如此，老胡虽然在石家庄有家属，却似乎不大希望她们来，一个看上去不能再普通又有点憔悴的北方女人，一个有点像老胡的胖丫头，带着一副混不吝的神情。老胡一开腔大抵是叱骂，有时会因为淘气揍老婆，可她像是从来也没怕过。有一次老胡还当着室友的面揍起了老婆，大家连忙去劝架。老婆虽然哭了，但对于老胡和妻女，这似乎也并不特别，只是他们一种通常的交流方式。
我会想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从前浓密的头发已经微秃，自从在清华园的水房里用洗衣粉就冷水洗头之后，这个过程倏然加速，顶门心已经感到深秋的凉意。和那些在街上留下呕吐物的人们不同，我没有穿着汗衫坐在发光的“串”字下彻夜吃喝的权利。早晨在昏沉睡意中可能接到一个电话，我立时挣扎爬起，背包去两千公里外采访。
和老胡合住的室友与女友同居了，我把底层的小屋留给他们，自己搬到楼上，接手了那张行军床。行军床原来的主人在外出差越来越久，我和他也类似，可以彼此不妨碍地共用这张床。除了这张行军床我还拥有一张桌子。有段时间我把一张照片搁在桌子上。这是一张遗照，照片中人的父亲是我在奉节县采访中认识的一位爆料人和向导。儿子在唐山铁矿里触电身亡后，他给我打来电话，在虎坊桥路口旁的四川小馆里，他拿出这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摊在看不出颜色的塑料桌布上，怀疑儿子是电击致残后被故意弄死，希望我帮帮他。
我没能帮到他，只是把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照片上死者躺在冰柜里，耳朵和紧闭的眼睑旁边有凝结的血块，浑身显出紫疳色。有时洗漱之后，我提醒自己看一眼照片再入睡。
那天我从报社归来，发现照片不见了，问室友老宋，说是撕掉扔进垃圾堆了。“太吓人了。”
我险些跟他打一架。
我们不想待在这套房里等待第二个冬天，决定搬到报社附近的小区里去。这是一片老式的规规矩矩的居民楼，地段名叫禄长街，还有一条相邻的巷子叫寿长街，又开着卖花圈的铺子，让人有一种和字面意思全然相反的联想。
我仍旧和老胡一家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也是从前的新京报同事腾出来的。我住次卧，房间里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房子正像老式居民楼那样不新不旧，有种淳朴的感觉。但是我忘了书放在什么地方，和在金鱼池时一样，它们离开清华园的铁架子床之后，就失去了上架被打开的权利，应该只是待在纸箱里，码在床脚，现出令人不适的轮廓。
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枝梢伸到了窗前。但我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那棵盆栽。这是房子的前任芸告诉我的。她说有一株植物在窗台下面生长，一直延伸到了她面前。她似乎还让我给植物浇水，叫我不要冷落了它。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就是这棵大树，她住在这里时是春天，大树的枝梢透出不可重现的清润，尖端抽蕊发芽，似乎不属于厚重的大树。我们因为这株植物交谈起来，芸告诉我她刚到北京住的地方。当时她从上海过来，挤在一个高中同学的铁架子单人床上，在报社附近找房子，一时没有合租的人。下班时一个摄影记者对她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地方，你去看看，要是不嫌弃可以先住一下。
芸去看了。那儿称不上是一个房间，只是一个缩进去的空间，够放一张床，睡觉需要从床头爬上去。芸接受了这里，住了半个月。从那个洞里，芸每天清早接到派料，起身去采访，有次料来得太早，她没有洗脸刷牙，就冲出去跑了一天，傍晚才回来，也并不觉得辛苦。
她感谢那个摄影记者和他的室友给她提供了这个地方，直到她找到眼下我住的这个房间。她在这里住了半年，又跟着合租的室友搬去陶然亭，那对情侣希望住的房间新一点。
我去过芸的新房间。
那是个新建的小区，芸和室友租的房子临街，在那条只是铺上了沥青，显得没有完全整饬好的路上，依稀可以看见她的小房间。半斜开的窗户，里面的一丝微光，似乎带着蓝色。后来我一直怀疑，是她台式电脑的鼠标发出的。当电脑关机之后，这个光电鼠标还会一闪一闪。
她似乎需要这点闪烁，陪伴熄灯后的黑暗。房子在七层，有电梯，但有次停电了，依靠摩托罗拉手机的一点点光亮，她在漆黑中一层层爬上去，感到是在一口井中。中间在台阶上坐下来，想象这时有个北方的男孩在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她的眼眶湿润了，像是那株窗外的植物被浇灌了。
同居的一对恋人时常吵架，看起来每天都可能分手，可是他们有了孩子，后来结了婚，去了海南。报社看起来像几千口的一大家人，各人在屋顶下还得找各自的归宿。
三
半年后我离开了北京，芸也从那家报社离职，去了上海。再次回到北京，我住在联想桥附近的一套一室户里。
我请一个朋友帮我找房子，她用诺基亚手机发照片给我确认。那时候北京这样的房子似乎还很多，价钱没有涨得太贵。我的单位在中关村附近，骑自行车可以过去，离地铁远些不是大问题。
房间比禄长街那间要再旧一点，有些地方墙皮都剥落了。床头墙上有一副前任租户留下来的镖盘，我没有取下来。窗户外边也是个院落，高大乔木下有个废弃的花圃，几株花卉陷落到了坑里，在坑底继续生长。
比起我和芸在上海华师大后门租的那个房间来说，这里太安静了。那个房间面临十字街头，几乎就是在“人”字形街道的中间，面对一整条街道上汹涌的车流。似乎只有在上海才有这样的房子。为了适应街道交叉的方向，房间是椭圆形的，像船舱的头部，悬挂着几副落地的旧绒窗帘。芸说她喜欢这间房子的形状，“住在这儿感觉像公主”。
芸从来就不是公主。她只是下岗的纺织厂工人父亲和尚在经营的搪瓷厂工人母亲的女儿。母亲很忙碌，她只是父亲的公主。
从刻开始，街道的喧闹声似乎要把房间抬起来，两层玻璃完全挡不住。发动机沉重而粗犷的轰鸣，疲惫后释放的叹息，掺杂着喇叭忽而尖锐的杂音，似乎全然不受管制。这种杂音特别刺激听觉，像是一个个刺客从那条汹涌的河流上忽然跳起来，穿破纸一样单薄的窗玻璃，杀入耳朵。
夜晚随着路灯变亮，河流的样式更加清晰，车声越发高亢起来，在十点左右达到高峰，像是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午夜过后也不甘于寂寞，从未完全平息。清晨太阳早早升起在街道尽头，热力穿透了窗帘，车声又周而复始地高涨起来，喇叭声尤为刺耳。
不知我们是怎样适应了这里，在洪流之上酣然入睡，也不知芸的父母是怎样适应了她回到上海而不归家的事实。我见过一次那个沉默的男人，在长宁区某处的街头，看着他骑老式自行车过来，穿着一件电工的工装，无声地把一件东西交给我，多年下岗打零工的生涯完全磨灭了他任何尖锐的神情，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带走了他女儿的外人。
芸把台式电脑从北京运来，搬到了这间屋子里。当时没有笔记本，我们背着台式电脑的显示屏和机箱辗转，不以为沉重。能有一台平板的显示屏已经不错，但那只光电鼠标不见了，消失在奔波途中。夜晚窗帘无法全然遮蔽马路上的灯光，无须蓝色的小小光亮。
在那间房子里的时光不长。生活和心境未来得及安定下来，又要离开。我回到了北京，一个人待在联想桥的房子里。
小区在一条巷子的深处，巷子的墙壁和路面是灰色的。巷子里长期停着一些废弃的车辆，蒙着厚厚的尘灰，喷漆已经剥落，露出锈蚀的内情。其中有一辆，常春藤蔓从车头的变速箱里长出，冒出了锈蚀的车头，车灯的窟窿也缠绕翠绿之绳，探寻空气，整辆车和植物不可分割，变成了半是死去半是活着的一种东西，让人想到它为何被抛弃在这里，时光已逝去多久，却永不会有人探望。
有天晚上，我在巷子口看到一个乞丐。他垂头背靠废弃的小汽车轮胎坐着，对于随时向路人乞讨失去了兴趣。路灯的晕黄灯光落在他身上，也渲染了植物的蔓丝。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在他面前蹲下来，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面无表情，显得这类问题对他毫无意义，或许也没有答案。我掏出一张百元钞票，带着票面的微红，搁在他眼前的空缸子里。奇迹发生了，他刚才麻木的表情忽然有了变化，露出了一丝微笑，像是打开一个豁口，带着惊讶和因此而来的羞怯。我在这一道豁口里走开了，想象他幕布后面的情形，我们都是一样孤独的人。
芸也离开上海来到了这里。我们去市场买了几株盆栽，其中一种叫猪耳朵，生出长长蔓丝，触须微微卷曲，总是习惯穿过相邻绿萝的茎叶，缠绕无从分解。我们也像是这样的两株植物，但终，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分了手。
芸搬离后的那个上午，阳光依旧不错，我坐在屋子里，看着空空荡荡的景物。镖盘仍旧在墙上，带着黑黄分明相间的刻度。我用剩下的后两只飞镖扔了一次。扎中了靶心，但依然没有什么被改变。屋顶下结着一幅藏文的祈福经幡，是我从纳木错湖边解下的，上面有很多匹奔跑的马，寄托了系经人的祈愿，或许我为自己的冒犯遭到了惩罚。
窗台上的猪耳朵衰弱了一点，似有灵感，蔓丝依旧穿过一旁的绿萝，清润中透出一点蓝。我为它只拥有这么个名字感到抱歉。我也将要离开，不知如何安置，只好将它们留在这里，祈望下一任房客的善待。
四
我在通州住过一小段日子。
是在华联家园站的附近，并排几幢现代风格的小区，外表带着一些装饰图案。房间是不区分厅卧的大开间，统一装修，“拎包入住”，在国贸、大望路一带上班，暂时还买不起大房子的白领。八通线地铁刚开通不久，这种需求多了起来。我租的就是一对先前在国贸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结婚后又去美国读书的白领的房子。
这是我在北京次真正独居。晚上我会失眠，听见小区保安在楼下走近，又走远。围墙附近的杨树随风飒飒作响，下雨前树叶翻滚，现出一团亮光。深夜，保安的脚步停息了，我在单人床上攲侧，枕边放着一本《荷尔德林诗集》。在北京，我拥有的只是这个身体，和荷尔德林在一起。
小区门外的街道比较安静，到底是新的社区，附近一片小树林中，我意外看到摆了几十个蜂箱，有人就着一片槐花养蜂。这是我次看到有人在城市里养蜂采蜜。晚上在带着晕黄的路灯下，有几处出摊卖碟子，我吃饭后沿路搜罗过去，买了两张回去，在我新近拥有的带光驱的笔记本电脑上看。这个笔记本电脑有些沉重，但对我来说仍旧是一大笔支出。这是我次看昆汀·塔伦蒂诺的片子，对于他让一个个看上去很有魅力、像是主角的人物很早死掉感到不解。在我的故事里，我总是做不出这样的取舍。
有时我在午饭后走到附近的火车站去，这儿主要是一个货运站，没有什么旅客上下，只是堆着许多原木。它们大约来自遥远的关外，长途跋涉之后现出棕红，隐约散发着松脂的气息，现着浑圆却称不上宽大的轮廓，大约那边的家族都被砍伐过一茬了。只有极少的时候，才能看见巨大的原木，一节车皮似乎只能放下几根，似乎后的孑遗，让我想到家乡传说中藏在四岔河和神仙湾深处的黑林子，却也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火车站紧挨着八里村，属于地铁的上一站，破破烂烂的几条巷子，带着想不到的各类名目的招牌，有一种完全不讲究的热闹，和华联家园附近完全两样。
在这个村子里，我见到了研究生时期的同学胡勋。自从八年前毕业分配，我们没再见过面，完全没想到他会住在这里。
他的身份是社科院的博士后，社科院在这里有一处单身宿舍。他和女友同居，和另一对伴侣合住。
屋子的内情令我意外。房间的中央部分被布帘隔了起来，我们顺着一条环形的过道，去到属于胡勋和女友居住的部分。这个半段环形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床，另外还安置下一副灶具。房间不怎么透光，白天需要开着电灯。
这无法和我独居的公寓相比。灶台下面搁着几株有点萎缩的青菜，胡勋说是赶在菜市场关门时去买的，菜价大打折扣，一块钱一大把，够他们吃上几顿。
他的女友是新加坡人，随胡勋来中国后没有工作，两人靠胡勋的博士后津贴生活，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在这样的环形单身宿舍里，胡勋每周三次赶地铁去花家地的社科院本部上班。地铁到了八里庄基本上不去人，他就走一站到苏荷时代外边的地铁站去排队，三轮之后大约可以上车，贴着车门赶到大望路换公交。我想到从前在上海读书，胡勋说起每次坐火车回贵阳，买不到坐票，在车厢连接处蹲下来，或者找个洗脸池窝上去，事先吃两块巧克力，四十多个小时不下来，也不上厕所。
他女友看上去清秀温柔，两人在一起的神情显得肖似，胸前悬挂着相同式样的小小十字架。比起在学校的时候，胡勋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天生和女友匹配的。
我们穿过那些墙皮剥落的巷道，去菜市场门口吃烧烤。胡勋一定要请客。烧烤很便宜，但我有点过意不去。地上吹着微风，纸屑微微飘动，胡勋咬着一串抹了辣椒的烤茄子，对我说明年一切都会好，他们会去美国，那里有足额的奖学金。她并不需要找工作。他女友不大听得懂汉语，她的烤茄子上没有抹辣椒，恬静地微笑着，间或听胡勋转头用不大熟练的英语跟她说上一句什么。
我想到虽然他们住在这样的环形房子里，傍晚去即将关门的菜市场买菜，却是幸福的。
远处隐隐传来货运车站的汽笛声。
五
两年过后，我从家乡回到北京，住在《城南旧事》里写的香炉营旁边。
香炉营已经拆迁了，那些年北京拆迁的进度还不那么迅速，多数住户搬走之后，每条巷道还剩下一两家钉子户，整个街区空荡荡地摆在那里，暂时没有人来翻动，看起来是要一直搁下去似的。我有时想到，它是否该作为历史古迹被保留下来，但联想到林徽因梁思成旧居被拆事件，便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英子看人摇动辘轳汲水分水的那口大井台，也早已不见踪迹，更不用说水光泼溅的情形了。
晚上我喜欢在空下来的几条巷道里转，路灯的电路没有切断，迁走人家的门牌号还在微微发光，连同一些“文明户”“五好家庭”之类的小金属牌额，让我想到家乡的“十星户”“计划生育放心户”之类的牌子，往往挂着牌子的农屋已空无一人，瓦屋顶也要从中段塌下来了。
我住的小区大约就是居民的回迁房，房子是杂志社租下来给一个高层住的，他的衣服虽然成列地挂在柜子里，人却不常来，我有幸与他分享。这位室友是一名退伍军人，在杂志社的身份有些特殊，当年与社长一同在部队，两人有些私人关系。他没有成家，似乎常年在外边替杂志社跑一些文化产业项目，譬如说投资拍电视剧，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他偶尔回来，大抵总是酩酊的状态，不知是否工作的应酬，不大跟我说话，似乎对于有下层员工和他分享房间感到不愉快，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有时看上一会儿电视，在客厅的茶几上留下几根烟蒂。
房间光线不足，天气暖和的时候，我宁愿待在院子里的几条长椅上，读一点书。我记得仰躺在长椅上读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亚氏写到恒星是一类永恒的生命体，虽然不及永生的神，但也拥有不灭的灵魂。书页上方是晴朗的北方天空，带着一点白云，我找不到恒星的痕迹，但它们在蓝色的某个深处隐藏着。这么多年来，我似乎次发现北京的天空很干净，像是被英子记忆中的井水洗涤过。
我常常在单位的写字间里待到很晚。单位就在宣武门路口附近的庄胜大厦楼上，那里有更多人的气息。有时候我和熬夜的同事一起下班，在大楼底层拐角的地方道别，背身在风口里点一根烟，抽上两口。我的技术不过关，无法在风口里点燃香烟，也不太想抽。经过香炉营走回小区，一步步更浓厚地闻到退伍军人的气息，我的双脚沉重起来。
我打算另外去找个房子。
有个合租信息是在广安门外。这和我理想中的地段有些距离，但仍旧抱着试试的心情去看了看。
信息上说是三室一厅的房子，去了我才知道，主卧有三个女孩合租，次卧里也住了两个女孩，都是打工妹的样子，留给我的是第三间卧室，位置是一进门，过道一侧是这间卧室，另一侧门对门是全屋的厕所。几个女孩眼巴巴地看着我，看来她们出于微薄的工资，很希望有人来分担房租，并且不在乎合租者的性别。
有一刻我很想租下来，体会和一群打工妹相处的感觉，即使这间三卧的价格定得和主卧差别不大。但是想到门对门的厕所，关着门仍隐约闻到飘散的气味，早晚和她们轮番抢厕所和淋浴的尴尬，不能在家穿短裤打赤膊的忌讳，我还是却步了。出门的时候，我和她们一样感到某种遗憾。
看了几处房子，我交了一个月中介费，租下了手帕口附近一间合租的次卧，结束了和退伍军人合住的日子，也离开了英子记忆中的香炉营。
六
这间房子在一个极其老旧的居民楼片区里，几乎称不上是小区，要穿过曲折小巷才能到达这里。街巷像是包上了厚厚的甲胄，不知道它的来历。但是房间内部经过装修，铺有复合木地板，看上去很新。
我把行李和经过辗转剩余又新添的几箱书带到这里，跑了一次二手货市场，让它们有了再次摆上书架的权利。房间不大但也够一个人住，除了地板和空调，自然也少不了北方的老式暖气。虽然窗户朝西，但夏天过去仍旧留有余热，我还是有了拥有一间房子的幸福感。同住的是一个早出晚归上班的男生，总是关着门。客厅很小，类似一个过道，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
夕阳停歇在一片老旧平和的屋顶上。床上铺着一个女性朋友帮助我采购的碎花被子和枕巾，她还承诺绣一个枕头送给我。这让我对这儿有了一点家的错觉。我不用那么经常逗留在单位的格子间里了。
每次去单位，需要走过那些像是包着厚厚甲胄的巷子，穿过叫里仁街的一条短短街道去搭公交车，街道一旁新开发成了小区，和周遭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有两次打的回来的时候，被司机听成女人街。后来我知道，它的真实身份和这类想象截然相反，叫作半步桥，一个我在沉重的近现代史册上屡次翻阅的名字，那座小区从前是半步桥监狱和看守所的地盘。
半步桥的起源不明，自从修了民国监狱，似乎衍生出了“奈何桥”的意思，流传下来一首犯人唱的歌《七笔勾》，大意是过了此桥，便会将爱恨情仇、烦恼牵挂、人生抱负一笔笔勾销的意思。逐段唱下去，终究勾销完毕。后被勾销的大约是桥本身，眼下已和当初的监狱一样杳无踪迹。但在那里仍旧有一丝气味隐藏，我似乎也理解了旁边巷道墙壁和屋顶如此厚实的来由。
很久以后我走进小区，看到赭色楼房顶楣有小天使的浮雕，显得特别，联想到狱内设有刑场，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处决过很多犯人的往事，猜测小天使大约是意在拯救含有怨毒的亡灵。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小区的房价也比周围低一截，据说开发商都因此破产了。在小区的一侧，保留着监狱曾经的大墙，砖楞和陈旧的高压电线被爬山虎覆盖，显得和平，围墙中段矗立一座岗楼，没有了值守的身影。
冬天来了，里仁街上变得更为寂静。平房炱突四处冒烟，被风压贴着屋顶，路边也似乎烧有煤炉。路面积水成冰，小区外停的几辆车底盘上挂了凌条，这种家乡屋檐寻常的景物，我在北京却次看见。屋子里暖暖和和的，但那个女性朋友的刺绣枕头还没有到来。
在里仁街的出口，能看到不远处的南三环，夜晚高架桥下灯火闪烁，似乎穿过那个路口是另一世界，更为荒凉空旷。我的租屋在这条界限内不远，不知哪一天会越界，落到更荒凉的地带，像地上偶然的纸屑，痕迹被一阵北风带走。
室友的租约到期了。他是把整套房子租下来，再转租一间给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房东。眼下他想搬走，却不愿放手这套房子，不肯让我直接跟房东续签，打算仍旧当二房东，并且把我住的房子租金提高了两百块。当初租住时他给我瞟了一眼合同，我发现这间房和他住的主卧条件相去甚远，价格差别却不大，眼下更无法接受他的涨价，因此只好散伙。但我的合同是比他晚一个多月签的，还没到期，想让他分摊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次去了他住的房子，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却没能成功，他保持着沉默，似乎一种其奈我何的态度。
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生闷气，小房子也似乎失去了从前的好处，显出各种不起眼的缺陷，譬如冬天的暖气不足，阳光又偏偏和夏天正相反，转到了南方去；木地板铺的时间还不久，有些地方却有翘起的迹象；说到公用部分，卫生间太黑太小，没有通风口，也没有专门的厨房，做饭的心情不大；电视老旧了，彩色像是事后涂抹上去的，看纳达尔在红土上的网球比赛，难以分辨网球落到了哪里，而这是我晚上不想入睡时喜欢上的一个节目。
想到这些，更觉得自己吃了不小的亏，简直想要找个办法报复他，脑子里出现种种的方式，调动自己可能有的一些能耐和关系，似乎办法还不少，一时牙咬得紧紧的。转念又发现，自己想出来的这些方式，没有一种是一定会见效的，代价也都不比半个月的房租小。毕竟我和室友一样，只是个漂在北京的外人，才会来租这样的房间，他大约也是看穿了这一点。
想到后来，现实的是放弃这间房子，按时搬走寻找下一处。好在冬天已经过去，找房子搬家的奔波不用那么苦寒。我也实际这么做了，在一年差一个月的时候告别了这里，去向下一个住处。
七
我请一个同事来帮我搬家，他新近买了车，一个后备箱加上后排座位，正好把我的家当全部装下，从半步桥迁移到了三里屯附近。
那些年三里屯正值繁华，但南街已经开始拆迁。我租的房子在南街往东一点的一处老家属院里，和酒吧街隔着几排老房子和半个街区的距离，几幢高大的建筑挡住阑珊灯火。合租的是一个腼腆的男生，看起来有一种温柔感，和前任室友差别很大，也不是二房东。当然，他和所有先来者一样住了较大朝南的屋子，留给我的是朝北的较小次卧，光线和冬天的温度都不如主卧，不过价钱也着实便宜一些，毕竟是跟房东签约。
这是我自从离开金鱼池之后又一次租朝北的房间。不知为什么，它特别让我想到老狼的那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或许因为从窗户里看出去，透过院子里几株大树的缝隙，晚上真的能看见几颗星星。
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主要的家具是一架连带书桌的白木书架，式样和颜色淡雅，看上去很不错，也是我选择这处房间的原因之一。我把装在同事后备箱里带过来的书都上了架，摆得满满的，在桌前坐下来，打开黑乎乎的笔记本电脑，有一点幸福感，打算在这里认真写个什么。
但是过了不久，书架部分忽然没有征兆地塌下来了，差点打在我的头脸上。我把书都拿下来，书架没有复原，内部连接的铁钉子都崩开了。我只好请房东过来一趟。
房东没有找我的麻烦，毕竟他当初保证过书架很牢实，可以插满书籍。“宜家的东西不经用。”端详一会儿之后他说，我才知道书架出自一向不熟悉的宜家品牌。
我想不到什么补救的办法，后把书架拆了下来，只留下桌子。这样我的书又回到了纸箱子里，摞在墙边。好在书桌显得宽敞了。
晚上我离开小区，走到三里屯酒吧街上去。这里和隔着半个街区的我的租屋是两个世界，十字路口人车堵塞，无尽的喧嚣和灯光汇合流泻。路北一排酒吧，路上密密麻麻地站着身姿前倾神情急切的女性，随时拉人入内，倒没有人烦扰我，大约注意力都在车主身上。酒吧里面灯光迷离，人影晃动，那是我来北京之后未曾进入的世界。
我穿梭而过，到了使馆区。使馆区严肃安静，四处围着铁丝网，设置路障，却也让我明白了刚才酒吧街热闹的一个来源，这里有很多的外国人。我顺着一条开放的横街走入，经过两个警卫，他们纹丝不动的站姿像是出于一种使命，有的在铁丝网的暗处，只有走近了才能注意到，让人心里一紧，他却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姿势。
我走入竖街，两旁斜伸出浓密的树木，在上空合成穹庐，成为压低了的另一重天空。这是一种修长乔木，含有特别的青翠，似乎属于南方。另一条树荫的街道遍种柿子树，眼下也饱含青翠，我喜欢顺着这两条街走一个来回，再穿过酒吧街，回到沉寂的小区，我的拆去了书架的桌子前边，面对笔记本上敲下的文字，属于往昔黑暗深处的时代。
有时候我没有走得这么远，只是从小区大门外往北走，进入这片街区更内部。路旁有一所技工学校的体育场，隔着铁丝网，零星有人在晚饭后健身。穿过两家打烊的餐厅，迎面有一所外表黑沉沉的建筑，黑暗中闪着一些明灭的小灯，隐隐看出下面的装修，带着浮雕和护板的线条，是一家夜总会，叫名门夜宴。
它似乎没有窗户，四周包裹得严严实实，完全不知道它的内情，入内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它的名字让我想到近冯小刚的一部电影，不由联想到里面可能进行的诡谲的权谋与情色，所有的欲望和金钱在这里复合、发酵、膨胀，或许有天会爆炸，带来难以预料的毁灭。但眼下，它保持着黑沉沉的名门气度，和渺小寒碜的我完全没有关系，即使走近一步也感到心理压力。
许久以后，听说它果然在“天上人间”的风波中被一并封闭，我再次路过那幢建筑时，它已变成了一家商场，封闭的门户都已打开，外墙的浮雕护板显出破敝，像病人发黄的皮肤，底层似乎变成了两家快递公司收发货点，毕竟它不当街，门面价格上不去，当年豪门的气质不见踪迹。
那些夜晚，我从名门夜宴往回走，回到家属院中，院落里几株乔木掩蔽，下面裸露着北方的黄土，没有精心修整过。空地上莫名地摆着一只旧沙发，布套已经破烂，但还保留着一只沙发的模样，或许偶尔有人小坐。多年后我看到刘若英拍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周冬雨拉着井柏然从院子里抬回去一只旧沙发，就想到了这只。不知它在院子里究竟摆了多久，近年北方的雨水增多，它在够不上遮蔽的大树底下，能够耐得起几番风雨和潮气侵蚀。
小说没有写完。也许它太陈旧、寂寞，在结束掉书中人物的性命之前，我的性命会先行终了。有天深夜，室友出差未回，我坐在出租屋的马桶上，忽然感到腹部剧痛，连续腹泻到虚脱，坐在马桶上无法起身。有一刻我觉得自己会就此死去。如果这样，将像落在水泥街道上变脏的雪一样，被成吨的工业盐融化流入下水道，不发出声音和留下痕迹，无声地来，无声地走，失去性命很久才会被人发现。在卫生间的下水管道上，有一队迁徙的蚂蚁，永不停息地上下穿行。我的性命比不上它们中的一只，尽管被叫作“蚁族”。
我又一次离开了北京。
八
2010年秋天，我到了眼下的住处燕丹村。
那之前的一段，我想去住地下室。一方面由于身上仅余几千块的资产，另一方面是遗憾没有这类经历，似乎缺了一块。
我去过几次地下室。一次是在双井附近，去探望一位上访的大姐。顺着台阶下去，通道顶上横亘着热气管道，两旁是排列的小门，像是一个个储物间。大姐住在其中一间里，一张单人床外刚够靠床头摆下一张小桌，桌上摆着电饭煲，床位摆一个案板和碗筷，其他东西都装进塑料袋，挂在墙上。大姐说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就是洗衣服有点费事，挂在廊道里阴干。另外一次，是有个朋友来京住在建国门附近的地下旅馆，走下去以后像迷宫，拐两个弯才找到他住的房间，推开门是一副床炕，炕上铺的床垫横顶在门上，人要站在门外爬上床去，顶头墙上有一台九英寸的小电视。
我在网上搜了几间半地下室，打算去看其中靠近四惠的一间，又有点犹豫，这时接到了一个朋友将要退掉他在燕城苑租的房子，回陕西谋出路的消息，过去看了一趟，价格不贵，就放弃了继续寻找地下室的打算。虽然房子没有装修过，但通透不缺阳光，我住的房间外边有两棵银杏树，叶子正在变得金黄，偶尔有一两片无声飘落。
房子离天通苑地铁站有五六站公交的距离，我次去赶上晚高峰，等公交的人黑压压排到马路中间，似乎调来全北京的公交也挤不下。在新京报时做过一组报道，叫：《十万人困守天通苑》。不想今天自己成了其中一员，且走得更远。后来我坐了路旁吆喝三块钱一位五块钱两位的面包车。
上车之后，知道不是三块钱一位这么简单。对面两条长凳座位，先上的人还可挨茬坐下，后来的在中间加小板凳，再后来的转不开身，近于被加在两旁人伸出的膝盖上，头顶车顶，车门后是贴着人的脊背强行关上的，像是听说过的号子里塞人的情形。车子开行，黑暗中人们看不见彼此，但听得清呼吸，关节和人体的旮旯彼此屈伸搭配，化利用空间。有几位不知怎么替胳膊找到了缝隙，仍旧在看手机，屏幕的微光照亮了巴掌大的一片脸。车厢外风声呼呼，感觉是一具夹心面包在运行，一旦翻车，只能挤压成肉泥，似乎在这条路线上的人谁也不在乎安全保障，把命交给了这个上车的机会和三块钱的价格。
房子实际在燕丹村地盘上的一个小区里，据说是当年燕太子丹的封地，也是供养死士荆轲的地方。除了一些附庸故典的对联，刺秦的往事自然渺无痕迹，但我在小区池塘边目击了一起刺杀事件，今天仍历历在目。
那天我饭后下楼，正待走进小区公园去散步，听到那边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喊着杀人了，从公园那边跑过来两个警察，跟着一个小区老保安，在楼下观望。老保安说是嫌疑人刚才从栅栏上翻过来的，不知上哪座楼了。正在这时，一个男子的人影出现在对面三楼楼道，招手喊“我在这儿”。两个警察立刻跑上楼去，过一会儿押着一个小伙子下来。小伙子穿着白衬衣，经过我面前的时候，他的一只胳膊露着，从肘部到手指全是鲜红的，在阳光下触目，我想到了“沾血的手”这样的名词，但眼下不是沾血可以比拟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他洗刷，他显出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
后来知道，他是租居在村里的外卖小哥，刚才杀死的人是他女友。女友提出分手后，他请求约在相邻的小区池塘见后一面。见面时他准备了一把刀，当后恳求无效后，他把刀插入了女友的心脏。女友失血死亡后，他还在旁边坐了一会儿，被散步的老人发现，直到派出所的人到来，他才如梦初醒似的翻越栅栏开始逃跑，却又放弃了。
我没有看到他女友的遗体，公园封闭了几天。再次开放时路过那里，地上还有褐色的斑点，心里一阵发瘆，似乎触碰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含有致命的禁忌，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过了很久，这种感觉才渐渐消除，和地上的斑点一样被人遗忘。这件事的流言也渐渐平息了，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没有人关心那个青年的结局。
我想到他在阳光下被人挟持着走来，伸出那只洗不干净的血手，全然盖住了常年沾染的饭菜气味。虽然在耀眼的阳光下，却处在无法解脱的内心黑暗里。
小区北边有两大片田野，据说是燕丹村村民预留的回迁房地基，我初到燕城苑的那个秋天，它无所事事地开着大片的苜蓿花。苜蓿花是紫色的，有点像豌豆，深得像是可以藏住人。花田中被人蹚出两条小路，成了我日常散步的路线。苜蓿田尽头是苗圃。有时我会有种不加价住到了公园附近的感觉。
秋深的时候，收割机开进了苜蓿田，田野四处飘散着新鲜草茬的气息，刈割过的草地空空荡荡，散落着从收割机后身断续吐出的草捆，在运走之前会晾上好几天，让我想到英国乡村草场的情形。经过一个冬天的沉寂，春天苜蓿宿根自行发芽抽枝，开放花朵，引来蜜蜂嘤嗡和养蜂人在附近落脚，等待秋天的刈割。
这样周而复始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年的秋天，耙地机的履带隆隆地开进了打草过后的田地，深深掘开泥土和其中的苜蓿宿根，打上了百草枯。那一片田野被拉上了围栏，土地完全变为黑色，裸露深壕，似乎由富有生机的床铺变为墓坑，准备在处决后掩埋一群沉默的人。准备去散步的我耳膜嗡嗡作响，感到我在这里的好日子似乎是结束了。
但日子仍旧持续下去。谜底揭开，春天田野里下种了玉米，玉米缓慢又按部就班地生长起来，在夏天的烈日下似乎面临焦枯，完全不像会有收成的样子，却终究在入秋后成熟起来，有了季的收获。比起苜蓿田的开花来，不知算是有所得还是遗憾。
没想到我会在这座屋子里住了九年，直到电线老化，水管滴漏。近两年酷暑，小区总是免不了短路停电，据说是有人私自给村里的门面接了电线。超过负荷时，池塘边的电压器发出一声巨响，刺耳又难受，冒出一团火花后，小区顿时漆黑一片。更多时候是跳闸，电工房只好安排一个人值班，随时跳了闸随时推上去，一晚上折腾数次。
2017年7月中旬的某天，晚上黑云低压，天空没有一丝光亮，闷热难忍，似乎世界就要窒息。小区再一次短路断电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小区大门口聚集了黑压压的人，堵住了马路要求解决问题，坐车前来处置的区委干部被包围在人群中，紧闭车门不敢下来，四周的人喊着说，“我们的老人小孩都快热死了”，他们在车里吹空调，有两个赤膊的人试图去堵住车底的排气孔，被家属拉住。一会儿天空发出震耳的雷鸣，布满了奇怪的闪电，像是一个个首尾衔接的花圈，又像劈开大地的一道道创伤，瓢泼大雨随即洒落下来，似乎完全是黑色的，伴随着愤怒低沉的雷声。大雨过后气温回落，临近窒息的人们总算感到了一丝清凉，小区的电力恢复，小车才得以脱身，一场群体性事件渐渐平息下去。
初合租的室友离开之后，青来到了我的生活中。当时她住在天通苑的一个群租房里。我去过她那里两次。三室一厅的屋子里有十个人合租，青住在一个客厅的隔断间，有一个假窗户，一张床，床头抵着电脑桌，桌上有一部座机，她在这里打电话采访和写稿。大白天屋里开着灯，光线完全透不到这里，我担心青骨头里的钙质会日渐流失。我把她接到了燕城苑的房子里。
我们在这里一起度过四年，后来青离开了北京，但偶尔还回来，再后来终究剩我一个人了。我开始听一首花粥的歌《远在北方孤独的鬼》。那些日子，我再次听见保安的自行车在窗下深夜定时经过。再后来装了摄像头，自行车的轮毂声才终于消失。两居室的屋子无人合住，因为寂静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
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充气娃娃。这是从一个朋友分享的文章引发的，文章的作者是他的中学老师，老师北漂了三年，用一个充气娃娃陪伴自己，临走时才恋恋不舍地将“她”扔进了垃圾堆。
虽然燕丹村里有成人用品商店，我还是按照偶尔听说的，从淘宝上订购了一个。我让它在空下来的卧房里待了两天，才拆开包装。略一试用，我感到了后悔。“她”只是一坨塑料，不管如何设计得像人的样子。
处置“她”成了一个问题。我不想把“她”扔进垃圾堆。感觉需要在田野上找个地方埋掉“她”，毕竟“她”陪了我一会儿。担心土地坚硬，我另外网购了一套园艺铲。从前我希望购置一套农具，像有些居民一样在苜蓿田周边开拓一小块土地，撒上菜种，现在却是用来埋葬。
晚上我在田野上寻找了不短的时间，不知道在哪里挖坑好，思考着哪片土地至少在近期不会被翻动。后来我选中了一片苗圃中两棵树中间的位置。如果人们移走树苗，看起来也不会涉及这里。我挖了一个坑，把娃娃泄了气，手脚蜷曲地放入包装箱，有些委屈地埋了下去。
我以为这年春天“她”总算是安全的。但过了一个月左右，我一时起意去查看，苗圃已经大大变样，新挖了许多大坑，以前的树木被起走，新栽了一批树木，坑挖得比我想象的大很多。我有点提着心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娃娃的头，稍微宽心之余，发现娃娃的学生制服裙挂在一棵新的小树上，不由心里一沉。再在苗圃周边打量，在荒芜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两只塑料腿。看来是被挖掘机的利齿斩断，被工人抛掷在这里的。
我明白了，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一块地方属于我，不论是播种庄稼蔬菜，还是仅仅埋下一个充气娃娃。就像我住了九年的出租屋，并不会和天离我的关系更紧密一些。
这个夏天，也许我将离开它，再次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