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国内大学延聘教授，倘若不是办学当局自己去物色，就是出自别人的。办学的人能完全以尊重学术为主，不存有派系、门户之观念去延揽人才，为数并不太多；而在学术界有地位、又有能力人的人士，肯大公无私地以开展学术、发扬研究风气为目的去援引人才，不存心树立党派，就更难能而可贵了。
蔡元培先生办北京大学之出名，由于他能兼容并包延揽各方面的人才，无待多说。蔡元培请年轻刚从美国学哲学回来的胡适之，接替博闻强记的古文经学家陈汉章先生教中国哲学史，不足为奇；他聘考不上北大的梁漱溟来北大教哲学，就不能不佩服他发掘人才、重学问而不重文凭学位的胆识，与用人不论派系、籍贯之伟大。
可惜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形成这种状态，自有种种因素，不能说元培先生存有什么偏私之心。不过必须指出，不论资格、不审查著作，办学的人不了解被请人的学术，滥竽充数的流弊就容易产生。北大当年国文历史两系有几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选，其故即在于此。直到胡适做了北大文学院长，国文、历史两系才有改革进步。
清华办国学研究院请胡适去主持，胡适推辞了，却举荐章太炎、梁任公、王静庵、陈寅恪四位先生。四个人之中，大约只梁任公与胡氏有来往，其余三人对胡不仅没有交谊，而且论政论学的意见都相去甚远，而胡适了他们。
在当时社会上，章梁二人名气。静庵先生虽已有著作出版，一般人很多对他缺乏认识，寅恪先生更是籍籍无名，也未曾有一篇著作问世。如果以高级学位为审查标准，四位先生无一能入选。若凭著作，寅恪先生必被摈诸门外。胡先生这次，虽遭太炎先生拒绝，梁、王、陈三先生则都俯就了，他们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的辉煌学术成就，无可否认是影响深远巨大。追本溯源，绝不能抹杀胡适以学术为公的风度，是继蔡元培后人。
钱穆在苏州教中学，他既未留过学，也未进过大学。钱氏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刊登在那一年的《燕京学报》。一九二九年郭绍虞、顾颉刚荐他到燕大国文系任讲师，胡适看到钱的文章，虽是对胡所倡导的疑古辨伪有些唱反调，他却大为欣赏。
一九三〇年由胡，北大聘钱氏为史学系副教授。从此钱穆成为北大受欢迎的教授，名满天下。郭、顾与钱氏交好，又共同教过中、小学，荐他到燕大，是可以理解的。胡适与钱素昧平生，只看钱这篇文章，即聘他进入北大，其为爱才重学，虽反对胡适的人也应当予以承认。
胡适援引学人与蔡元培似乎不同。他介绍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请钱穆教北大本科。他的尺度的确掌握得很有分寸。此外，他聘用年轻学生，没有不兼重学位与著作的。如吴晗清华毕业后，他就请他到北大，虽然吴不肯去。张谷若北大毕业，他请他翻译哈代的小说，又约他在北大教英文。假如吴张二人成绩不佳，纵使有学位，胡适也不肯理他们。胡适被人目为学阀，这些都是他招怨的缘由。
先师陈援庵先生极口称赞清代的朱筠（笥河）、阮元（芸台），说他两人能赏识治学有成绩的人士，为之揄扬，对于乾嘉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屡向我述说。可惜援庵先生官位不如朱、阮，在学术界的势力也不及蔡、胡。
援庵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余嘉锡（季豫）先生的儿子余逊（让之）是他的学生。援庵先生看让之的作业，觉得他学有渊源，与一般学生不同，便问让之从何人受业，让之说明幼承庭训。
那时季豫先生正在赵尔巽家中课读，让之随侍在京。援庵先生向让之表示，希望能与季豫先生一见。
后来季豫先生去看了援庵先生。二人谈到治学经过，原来都是由《书目答问》入门，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逐渐深入的。季豫先生不仅深通录略之学，更精于史部考据之学，二人志同道合，相遇恨晚。援庵先生对季豫先生既甚钦佩，于是逢人说项斯。辅仁大学成立，请季豫先生为国文系教授，后来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又兼任北大教授，都是出于援庵先生的。
读过季豫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余嘉锡论学杂著》等书的人，谁不钦仰余先生读书之博、考证之精，如果余先生不为援庵先生发现而加以援引，他能否在北京高等学府中立足，颇成问题。只看他平日所往还的人士，辅仁诸同事外，他校国文系的人，唯有清华及北师大国文系教授杨树达（遇夫），因为是湖南同乡，才相过从；就反映出余先生在北京之落落寡合。
张星烺（亮尘）是地理学会舍长张相文的儿子，留德专攻化学，回国后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援庵先生同张相文是朋友，张亮尘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援庵先生看到，极度赞赏，介绍给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燕大国学研究所经费来自哈佛燕京学社）由此张氏兴趣转为研究中西交通史，撰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援庵先生介绍张氏任燕京国学研究所研究员、辅仁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人而曾任文理两科教授，以我孤陋所知，大约以张亮尘为人。张氏之得识援庵先生，虽因其尊翁相文先生，如非援老爱才若渴、汲汲鼓励通外文研究蒙古
史与中西交通史的专门学者，我相信亮尘先生不会走上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路。
冯承钧（子衡）留学法国，回国后，任职。曾译黎朋《群众心理》等书，列入《尚志学会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他因病瘫痪，失业，在家译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等人著作，冯氏口述，其子笔授，以稿费谋生。这些文章都是法文，载于《通报》与《亚细亚学报》等杂志，由北平图书馆所藏。馆长袁同礼不允外借。援庵先生知道此事，出面说：“我替他借，由我负责！”那时援庵先生是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袁同礼自不能违抗。冯氏之能完成译事，实出于援老的挺身仗义相助。
冯氏本不治中西交通史，也不治蒙古史，因为长期翻译汉学家的论文，而这些汉学家论文的内容不是讨论蒙古史，便是中西交通史，他终日与之为伍，不断接触，便由外行变为内行，终于导致他也走上研究蒙古史与中西交通史的路上来，成为内行。援老之支持冯子衡，我不仅听向觉明（达）说过，也有目睹的证据。
这是援庵先生帮助通西文研究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又一个专门学人。姚士鳌（从吾）北大毕业后，曾在中国地理学会、、国会做过职员，其后考取官费，留学德国攻读历史。北洋政府经济困难，官费发不出，姚在德无法继续攻读，求助于援老，援老为他向哈佛燕京社申请补助，姚氏才完成学业。
姚氏归国后，援老大称赞他。一、他在德研习史学方法论，这是中国治旧史学的人所渴望学到的，因为从清末到民初，中国人所学西洋史学方法论，多数从日本辗转稗贩而来，往往是二手货（包括援庵先生所学的在内）。二、他在德国专攻蒙古史，这足以弥补从魏默深、洪文卿、屠敬山、柯蓼园先师到援庵先师治元史每个人都不通外文的缺陷，所以援老对他赞不绝口，要我们以他为榜样。
一九三一年（？可能记错）我逢到姚，在励耘书屋座上，他刚从德国回来，就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教授，也在辅仁大学兼课，教史学方法论。姚氏在《辅仁学志》上发表了一篇《蒙古史发凡》，援庵先师说：“你应当细心地去读它。”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援庵先生去支持冯子衡译书，鼓励张亮尘转行，拔助姚从吾留学，是为了填充本身研究史学的不足，也即是扩展中国史学家的能力。
岑仲勉，广东顺德人，在广州一个教会中学教书，写了考释西域地名的文章，发表在校刊上，寄到励耘书屋。援庵先生看后，极度说好，介绍他给傅斯年，傅氏就请他任史语所研究员。岑氏同援老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选举届院士，才在南京见面。虽然人们可以胡说援老是顾念同乡之谊，但他二人无丝毫渊源，广东人多得很，如非岑氏对西域史地有很好的研究，援老岂能徇私荐人给傅斯年，傅又岂能贸然接纳？
向觉明（达）是柳翼谋（诒徵）的高第，任北京图书馆专门委员，主编《大公报·图书副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着手写《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众多学者中成绩卓著的学者。我在燕京国学研究所研究的题目是《历代蕃姓考》，南北朝隋唐五代一段，怡好与觉明研究的有关，所以时时往还时论，交换心得。
他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初稿，我曾为之校读。我在《图书副刊》投稿，就是由于他的督促。援老见到他的文章，拍案叫绝，力嘱我约他一晤。觉明应邀往励耘书屋晋谒。其后援老聘他往辅大教书，他拒绝了，援老嗟叹累日。
援庵先师撰《元西域人华化考》，自诩未引用一条外文材料，而在中西交通史上能写出这样突破外国学人的文章。的确，这本著作到今天依然受国际上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人重视，我们应引以为荣。援老有关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此后却不再见，明显地，再进一步去研究不能不涉及许多外国与外族语言，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事。援老后来之放弃中西交通史研究，与其说兴趣转变，不如说受了语言知识的局限。同样理由，援老本以研究元史著名，而他对元史的著作并不多，则他不愿意与洪文卿、屠敬山、柯蓼园先师等人一样，依赖别人的翻译去做研究，也无待再去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