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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的历史哲学
王船山是王阳明以后人。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远较与他同时代的顾亭林、黄梨洲为高。他的思想的创颖简易或不如阳明,但体系的博大平实则过之。他的学说乃是集心学和理学之大成。道学问即所以尊德性,格物穷理即所以明心见性。表面上他是绍述横渠,学脉比较接近程朱,然而骨子里心学、理学的对立,已经被他解除了,程朱陆王间的矛盾,已经被他消融了。
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以说是他的纯粹哲学的应用与发挥,乃是对中国历史哲学的空前贡献。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大约是他晚年思想成熟时的著作。执一中心思想以评衡历史上的人物与事
变,自评论历史以使人见道明理而入哲学之门。书中透出了他个人忠于民族文化和道统之苦心孤诣的志事,建立了他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指示了做人和修养的规范,可以说他书中每字每句都是在为有志做圣贤、做大政治家的人说法。
何谓历史哲学?太史公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对于历史哲学的性质与任务好的诠释。简言之,历史哲学即是要在历史上去求教训,格历史之物,穷历史之理,穷究国运盛衰、时代治乱、英雄成败、文化消长、政教得失、风俗隆污之理。换言之,历史哲学即在历史中求“通鉴”,求有普遍性的教训、鉴戒或原则。古往今来流有气魄有识见的历史家,如司马迁、司马光之流,绝不仅供给我们以历史事实,而乃要指示一种历史哲学。一如伟大的科学家之不仅是科学家,而自有其哲学,有其宇宙观。
然而历史家的历史哲学只是潜伏的、隐微的、暗示的。只是寓哲学义理于叙述历史事变之中(一如诗人之寓哲学于诗歌中),究只是史而非哲学。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是以哲学的原理为主,而以历史的事实作为例证和参考,因此它是哲学而非历史。历史哲学家将历史家所暗示的潜伏隐微的教训发挥出来,批评历史家写史时所抱的根本主张及其所假定的前提。譬如,太史公书中有许多地方,都是有作用的偏见,王船山直指出来而斥之为“谤史”。又如太史公与班固皆注重史书的文学性,喜为诙奇震耀之言,亦为王船山所指责。又如太史公在《伯夷列传》里,大发议论怀疑天道的公正,而船山整个历史哲学的中心思想,即在指明天道的公正不爽。太史公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天道的不公正,王船山亦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天道的公正。足见两人对于历史的看法、解释和哲学之不相同。至于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所隐微暗示的历史哲学,无疑是“有德者兴,失德者亡”的道德史观。而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主要地也就是将温公的道德史观加以深刻化、系统化地发挥。他又因为自己身处于国族大变局中,而特别注重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不过,我们不仅要注重他借历史事变所发挥的道德教训和民族思想,而特别要揭示他的哲学思想、历史哲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