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相比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星际战争》，中国读者对以“三体”之名走向世界的《地球往事三部曲》可能更熟悉。刘慈欣在小说中将宇宙比作“黑暗森林”：在生存的压力下，每个文明都是神经紧绷的带枪猎人，只要发现了其他文明，哪怕是一点线索，无论对方是天使还是魔鬼，安全的做法只有开枪。
威尔斯在《星际战争》的开篇有类似的猜想：环境恶化的火星不再适合居住，火星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开始寻找新的家园，“要么侵略，要么灭亡， 别无选择”。在简单地提及道德的话题后，小说很快转入了完全私人的视角，开始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灾难发生时，人类的家园（或者说英国的乡村和城市）会变成什么样？人类会变成什么样？
一
《星际战争》于1897年以连载的形式问世，讲述了火星人入侵地球后，叙事者在逃亡路上的各种遭遇与见闻。
威尔斯早年修读科学，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尝试科幻写作（详见本书作者大事年表）。到了《星际战争》发表时，威尔斯已经出版了多部科幻作品。和其他作品一样，《星际战争》中也有许多科学理论的影子。这也是成就小说写实风格的重要因素。
前面提到，威尔斯将火星人侵略地球的原因设定为环境恶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火星人的结局也仿佛是在佐证自然选择的理论。另外，在解释火星环境为何恶化的部分，作者也从“星云说”出发，提出了气候变迁的假说。
威尔斯不仅受过科学教育，而且会很积极地发表社会观点。因此，《星际战争》除了探讨物种关系的变化，还花了不少笔墨来描写火星人入侵带来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既有人类内部的，也有文明之间的。
作者借用丰富的细节，描绘了极为混乱的末世景象。这种混乱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内部的秩序变化。穷人和富人一起逃难，车站几乎全面瘫痪，男人开始抢劫女人……原本怡然自得，甚至不易动摇的社会秩序，在一夜之间崩溃。
对文明关系的思考，贯穿着整部小说。一向以为自己代表着文明水平的人类，变成了任由火星人奴役的低等群体。作者借炮兵的想象推演：如果火星人统治了地球，人类只能住在下水道里，与野兽无异，而的出路，是“传承和增长知识”，制造出和火星人相当的武器。他还写道：“在这场大战中，人类……一定学到了怜悯，怜悯那些被我们主宰，受我们折磨的没有智慧的生物。”
作者肯定了社会阶级的高低是由文明发展的水平来决定的，而非与生俱来的基因。更有趣的是，炮兵认为小说、诗歌是“读着玩的”，人们要多读那些“有想法的科学书”。与其说作者对文明的定义有狭隘之处，不如说这是一种夸张的、自嘲的幽默。
除了火星文明和人类文明，小说还有一个埋伏在暗处的角色，那就是微生物。微生物在情节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将小说命名为“The War of the Worlds”——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两颗星球的，更是不同世界的。人类肉眼无法观察到的世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并不代表它不重要。
人类对天外文明的想象自古有之。在科幻小说的历史上，《星际战争》也并不是个涉足“火星”的作品。但之前的小说大多关于人类的火星之旅，或者将火星人描写为与人类相似的生物。在英语世界中，《星际战争》早提出了火星文明，详细描写了外星文明入侵地球的景象，因此成为这一文类的经典。
二
除了丰富的科学细节，构建这部小说写实风格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叙事视角。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小说讲述的故事仿佛会发生在任何人（或者说英国人）身上。
小说使用了人称，但叙事者没有明确地介绍自己的身份，只提到自己“忙着写几篇关于文明进化过程中道德如何演变的论文”。不过，叙事者能够结识宇航员，并且同他一起去天文台观测天体，或许可以推断，他至少是一名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小说中途有一次视角的转换，主人公切换成了“我”的弟弟。他在伦敦读医，那几天正好在上生物补习班。如此说来，兄弟两人对于外星文明或外星生物，应该有多于常人的知识和心理准备。
但是，在小说的主要情节——逃难之中，两人的专业知识并没有派上很大的用场。“我”对火星人的了解，只是为了补充知识或者是增强现实感偶尔出现。唯独有迹可循的是“我”对火星人异于常人的好奇。
来自火星的飞行器刚降落时，“我”与普通民众一样，也到公地上去围观“陨石”；当火星人爬出飞行器时，“我”也自认没有胆量，只是躲在远处偷看。害怕与好奇交织的心情，其实是很自然的。至于害怕救了“我”一命，很难说是有知者有畏。送妻子去避难以后，“我”因为好奇而折返，甚至“有些兴奋”，“希望它们被消灭的时候，我在现场”，便是格外的兴趣使然了。
不过，作者并没有让好奇再持续下去。“我”在目睹了可怕的火星生物之后，终于“蜷缩在楼梯脚，背靠墙壁，止不住地颤抖”。从这里开始，推动情节的情绪完全变成了求生。“我”躲在水下的那一段遭遇，几乎已经是本能的反应；到了躲进煤窖，再到在死城伦敦里行走，惊悚和疲倦都走向了极致。“我”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灾难面前的被动选择，或者说，“我”并没有参与到与火星人的战争之中——假如人类和火星人的交火算得上战争的话。
如果说“我”是一个幸运的落单者，那么从伦敦逃出来的弟弟，就和大多数难民一样，只是“奔流成河的社会机体的一滴”。他的见闻，可能更加普适。逃难不忘带上金银细软的人、为了喝口水打起来的人、铤而走险回伦敦觅食的人，都是很能够联系实际的细节。
现实主义的设定极大地拉进了读者与角色的距离，让读者体会其他文明入侵时作为普通的地球人的经历。作者在小说中提到，火星人的主要目的可能并不是攻击人类，而是占领地球。但残酷的毁灭依然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被人类赶尽杀绝的，不仅有欧洲野牛和渡渡鸟，还有族内同胞。欧洲殖民者曾对同为人类的塔斯马尼亚人实行种族围剿，在短短五十年间将整个民族从地球上抹去。假如火星人抱着同样的信念侵略地球，我们有资格打着仁慈的旗号去批评他们吗?
三
1953年，根据《星际战争》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美国上映。有趣的是，电影中的男主角成了一个自信乐观的科学家。虽然情节大抵相似，电影的主题却悄悄发生了改变，是对小说的另一种演绎。从电影反观小说，能发现许多有趣的地方。
在“陨石”降临时，男主角就作出了诸多科学解释。在火星人发起攻击时，他驾驶飞机，带领女主角逃出生天。当两人被困在乡间小屋中，女主角情绪几乎失控，他安慰道：“别担心，只要它们是肉身凡胎，就一定有弱点。我们一定能找到办法阻止它们。”火星人机器的触手探进煤窖，叙事者屏住呼吸绝望地祈祷，是小说中惊悚的场景之一。而在1953年的电影中，当面临火星人的电眼时，男主角依旧不忘科学观察，甚至英勇地砍断了已经碰到了女主角肩膀的火星人的触手。可以看出，书中 “人类”的代表，在电影中变成了“科学”的化身。电影想要探讨的，不再是一个文明被另一个文明入侵的感受，而是“科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这样的自信，在电影中并非男主角独有。面临残暴的火星人，人类的应对措施，或者说迎战之积极，是小说中看不见的。在一般的军事打击节节败退后，军方自信地认为，原子弹是拯救人类的后法宝。电影应该无意鼓吹科学，毕竟火星人在遭到原子弹轰炸后依然毫发无损。
小说对科学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从开篇起，作者就提到火星人的智慧与科技远超人类；炮兵提出的卧薪尝胆之法，也是追赶火星人的知识水平。但科技的发达一定能带来的胜利吗？除了结尾的奇迹，小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火星人轰炸谢珀顿时，人类的炮火居然凭运气击中了一个火星人。这是否在暗示，人类在征服其他文明时，即使面对的是一只渡渡鸟，也并非完全没有代价？
四
前面说过，小说写的是个体在文明入侵时的遭遇。那么叙事者作为个体，结局如何呢？在火星人死后，甚至在同一天，世界已经开始痊愈。无论是文明，还是人类，都恢复得比想象要快得多：
生命的脉搏会越来越强烈，在空无一人的街道里、广场上重新振动起来。
人类的未来是“朦胧又美好”的，可是“我”呢？在小说的后，作者依然用不小的篇幅，来描写“我”饱受梦魇的折磨。战争过后，文明可以重建，个体的精神创伤可以治愈吗？
被困在破房子里的时候，“我”几次想起妻子，可以看出，妻子是“我”的精神支撑，至少是我在生死关头牵挂的人。“我”一度以为她已丧生，却奇迹般地与她重逢。但这种重逢带来的慰藉，或许在情节上带给读者的释然，与叙事者本身得到的治愈，是不对等的。“我”握住妻子的手之后，感受到的是“奇怪”，而不是灾难片（包括1953年的电影）中常见的那种童话般的喜悦。
翻译此书的时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无论是社区健康，还是国际社会，不确定的因素像浪潮一样席卷而来，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各种深刻的变化。医学的发展能够让人类迎来春天，但更隐秘的是人的心灵。经历了一切，或者正在经历一切的人们，如何找到新的平静？小说没有给出答案，电影的结局似乎也并不让人信服，这就留待读者在文本之外去思考了。
陈胤全
202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