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崇高欢笑
科恩兄弟有一种奇异的老派，一种传统主义者的信念。比如，他们灌输给人物一种老式语法，喜欢从不寻常的字眼如“paterfamilias”（家长）、“malfeasance”（不法行为）、“unguent”（润滑剂）中获得一种音乐的表现力。拖出一个词，他们用一种过于一丝不苟的方式念，就像把每个单词放在羊皮纸上组织句子。科恩兄弟经常提及从前的“异国情调”（exoticism），因此自然而然地，他们迟早会被“过去”所吸引。然而，一旦重置到过去，他们就完全不再关心真实的或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像拨动起一种熟悉的心弦，在《抚养亚利桑那》之后重返科恩家族的霍莉·亨特声称，科恩兄弟的电影发生在“他们内心的王国”里。 《逃狱三王》（O Brother， Where Art Thou?，2000）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一个以犯人潜逃与流浪汉的冒险事迹为题材的喜剧，设置在充满传奇色彩的—若不是神话色彩的—大萧条时代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以普莱斯顿·斯特奇斯电影的次要情节和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科恩兄弟声称从未读过它）为蓝本；秋葵汤也许是他们从《一打艰苦的工作》（A Dozen Tough Jobs）中偷来的，这部1989年的霍华德·沃尔德罗普（Howard Waldrop）的中篇小说，详细描述了密西西比“异常艰巨的劳动”。科恩兄弟称之为他们的“乡巴佬史诗”。
让我们从这个综合体中斯特奇斯的部分开始。在斯特奇斯1941年的冒险喜剧《苏利文游记》中，乔尔·麦克雷（Joel McCrea）扮演的一个理想主义的好莱坞导演苏利文，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流浪汉，去寻找普通人，体验底层生活，以便拍一部包含他的希望、梦想以及他危机四伏的自尊心的重要电影—就是《巴顿·芬克》的整体感觉。他欲将这部伟大的作品命名为《哦，兄弟你去哪？》（O Brother， Where Art Thou?）—科恩兄弟的《逃狱三王》（O Brother， Where Art Thou?）借用了这个名字。苏利文在旅途中发现，除了维罗尼卡·莱克（Veronica Lake），普通人都喜欢通过哈哈大笑地看动画片来逃避责任。因此，苏利文对他珍爱的电影不再抱希望了。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苏利文游记》的意义所在：它的宏大是个玩笑；它只想逗我们笑。科恩兄弟也宣称，没有什么比引发欢笑更崇高的了。因此，带着一种坚决的嘲讽腔调，他们决定拍一部苏利文从未拍过的片中片，而一部在所有的斯坦贝克派（Steinbeckian）尚未开垦过的壮丽南部取景的电影同样是个玩笑。甚至更可笑的是，它还将承载《奥德赛》的叙事外壳（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普通人”，将乔装成三个刚刚从带着镣铐服劳役的囚犯监狱中越狱的笨蛋（进一步“偷自”《苏利文游记》），笨手笨脚地穿越密西西比河，寻找埋藏的宝藏，虽然三人组中知道它具体在哪里的人，是气宇不凡到不可靠的尤利西斯·埃弗雷特·麦克吉尔（Ulysses Everett McGill，乔治·克鲁尼扮演）。他带着一对低能儿：由约翰·特托罗扮演的敏感的皮特（Pete），由蒂姆·布雷克·尼尔森扮演的温和的德尔马（Delmar）。在作为蓝草民谣歌手组建“乡巴佬合唱团”（The Soggy Bottom Boys）而获得某种形式的救赎之前，他们将遭遇每一种真实的、经典的、魔鬼般的磨难。
《逃狱三王》是温和宜人的一部科恩兄弟电影，也是从一种古怪视角出发的轻暴力的家庭电影。乔尔逗笑了自己（和兄弟），在电影的剧本上打上带有荷马式暗示的“三活宝”的烙印。埃弗雷特代表着科恩话痨儿的典范。乔治·克鲁尼是埃弗雷特的天然人选，科恩兄弟不做他想。他既有一流的相貌，又愿意拿它开玩笑。幸好，人们后来发现，克鲁尼是个科恩迷。“我想不出他们的哪一部电影我不喜欢” ，他兴奋地说，而且没看剧本就同意出演。这次合作将强化他们彼此的欣赏，克鲁尼也将成为科恩家族的重要一员。
虽然演员们永远受制于剧本，但是精心挑选的演员们所掌握的科恩人物的一丝不苟的细节体现了人性。即使身处两千年前诞生的传奇般的磨难中，埃弗雷特也不会轻易妥协、得过且过，直到用上正确牌子的润发油。“我他妈的不想要‘花花公子牌’，我是个‘文质彬彬’的男人！”克鲁尼冲着一个不知所措的零售店商大吼。“文彬牌”（Dapper Dan），是科恩兄弟设计的那些讲究的装饰音符中的一个，不仅刻画出他们男主角的虚荣心到了何种吹毛求疵的地步，而且增添了一种真实的时代气息，但这为当局追踪他们的猎物留下了痕迹—败给你自己招牌式的发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