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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产生的历史节点

 

南方谈话是在中国面临国际格局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诞生的。关于这一历史节点的研究很多,本书仅简要概述。

 

一、南方谈话发表时的国际形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动的时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长期对立的美苏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既是重大机遇,又是严峻挑战。

具体来说,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在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11月,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12月,苏联和十一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阿拉木图宣言》,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严重挫折而暂时处于低潮。这既让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忧虑;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深刻教训。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后,没有及时对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做出分析,导致体制僵化,脱离群众,出现经济危机,后来在改革中也没有把握住正确方向,终红旗落地,国家变色。如何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待社会主义,并且吸取教训,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中国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扬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他们利用广播、书刊、电视等多种渠道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同时以“人权”等各种借口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经济“制裁”,使中国外交一度面临困难局面。

而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度过了战后危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先后崛起,差距的日益明显,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更大压力。有压力也有机遇。冷战格局被打破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政治多极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大变动、大改组,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方面,多极化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减少局部冲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维护根本利益,为我国争取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间,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进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增强竞争,探索新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径。

苏联、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后,向全世界打开了包括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世界市场开始真正形成,西方发达国家闻风而动,这是一个突出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中国采取怎样的策略,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盛衰成败,亟待做出回答。

 

二、南方谈话发表时的国内形势

 

南方谈话之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形势同样十分复杂。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其他领域面临的形势也很严峻。

其一,1989年的政治风波影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敌对势力的煽动下,国内也出现了一股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终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以此为借口掀起反华浪潮,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1989年,国内引进的外资减少了近一半,造成了一些工业部门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其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绝大多数人过上了温饱生活。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困难。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经济秩序混乱。1988年“价格闯关”受挫,经过治理调整,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但国民经济发展的难关尚未渡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很低。如何在经济环境中缓解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整顿生产、建设、流通和分配中的混乱现象;如何在体制改革上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既非集中计划经济,又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旧两种体制都不健全,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其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党内外“左”倾、右倾思潮,特别是“左”倾思潮有所抬头。比如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乡镇企业是党内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来源,农村家庭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问题上,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工作中心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抬头,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等等。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有人对党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产生怀疑,而这恰恰不利于经济建设。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到1992年,全国政治局面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特别是根据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精神进行的三年治理整顿的结束和“七五”计划的完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积累起来,再加上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国家对经济发展宏观调控能力的大为加强,都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只是,在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下,中国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该如何谋划、如何发展?这些都成为必须从理论上给予明确答复的重大政治问题。

1992年,不仅改革走到了重大的历史关头,党也将根据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这次大会,国际国内都十分关注。人们都期待着在这次会上能对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发展问题给予清晰的解答,从而澄清疑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因此,召开这次大会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此时的邓小平,虽然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仍然心系改革开放事业,没有停止思考、追求、探索社会主义。而南方谈话的发表,既是在酝酿党的十四大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又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做好了理论准备。3月9日、1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这篇谈话,并决定以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起草十四大报告。党的十四大报告从1992年2月开始起草,起草小组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的要求,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写出稿;经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多次修改后,报告第六稿发到全国一百一十九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三千多人参加了讨论,报告还征求了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已是报告的第十一稿,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作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