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童年
我憎恨那些高傲和无能的蠢人，他们叫嚷说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文学已濒临死亡。这些人头脑十分空虚，心灵极其枯竭，他们是埋头于过去的人，而对我们当代的生动而激动人心的作品，只是轻蔑地翻两页就宣布它们浅薄而没有价值。我呢，我的看法迥然不同。
——左拉
出发和回归
可能没人怀疑，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就人生来说，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殊阶段。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记忆的一个“老巢”，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都堆积在那里。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所以也难忘记。
拉美作家马尔克斯曾有一句妙语：“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一个人走了很长的人生之路，回头一看，会发现一路上的很多事情和一些细节都忘掉了。每当回想往事，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遗憾：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清晰记起来的并没有太多。也许就是这些记得住的片段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年时光是难忘怀的，所以它在人生的经历中占据的比重也就更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活团块。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
从童年开始，人的心中拥有了若干神秘之物。这个时段早的一部分，可能处于能够记忆和不能够记忆的交叉点上，所以回忆起小时候，人们会说“当年我还不记事”，或说“那时我好像记得”。童年时期的很多元素会糅入潜意识，它们极其内在，若有若无，甚至是虚幻的和不确定的：不知是诞生之初就携带了这些意识，还是由后天的观察、归纳与综合而成。童年的见识有不可思议的强韧性和规定性，它会制约人的一生。
那些不太清晰的记忆、似有却无的一些生活储备，哪怕是碎片化的，都是极重要的。一个人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从儿童时代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后再回归到童年那样的“单纯”。这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圆形轨迹，也是文学表达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童年即包含了一切，潜藏着一个人终生的秘密，人的一生都在展开和放大这些秘密，都在延伸它的长度。童年是不可以选择的，由童年决定的人生似乎也很难选择。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童年是此生的宿命。
深入和返回童年，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的一种方法，这可能与一些哲学阐述接近或相通，是涉及人生本源的根本问题。老子说“复归于婴儿”，说的就是一个人长大了，还要回到他的婴儿时期，再次变得“幼稚”“纯粹”和“简单”。这似乎很奇怪，却包含了相当复杂深刻的意味。孩子的眼睛是敏锐的，他能看到成人看不到的很多东西，感知力、直觉力都很强。他们常常能够进入神秘的生命范畴之中，所谓的“天眼未闭”，说的就是这种能力。
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拥有的能力，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失去，因为一个奇特的生命窗口关闭了。“复归”就是恢复初的洞察力，恢复婴儿的本真——天真求实和汲取真实的能力与勇气。“皇帝的新衣”只有孩子才能指出来，这就说到了自然而然的勇气。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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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了就没有了这种气概，也没有了这种力量。人的一生要将这种
能力发掘和保持下去、焕发出来，肯定是很难的，他需要做的功课
太多了，大概需要终生的修持。
童年的确有特殊的力量。人在后来的成长中不断接受所谓的“教训”，会修正自己的童年经验，许多时候是生命力、观念以及心
气上的一步步倒退。作家迷恋童年，回归和幻想、追寻自己的童年，
当然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文学属于童年并通向童年，每一个写
作者都感叹自己的童年一去不返，这不仅仅是留恋青春，还留恋曾
经拥有的认识力、那个时期的单纯、不顾一切指出真实的勇气。
从童年出发的这一场远行有两层意思。一是地理上的，一个人
不可能一直住在老家的屋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常常离开，直到上
大学、为生计与发展去更远方，甚至跨越大洋。另外是心理上的，
随着经历的事物和接受的知识越来越多，要思考很多问题，人会在
见识上走向远处。但在这两个方面，人都会不断地努力地返回。这
种回到原来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童年仿佛是一个伊甸园，被逐出
之后就无法归来了，但总是要怀念它，在想象中回返它。中国古话
讲的“叶落归根”，说的就是回返，是回到生命的根部。
童年记忆中的环境、气味、食物、声音和色彩等，总是植入深
处，非常顽固。少年成长中习得的知识，比童年记忆更顽强、更坚
韧的大概不会太多。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开头写道，把那
种叫“小玛德莱娜”的小点心沾着茶水在口中一抿，早的感受就
回来了，这就是气味的记忆。山东鲁南某地区的人从小吃煎饼和“臭
盐豆子”，长大了去城市生活，也还是渴望吃到它们。外地人对这种食物简直不能接受，因为它的气味太怪了。一个人即便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还是不能适应食谱的改变，这就是童年刻下的记忆。某种食物会顽固而执拗地把一个人拖回童年，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口腹之欲，更是精神、意识、心理层面的综合拖拽力，它转化成实在的、物质层面的追求和落实。可见气味与食物的记忆看起来容易理解，背后却有深刻复杂的蕴含。
托尔斯泰说过：“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我只写出万分之一。”他在叹息时间的短促，以及人的健忘。如果说所有作家的文字都有自传的性质，也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写出一部分真实记录，而是其他的意思。作家在大部分文字中，比如虚构作品中，总是努力绕开自己的真实经历，特别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关系。这既是扩大想象的需要，也是为了避免对号入座，防止将作品简单化。但无论如何，如果把作家的全部作品打碎了再粘合，仍然会是一部非常丰富的“自传”。这部写尽了自己的大书笔从哪里开始？从童年。
童年是站在世界一侧的观察者。人在参与世界的方式中，从未废除这种观察。托尔斯泰总是埋怨自己长得矮小，不好看，而爱人长得高爽，同样出身大户人家，他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这种自卑的心理从很早就有，而且影响了一生。他要挣脱“外形”的局限，冲破生命的某种“界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心灵，它的勇敢和崇高无畏。这需要许多尝试。托尔斯泰、福克纳、拿破仑、巴尔扎克，这些有着相似的生理特征的人，外部形体的某些缺憾或暗示，常常帮他们转化出巨大的能量，而在转化的过程中，将做出诸多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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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所思的、不可理解的举动。
托尔斯泰有一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写的是母亲过世前后一两天的事情，却是厚厚的一本书。他后来又写《少年》和《青年》，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写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写了后的那部小说《复活》。我们读了后来的巨作，再回头看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会强烈地感到，他许多有关艺术的、世界的看法，都在很小的时候开始萌发并形成；他的语言艺术的色彩、格调，很多元素都可以在少年经历中找到痕迹。
作家的一生不过是在写一部长长的“童话”，虽然有的部分可能不适合少年阅读，但“童话”的性质仍然是分明的。不同的是，作品中的“公主”“老狼”“妖怪”之类角色，在不断地变换身份，恐怖的场景也在不断地变幻。后来的作品更复杂了，但复杂中仍有一种童话的单纯。这种文字往往很纯粹，更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主义。而另外一些看似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文字，实际上有可能是简单的、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是缺乏诗性的文字。
作家难以超越童年。因此观察分析一个人的文学，还是要像看一部传记那样，从他的童年开始。人生这本大书无一例外是从童年起笔的，直到画上后的句号。老年人爱回想童年，所以变得更慈祥，讲故事的方法以及故事的内容与特征，仿佛都在朝这个方向改变。作家下半生的任务，常见的就是回忆。有的人还不到下半生，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回忆的工作。美国的马克·吐温四十多岁就开始写自己的传记，用大量篇幅写童年生活，直写到六七十岁才把笔搁下，转而叙述其他。后来觉得无趣，还要继续回忆。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书写童年。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来自密苏里州汉尼拔的童年生活，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实据，书里写到的景物如河流、山洞、小岛，如今还能够在那个小镇子找到，这里已经成了美国人回忆幸福童年的地方。文学，原来是包含了人生无限秘密的、复杂的一本“童书”，这本“童书”并不简单，它囊括了作家的全部复杂性和可能性。
惠特曼有一首诗写得真好，它叫《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者那一天的一部分，或者几年，或者连绵很多年。
影响一生的视角
有时会觉得作家是一个站在生活旁边、站在一侧的人，这时他远离了群体和社会，在那里独自倾听和观察。一个人由于特殊原因从小变得落落寡合，会过早地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大部分人不是这样，他们出生以后很快就被纳入一个集体。一个人生长于大而和睦的家庭，更容易性格开朗外向，善于交流，让人喜欢，在集体生活中会十分“合群”。这种人较能够与大家“打成一片”，及时踏上社会的惯常节拍。这往往是由生命之初的不同造成的。如果仔细看作家的传记，便会发现那些杰出的作家，通常拥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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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不同的童年。
由于家庭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可能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处的、孤僻的个体，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远离群体，时常将自己置于一个寂寞的角落。如果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他几乎从来没有进入这个舞台的中央，甚至不敢踏上这个舞台，而是悄悄地立于幕侧，在灯光之外恭敬地、安静或稍有胆怯地注视和倾听。就这样一直长到更大，才不得不强迫自己融入群体。但是这也只是形式上的融入，实际上他的心理状态、意识以及行为，仍然是与群体疏离的。这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从小因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行为性格。
有一些孩子的确是比较沉默的，是旁观者。对普通人而言，一般来说这未必是好事，他会有心理障碍，交流不畅，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差，甚至变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这里就未必如此，有时候非但不是大忌，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处。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碍，转化自己的“弱项”，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来的宣讲者。作家在童年拥有的特殊视角，真的会影响一生。他早早将自己置于对集体的审视位置，保持一种疏离的关系，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机会，也获得更多判断和比较的机会。作家有时处于边缘地带是一件幸事，因为超脱与距离，对他来说很重要，旁观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长的意味。
福克纳从小就不是“一般”的孩子。他的曾祖父被记入了当地的历史，既是作家又是军人、企业家，对福克纳的影响很大。但是曾祖父的事业一生都不成功，父母的关系也不和谐，紧张的家庭生
活对福克纳有巨大影响。福克纳长得身材矮小，这加剧了他的自卑
感。他总是逃离人多的地方，感到自己和他人格格不入，经常独处。
在孤独的时候他更多地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以弥补生活的枯燥、
干瘪和单调，用幻觉来补偿自己。这样的方法终会让心理上达到
某种平衡感，让生命充盈丰满起来。这其实就是作家生涯的开始：
自我幻想、自我满足，尝试各种各样没有经历过的人与事，寻找落
实的可能。
叶芝的人生与创作，与他度过了童年的母系故乡爱尔兰西北部
的斯莱戈小镇关系十分密切。叶芝没有出生在那里，由于母亲思念
故乡，就带着他一起回去。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终
其一生念念不忘，死后也葬在了那里。叶芝的很多诗歌都以斯莱戈
的自然风物为背景，诗中的神秘主义也大致源于当地文化。
诗人谢默斯·希尼有着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童年，那些描述北爱尔兰乡间田园的诗章成为他的代表作。《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通向黑暗之门》《在外过冬》，几乎都在挖掘童年和北爱尔兰的乡村记忆。童年生活影响了一生的视角。
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代表作《大地的成长》，是写大自然、劳动
与大地的杰作。作者有一个沮丧的童年：从小居住在偏远的荒岛上，
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十几岁就要独自谋生，出去打工，经常
吃不饱。书中常常写到的一项劳动是挖土豆，中文把它翻译成“地
苹果”，出色地表达了对这种食物的爱和喜悦，写出了面对大地的
馈赠所泛出的感激之情，以及主人公的兴奋。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一生不幸：当过兵，残废了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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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当过奴隶，冒死逃离又被捉回。他从小一直站在群体之外，许多时候都是一个猜测者和旁观者，这使他对生活有一种深刻而独特的理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几乎贯穿了终生：一生都是倒霉鬼，一生都试图进入生活的纵深、试图与群体平等交流，但似乎都没有成功。他是穷孩子、伤残者、奴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将更丰腴的感受、更饱满的体验装入了内心。《堂·吉诃德》写得何等开放，主人公足踏大地四处流浪，杀富济贫，匡扶正义，既是道德和勇气的化身，又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一个悲剧角色。作者从小忍受的白眼、欺凌、屈辱和不公，造成了内心的强大张力，影响了一生的认知，也决定了他文笔的色调。堂·吉诃德身上凝聚了塞万提斯无数的幻想，可以想象他自己常常恨不能变成这个无所不能的义士，惩恶扬善，与不计其数的各色人等交往，自由流畅地生活，运用智慧走遍大地。他时常自嘲，却忍住了泪水。这样的一个小说人物，与作家的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何等巨大的对比和反差，同时又有多少暗暗相合之处。
过去的作家如此，今天的作家仍然如此。他们一定会在文字背后埋下很深的秘密。这些秘密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作家对应着他的精神储藏，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表达。这种表达有时是喧哗的，有时是绚丽的，有时是阴暗的，有时是绝美的，有时甚至是荒诞、凶狠和肮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用来抵消、满足、平衡自童年开始就埋下的那个难以言说的、不可多得的甚至是屈辱的亏欠和创伤。
让我们再多引用一些这样的例子。孔子与孟子都是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唐代诗人杜甫幼年失怙，由姑母抚养，一起成长的堂兄弟夭折了，杜甫独自在姑母身边长大，童年也是孤独的。他有诗云“一日上树能千回”，可以想象他怎样频频攀爬院子里的枣树或梨树，顽皮地上上下下。这是他的童年。王维出生于官宦人家，两三岁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异常辛苦。王维做了大官以后，置办辋川别墅，将母亲接去安养。他同样是一个内向的、受苦的、寂寞的孩子。韩愈就更悲惨：“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祭十二郎文》）还是婴儿时就失去了父亲，跟兄嫂长大。长兄去世之后，嫂子像母亲一样将他拉扯成人。他考进士三试不第，蹉跎七年。开创北宋一代文风的欧阳修很不幸：“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史·欧阳修传》）他从小家境贫寒，连纸笔都没有，更上不起学，好在其母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达理，用芦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即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
法国作家乔治·桑有异乎寻常的写作开端。她生在一个小军官家庭，很小就跟随祖母在乡间生活，后来到巴黎上修道院寄宿学校，每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那时她喜欢上了修女生活，想终生留在修道院，后来被祖母硬拉回去，命她结婚。她经历了结婚和离婚之后重返巴黎，租了极简陋的“亭子间”刻苦写作。就这样开始了创作生涯，即便后来与大作家巴尔扎克等人来往时，也仍然住在小阁楼里。
当代名声盛隆的外国作家中，马尔克斯是极为特异的一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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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拥有极多的读者，且长盛不衰，是靠文字品质建立起信任感的少数拉美作家。他的文字有一种黏人的亲和力。从他的自传中知道，他小时候不是成长在父母身边，而是由外祖父陪伴。外祖父是一位少校，带着马尔克斯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给他讲战争故事。到了十二岁，他才离家上学。
这似乎是一些作家的通例：早早地和群体分开，有形或无形地、被迫或偶然地、宿命般地走进这样的经历。即使有人小时候过得热闹，好像得意、顺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后也会补上“疏离”这一课。一个人不会一辈子都待在和谐的群体中，他和群体之间一定会在某一天发生疏离的现象，这好像是难免的。可能有人成长在很优越的家庭，生活无忧且一切顺意，性格也随和，从小就是活跃分子，是集体当然的一员。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世事突变，他即遭到群体的驱逐和流放。从此他将变为被孤立者、被歧视者。童年错过的“疏离”一课，即将补上。
比如大诗人苏东坡，看他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早年十分顺利。他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书香世家，伯父为官，父亲称得上名儒，母系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苏轼从小便能得到流的教育，享受流的自然环境：拥有诗书万卷，还兴致勃勃跑进山里学道，结识玄人。这样一个孩子是极幸福的。后来“三苏”进京，苏轼和弟弟苏辙同榜中进士，轰动士林。苏轼入仕很早，仕途一开始也非常顺利，可以说从童年到为官之初，完全融入群体之中，而且居于上层。
苏东坡享受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养成了活泼畅快的性格，在群体中如鱼得水，得意而优裕。他口无遮拦，对同僚这样，对皇帝也敢畅言。这就招来了许多麻烦，厄运随之而来。看他的年表，可以清楚地发现，黄州成为一生重大的分界线。黄州之前他是一个得意的人，这之后则是起伏跌宕的开始。“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文字狱，这为他补上了人生缺失的重要一课。他这一次差点被杀。在押期间，送饭的人出错，发生了“熏鱼示死”一事，苏轼误以为这是儿子传来的治死讯号，惊恐中写下了绝命诗。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是父亲供职的一家医院，他们住在半地下室的公房里。他在那里读《圣经》里的《约伯记》，思考无辜的人为何受苦，似乎为一生的写作找到了基调。因为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他经历了一次“刑场惊魂”：绞刑架一切就绪，头颅套上黑布，临刑前一刻才得沙皇赦免。绞架放生，生活补上了如此严厉的一课。从此之后，他与群体的关系彻底改变，开始站到了旁观者的位置上。这种改变对于苏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所有的作家而言，都是极为重大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切换，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看得更加清晰。许多时候作家需要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但更多的时候也还需要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热烈与参与是一度的，退离和冷寂则是长期的。这是作家工作的特质，也是心灵的特质。
外祖母现象
许多作家的童年都是与祖辈生活在一起的，甚至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外祖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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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与外祖母在一起，而是说这种
情形频频发生以至于出乎我们的预料，让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总结。
马尔克斯跟随外祖父，杜甫跟随姑姑，韩愈跟随嫂子，这时候总有一个人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民间有一句俗语：“狗记千，猫记万，小孩记得姥姥家。”可见外祖母对于孩子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外祖母”究竟代表了什么？她与一个人的成长所需要的重要元素
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外祖母是母亲的母亲，而不是父亲的母亲，
大概只有她意味着母系之根。如果说作家一生都在使用复杂和艰难
的文字分解与改写某种“童话”，那么外祖母是会讲故事的人。
这种“童话”的源头，可能就是外祖母。
普希金的父亲是一个宫廷侍官，诗人是由外祖母抚养的，后又
随老人去皇村，在那儿读中学。现在的皇村是许多作家去俄罗斯时
必要瞻仰之地。我没有去过皇村，但去过普希金去世前的那间屋子。
屋子里有一张漂亮的红沙发，决斗受伤的诗人就躺在这张沙发上，
无法止血，任由鲜血一点一点流出，经历了极痛苦的两天两夜。那
里至今还存放着诗人一绺深棕色的头发、一件染了血迹的白衬衣。
我从年轻时就读普希金的作品，尽管是翻译的，仍能从中感受
他的精神与魂魄。我认为正是孤独的童年让他变得敏感多思、纯洁
和倔强。他与群体和社会是另一种稍稍不同的关系，他的目光，他
的多情与烂漫，甚至是决斗时表现出的那份勇气，都令人想起在外
祖母身边的日子。
高尔基也是这样。他的父亲早逝，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外祖父
家。这个有些混乱嘈杂的大家庭还寄居着另一些亲戚，他们好像一天到晚都在争吵。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幼小的高尔基常常吓得躲到外祖母身边。他听她讲了那么多故事。高尔基在《童年》这本自传中写到了这段极特殊、极宝贵的岁月，深情地回忆自己的外祖母。他以费解和嘲讽的口吻讲起外祖父的吝啬：一起早茶时，外祖父竟然要外祖母交出一半的茶叶，而且要一颗一颗数得清楚。通过这样的细节，可以知道两个老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外祖父的怪异，更有外祖母的不幸。·
鲁迅的外婆家在绍兴乡下，他有机会随母亲去外祖母身边小住，就在那里见识了乡村生活，结识了闰土。鲁迅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父亲屡试不中，一直在家闲居，后又重病。家道中落令鲁迅自小饱尝辛酸，而外祖母和乡村生活给了他不可或缺的温情，让他对植物和土地有了真切的感受。他的作品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写到乡村，都能让人感受那种格调和气息，即便是那批杂文，其中都有源于乡村和土地的颜色。假如缺乏这原色、缺乏这根性，鲁迅就只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和学者。他明亮的底色，温暖与生长的性质，有一些当来自外祖母身边的生活，这对他是重要的。他把童年记忆浓缩进一个虚构的地名——鲁镇。以它为背景的有《故乡》《社戏》《祝福》《孔乙己》等重要作品。鲁迅的母亲姓鲁，他不仅给故事发生地取名“鲁镇”，而且用“鲁迅”做了笔名。
一位作家从小跟在外祖母身边，此后一生都会带有这段生活的印记，他的文字、讲述的口吻和态度，都会受到影响。外祖母在外孙面前无一例外都是故事高手。这可能与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渊源有关。无论她们知识教养怎样，是否有阅读的习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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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都能讲出别致的故事，并有深刻的感染力。这些故事内容不同、讲述方式不同，但总能对外孙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引领力，从小培养起诉说和倾听的习惯。这种“外祖母”的职能，有时也会由别的亲人来替代行使，像孔子与孟子的母亲、马尔克斯的外祖父、乔治·桑的祖母、杜甫的姑母、韩愈的嫂子、欧阳修的母亲，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外祖母的功能。这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大概是相似的。
难以愈合的伤口
弗洛伊德认为早期的童年经验会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童年的创伤经历尤其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有过悲惨的童年，长大以后无论怎样成功和美满，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空洞，那里充斥着怀疑和不满足，安全感匮乏而且很难填补。所以无论治疗生理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的童年经历。的确如此，那些扎根在童年时期的疾病是难治愈的。
有时候一个人心理和身体的某一种缺憾、创伤，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去改善和疗救。许多作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自己童年时期的缺憾影响了后来的文字，也许一辈子都要用写作、用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修复和填补，尽管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对有些人来说，正因为完成不了这种修复的工作，写作才会持续下去，或者说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些安慰。
海明威从小被母亲打扮成一个女孩，穿花裙子扎辫子，以满足她想有个女孩的心愿。这让他非常迷惑和不快，以至于有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影响了一生。如果是农村长大或者工厂、胡同里的孩子，小时候被打扮成女孩并不是一件大事，但对海明威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能就有些不同了。相对优越和体面的生活，使他在心理与情感上比较脆弱和敏感。海明威在回忆录和给父母的信件中，都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他在作品中极力表现男人气概、硬汉性格，并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却形成了创伤的印记。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因为姐姐夭折，小时候也被打扮成女孩，并受到溺爱。他的母亲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父母关系不和，后离异。里尔克被父亲送到管理严苛的军事学校，一直待了五年。这五年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孤单苍凉，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他性格极为敏感，且有依赖性，同时又有忍耐和不屈，与生活结下了敌意。里尔克一生的诗篇，几乎都在表达人类无法摆脱的孤独。我们从里尔克与大他十五岁的莎乐美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那种依赖：生活、性、思想与文学，仿佛都靠她引领。这与里尔克童年形成的柔弱气质有关。在著名短诗《秋日》和《严重的时刻》里，我们看到这种漂泊无依的状态和命运的不确定性，给他带来了严重困扰。
现代诗人戴望舒小时候生过天花，这使他自卑并造成了敏感和暴躁的性情，以至于影响了一生。他所追求的唯美和爱，正是自己没有或难以获得的东西。
安徒生一生未婚，也与童年阴影不无关系。他的祖母曾在当地
017 | 讲 童年
一家教会收容所工作，小安徒生曾在那里见过一个裸体疯女冲他大叫，至此有了心理阴影。他与女人接近时会吓得跑掉，还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感。他把一切都交与了童话，甚至想把生活变成童话，而不愿进入成人世界。
童年造成的心理或者精神的疾病会携带终身。它们可能来自家庭或社会的多个方面。来自家庭的会更细小，但更本质也更深刻，使其变得内向和认真。比如卡夫卡和父亲，海明威和母亲，这些紧张关系都来自家庭。如果来自社会，那种创伤的感觉会外向而强烈。一个与亲人一起忍受屈辱的人，一生都无法抚平这种深重的创痛，反抗将很惨烈，甚至是不顾一切的。在某些时候，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培养出一种始料不及的“恶”。被恶所伤者，却不一定与恶绝缘，相反，在一部分人那里，自小忍受的不公、践踏和侮辱，也会转化成一种恶意报复。这是恶对人伤害的同时，所给予的极不幸的教诲。
压抑和屈辱引起的后果既长远又严重，但它们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创伤关乎自尊、精神，那么这个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而且刚健顽韧；如果是物质方面的，比如说贫困、食物匮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乞讨地步，毫无尊严可言，也许会让他变得卑微，并且很容易在物质的诱惑下显出自己的软弱。小时候物质的煎熬很难让其忘记，后来即便变得富有也不会轻视钱财，往往过分倚重甚至贪求。反之童年时期没有物质艰困的人，财富欲望会较为稀淡，有时身无分文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当然这些性格和特征的形成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
文学的八个关键词| 018
法国作家雨果的生活是充裕的，却要整日叮嘱情人尤丽叶节俭生活，要她记下日常开支的每一个生丁，并经常对家人唠叨，说我们马上就要过苦日子了。写雨果传记的人将这些当成了趣事，读来很有意思。他时刻感到贫困的威胁，实际上财源丰沛，还持有法兰西银行的股票。而同时期的作家巴尔扎克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生都没有多少钱财，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却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好像是一个富豪。
分别寄出的信件
作家的一生如同在写一封长信，有的投向具体的目标和地址，但大多漫无边际。他向社会或某个群体讲述一些事情，用各种口吻，说各种故事。
人们常常讲“严父慈母”，双亲对于后代的成长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母亲是慈爱的，所以通常孩子依恋母亲而害怕父亲。父亲充分体现了“规矩”、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而母亲则有更多的自然属性。“慈母”和“严父”这两种角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功利与心灵自由的划分和概括。
卡夫卡三十六岁写下致父亲的长信，其中剖白自幼对父亲的感受，写得那么长、那么细微、那么真切动人，却终没有勇气寄出。三十六岁，意味着已经完全成熟了。可是他还念念不忘童年时期父亲的“伤害”，还在痛苦地倾诉。他对父亲写道：“你其实是个善良仁慈的人……但并非每个孩子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都
019 | 讲 童年
能一直寻觅，直至得到你的慈爱。你只可能按你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他在信中细数了父亲施与的体罚，还有得到一点关爱时的激动心情。在一般人看来卡夫卡太过认真了，近乎钻牛角尖。
在父子关系上，即使是人到中年的卡夫卡也仍然无法超越，无法释然。他的这封信是对“严父”的反抗。但仔细想想，似乎还不止于简单的对“父亲”的反抗，其潜在意义也许更大，他反抗的是
“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即社会功利和社会规范。那种极其巨大的、与自由天真的童年难以相容甚至是有些陌生的东西，实在对孩子的成长、对人的天性构成了压迫。卡夫卡太敏感了，压抑的感受也就特别深刻。他自己写信的时候也许没有意识到，这里的“父亲”不仅仅代表一种血缘关系，而是其他的一切。其实从卡夫卡这封著名的信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作品中的无尽隐秘。他的反抗性和追究性、一种难言的对于社会陌生力量的恐惧，都在其中了。他的了不起，在于将这种强大的不妥协精神，这种一定要说明白、要倾诉和追究辩解的执着，一直进行下去，并且一生强劲。这种力量是不竭的，终形成了强大的内在推动力。这种独特的纠缠和偏执，通向的是诗与思的深度和高度。
如果将作家的全部文字看成是一篇篇通信或对话，大概在潜意识和意识中，写给父母的多。海明威一生都没有原谅母亲，甚至认为她对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一生写下的信件，很多都谈到了对母亲的感受，有时到了刻薄的程度。他指责母亲的生活奢侈导致了父子二人的不幸。而海明威敬佩父亲，对他自杀的结局沉痛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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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惧，更有费解。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不断用作品来证明自
己的勇气，后竟然也像父亲那样举枪自尽。在后的一刻，他肯
定想到了父亲。这是残酷坚毅、无比执拗的一种父子对话方式，是
一封长信画下的后一个句号。
哈代的母亲是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仆，对作家的童年影响至深。
哈代生于英国西部乡村一个石匠家庭，一生中除了在伦敦短暂居住
五年，其余时间都在乡村小镇度过。我们从哈代的书中读到的那些
感人至深的吃苦耐劳的女性，肯定有母亲的影子。哈代通常被认为
是写大地的圣手，可是与大地有着同样意义的女性，也是他作品中
出色的形象。熟悉哈代作品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历数那些女性的
名字。
被认为是“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因为患有家族遗传疾
病，自年轻就双目弱视，后来就失明了。他需要母亲的照顾，母亲
既是他的引路人，又是身边可靠的朗读者。母亲领着他的手往前
走，一直走到那些花团锦簇的文字中。博尔赫斯后来做了国家图书
馆馆长，那时候已经完全失明。他感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坐拥书城，
却失去了阅读的能力。“书籍和黑夜”是上帝同时赠予的两件人生“大礼”，实在太过捉弄了，但也只得收下。博尔赫斯长于记忆，不
停地回想读过的书，还有母亲一直响彻在耳边的声音。这是多大的
安慰。反复沉浸在那些文字和场景中，渐渐化为一张文学和生活的
地图，可以精细地抚摸每一条经纬、每一道边界。
作家萧红的父亲无情、冷酷而贪婪，她常到祖父那里寻找安慰。
这些童年经历与后来的离家出走、遭遇的情爱与不幸，也有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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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关系。她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或可看成致父母、故乡和童年的书札。
暴力和冷漠可以造成伤害，爱也可以。作家劳伦斯似乎是用《儿子与情人》《虹》等小说，表达了母亲过度的爱所造成的伤害。劳伦斯的父亲是粗鲁的矿工，母亲则受过良好教育，父母关系冷淡。母亲强势而刻板，大儿子患病死后，即把爱集中到的儿子身上。劳伦斯用小说治愈自己的童年，触及了诸多人类心理深层的隐秘与禁忌。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深情回忆：不到四岁就死了父亲，母亲作为一个没文化的寡妇在家族里苦苦挣扎，身兼慈母严父两职。“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作家一生都在写两封长信，分别投递给父亲和母亲。寄给母亲的温柔而内敛，寄给父亲的则是另一种声气——男子汉的粗音，是成人的声带才能发出的。这声音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逞强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时很难分得清是针对父亲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
反抗和不屈的种子
契诃夫出生于一个贫贱家族，直到祖父一代才赎出了农奴身份。父亲经营杂货铺，对少年契诃夫严厉管束，让他从小站在柜台前不得离开。契诃夫回忆说：“我没有童年。”我们知道无论幸福或不幸福，人总是会有童年的，可契诃夫竟然直接否认了它的存在，听起来真是异常悲凉。
《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移民家庭，十二岁时父亲病逝，他和母亲迁居乡村，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麦尔维尔十四五岁就投身社会谋生，干过文书、店员、农场工人，后登上了那条有名的捕鲸船当了水手。
这样的作家可以列举很多，他们都有一个艰辛和不幸的童年，伤害与屈辱的记忆跟随终生。这可以构成人们所说的写作“素材”，比起其他人，他们有更多的故事要讲。但主要的大概还不是这些，而是更内在的情感张力，是这种生存记忆给予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主要用于反抗。每个人反抗的方式不同，但一定是使用了韧长而复杂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有时未免有些晦涩的方法。这并不是直接的宣言和抨击，也未施与具体对象，而是比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许多。就作家而言，讲故事往往是好也常用的方法，他们通过它展现出一个无所不包的过程，里面有人有事，有不幸和欢欣，有人人熟悉的社会与自然元素。也就是这些，包含了作家深长开阔的意蕴，里面有柔和的诉说、有告慰、有难忘的爱、有感激和报答，更有仇视。是的，与仇恨不同，是“仇视”：大睁或微眯的盯视，是这样一种目光的力量。
这样的反抗，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接受者不同，效果当然也不同，这需要感同身受，需要阅读中的还原力、想象力，需要个人经验的调度。不过无论如何，它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的。不仅是直接表达的恨意，还包括厌恶和痛，包括爱的诉说和对大自然的柔情。这一切都是委婉曲折的、综合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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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太繁复了，一丝不漏地回忆童年和少年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成了一个极漫长的、分期分批和切割成不同阶段的大工作。这种大工作花费的时间大致需要一生。童年的培育、童年的营养、童年的收获，一个人会用长长的青年、中年与老年，来慢慢处理和消化。童年参与到人生的后一截，取之不竭。童年是用来回应的，童年自身也接受回应。作家写作时罗列大量细节，构造情节和人物，用讲故事的方式不断做出各种回应。这种回应严格讲就是一种反抗，而且非常剧烈。它不像剑拔弩张的街头械斗一样清晰可见，而是潜在的和深远的。阅读反抗，不像阅读情爱那样直接明了，而常常是隐晦曲折的。整个的一部反抗之书，有时也会读成一部挚爱之书，原来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伟大的不可思议的美，就在这里。它的故事和人物，甚至还有抒情的笔触，从头到尾用两个字即可概括，就是不屈或反抗。
我认识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很早就在业内赢得了名声。他生在贫穷的乡间，是被父亲从小揍大的，有时父亲往死里打他，这在当地是常见的。特殊的生存、苦难和爱，有时竟要化成这种方式积存起来。这位作家有了不小的成就之后，到了麦收季节要回老家收麦子。那不是收割，而是直接用手拔，那种辛苦不是现在的人能够想象的：只一会儿就要两手起水疱。拔麦子是庄稼人的一关，这个季节没有多少收获的喜悦，因为实在太苦了。这位作家拔麦子时，因为麦根的土拍打得不干净，被发火的老父亲满地追打。父亲举着一个板凳，从这边追到那边，追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歇一会儿。
我听了这个作家麦地里被父亲追打的故事，笑不出来。我知道这里边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我也说不清。不过我知道：他的写作是不可限量的，这里可以套用鲁迅的那句“战斗正未有穷期”，他的“创作正未有穷期”。这个生活场景蕴藏了一种特别的伦理关系，有说不清的底层力道，正作用于一个在精神世界遨游的人。他能够在这样的年纪和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被追打，而且是在乡亲们面前，就有非同一般的意味了。
我估计得不错，二十几年过去，这个人非但没有让人失望，还一再地引起惊讶。因为他的忍受在继续，一个长长的被虚荣腐蚀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更深厚的东西藏在心底，这些东西要在心里鼓胀，让他继续难过。他反抗和不屈的根扎得太深，这样的压力张力之下他不会漂浮。
凡漂浮和廉价的写作，往往都是由作者轻飘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对他来说已没有足够的重量，心中再无反抗，更没有不屈，没有那样的根，于是不必指望发芽生长。一个人的情感总是轻松自如的，那就只适合写娱乐片和连续剧。一位好的作家无论有了多么大的专业成就、多大的名声，都不会忘乎所以。童年植下的那颗不屈的反抗的种子一直在鼓胀，试图萌发，让他不能安静。他会同情所有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处于不安的人，永远站在他们一边。让他写一点无关痛痒的文字，会很痛苦。他要揭示真相，要显示力量，要将他的尊严受损的那一部分，用一生的故事加以修补。
杰克·伦敦终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刚八个月，母亲就带着他嫁给一个贫困的老鳏夫，随这个人的姓。他小学未毕业就开始打工谋生，做童工，甚至做过偷海蛎子的贼，还当过海盗船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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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他的长篇小说《海盗》就专门描写海上冒险。他一生当过的角色真是复杂，什么工人、流浪汉、大学生、北极圈的淘金者，还蹲过监狱。这是一个被生活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所以能够给我们讲出很多屈辱和挣扎的故事。
英国作家狄更斯因为父亲欠债进监，十岁开始做工养家，因交不起房租全家都住进了监狱。他在鞋油工场因技能熟练，竟被老板放进橱窗里展示，让路人像看动物一样盯视。《雾都孤儿》里那个贫苦无助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童年写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军医的家庭，父亲购有田庄，个性极其暴躁冷酷，因为虐待田庄的农民而遭殴致死。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就进入军事工程学校，他一生都要摆脱父亲的阴影。血缘给他生命里留下的恐惧，会在人所不知的时刻发酵。这其实是一场极特殊、极痛苦的酿造。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这是怎样的文字，下面埋藏了一颗怎样特异的心，远不是常人所能接近的。今天的网络时代据说人心麻木，那就读它吧，受一次震撼。
陀氏这一类作品，与现代、后现代那些的作品、令现代读者沉迷不已的文字，区别太大了。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征服了多少人，让多少人佩服，让多少人模仿和向往。但是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会因为其中不可解脱的罪感、深深的忏悔、无法言喻的震撼而沉默。这大概是更高一级的文学，直接就是生命和心灵，由它所引起的折服甚至自卑感，必将长久存在。这是网络时代里稀缺的元素，它会沉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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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伟大”这件袍子套在一些绝妙的现代主义作家身上，他们一定会感到不适。这个形容词形成于古典时期，是为那个时代特制的，直到今天似乎也无法置换。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歌德和雨果这一类作家，他们不惮于“伟大”，宽大的袍子也合他们的体量。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出了复杂的父子关系，还有兄弟之间围绕原罪、信仰的无尽辩论追究，惊心动魄，令人战栗。这种深入和诚实以及恐惧，是现代主义文学所缺乏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一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陷于难以解脱的折磨之中，混合着其他苦难感受，比如那场险些让他死于绞刑的案件。这阴暗与悲凄的命运融入了他的文学。
恨与爱是两种不同的力量，虽然也互有关联。我们会发现，当二者合而为一的时候，它才是有力量的。当恨单独地分离出来，会变得阴郁；当爱独自分离出来，会变得空泛、廉价和表面。爱和恨结合一体才是强大、无法抵御的，也是百发百中的。
儿童在网络中
儿童成长于网络时代，拥有一个电子媒介簇拥的童年，是人生的全新相遇，也许并不能简单地说好或不好。
这个时期的孩子可能知道得很多，但又常常显得所知甚少，思想芜杂而简单。他们借由互联网获得了很多古怪的知识，什么消息、意见、现象、传闻、技法，应有尽有。他们过早获得的新异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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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信息、一些技巧，令上一代瞠目结舌。不过静下心来也会为他们担心：更多关乎生活本身的、具体的事物知道得不多。知识多而经验少，而且多是看来听来的一类“知识”。他们拥有的假设很多，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强，许多知识都很廉价，缺少经验的印证。
这样的一代人容易变得脆弱，是与化纤数字时代相谐配的。他们与那些从小在山里跑大、在乡间或城市胡同里窜大、在地里浑身滚爬的孩子完全不同。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出以儿童为本位，强调直观教育，目的是成为自然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我们如果打乱了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现在的社会教育缺少的，正是《爱弥儿》那样的基本要求。我们常常痛心地看到，一个孩子尚未丰满就已经“腐烂”，他们有的脆弱到不可思议，为极短暂的一点阻遏竟能放弃生活，为一时的艰困就能搭上生命。这种悲剧是显在的，更大的悲剧则在浑然不察中上演，那是心灵的腐烂。
丰子恺的儿童画中，充盈着对儿童设身处地的理解。他没有站在成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看待儿童，满眼都是喜悦和多趣，是爱与欣。他容忍儿童胡闹，像他们一样天真。他说：“儿童富有感情，却缺乏理智；儿童富有欲望，但是不能抑制。因此儿童的世界非常的广大自由。”
网络世界喧哗、热闹，交集着各种匪夷所思的消息，好像应有尽有，然而整体上却很难引起崇高的冲动。现在的孩子被视听包围，有时是一种淹没的状态。他们从来没有本应该具有的生命的安静，这是极不幸的。这种环境当然很难引起激越之情，因为过于琐碎和闪烁而至的东西、变幻不停的事物太多。过去的孩子在河流面前、在一片庄稼面前、在高山之下、在父母带他进行生计操劳的时候，通过劳动、通过仰望、通过汗水和辛苦，体验感激和喜悦，这样的过程能够唤起向上的生命情感。这种环境的赠予其实是不可取代的。而现在的芜杂是由的局促引起的，比如我们经常发现孩子困囿在一个小小的手机中，它的冷漠和狭小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网络环境令孩子们更多地暴露在各种污染之中。这里不是指辐射和蓝光对视力的伤害，而是指网络上流传的漫无边际的文字和图像。这是拥挤的灾难，大致营造了一种无聊的荒唐的氛围。一个人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接受这样的教育进入社会，对自己和他人，对于由他们一样的群体组成的社会，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比如传统强调的质朴做人，警惕成为势利眼和机会主义，这一类教育需要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完成。
少年头脑繁杂不是好事情，这让他们早早地站在十字路口，失去了出发的原点。大概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儿童像今天这样早熟、这样幼稚和难以长大。这是充满矛盾的生命体。他们被过早地开发了，又被过早地封闭了。哪些方面被开发，又有哪些方面被隔离和被封闭，正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网络时代一些接近于中年的人，在许多方面都简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甚至像儿童，或不如过去的儿童更有经验与知识。
过早地灌输似是而非的虚拟事物，实感也就丧失了。我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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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机会引领他们更多地投向体力劳动，或到大自然中去享受直接单纯的生活。来自大自然的原理和知识一条是一条，它们很少重复之处，深入生动，丰富之极。大自然中的知识更真实也更具体，更贴近生存的实用性，使人从一开始就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现在的儿童对植物和动物很无知。一个孩子走到田间，认不出几只虫子和几株植物。而过去田头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东西。在北方，地瓜和玉米是常见的农作物，而今城镇的孩子见了这两种植物都惊讶，见了大丽花都尖叫，以为遇到了什么神奇的花。表面上看不过是少见了一株花或一种作物，更深远来看，一个时代的童年变成了这样，这个世界将何等苍白、简单和贫瘠。我们的未来需要交给他们，他们自己也要迎接未来，做好准备了吗？
数字时代的诸多难题摆在面前，而且并不能用阅读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来解决。一般来说，当下儿童的情感比较淡薄，而情感的力量一旦失去，学习和记忆也就成了难题。说了这么多，那么谁来罗列一下数字时代的优越性，说一下它对童年的无比恩惠？今天的这个时代，对于儿童成长的良性元素当然也是一个新命题，不过要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极难。我们要给一个时代命名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海明威他们那一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那也是一个大转折的时期。格·斯泰因给海明威那一代命名为“迷茫的一代”，那么今天的孩子该怎样命名？“无根的一代”？“漂浮的一代”？“恍惚的一代”？似乎都不恰当。
我们没有为之命名的权利，那就让时间给他们命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