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论题缘由
众所周知，鸦片问题是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外来鸦片输入大幅度增加，本土鸦片生产 也泛滥成灾。大量鸦片源源不断地供给官民，导致吸食鸦片之风 弥漫开来。鸦片之害不但表现为毁身耗财，更严重的是败坏社会 风气，祸害匪浅。清末新政兴起后，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更引起中 外人士的空前关注。在朝野促动下，清廷痛下禁政决断，国内禁 烟运动随之兴起。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同处一个时期，禁政所涉 及的诸多问题与新政举措关系甚大，彼此牵制，互有影响。禁政 对新政改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与鸦片在晚清社会产生的各种 问题密切相关。
“鸦片问题”指涉的范围较为宽泛，表现形式颇不相同，“社会问题”是一个主要的方面，这是指鸦片危害社会和个人，既毁身耗财又蠹国病民，为祸愈烈；“颓废的精神文化”是鸦片危害在精神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娱乐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处处以鸦片吸食为媒介，官民的精神生活趋向堕落，不思进取，加之盗匪、娼妓、自杀伴随其中，整个社会陷入伦理失衡、精神堕落的境地；“鸦片经 济”是近代农业和商业的一种特殊形式，烟农与烟商不顾道义和名誉，一味讲求种植利益和追逐商业暴利，因而产生形形色色的鸦片“产业”，诸如种植、加工、贸易、运输、押运、经纪等等，这一产业链不断发展，造就了鸦片问题的经济基础；“鸦片交涉”也不 应忽视，英国以鸦片税收为财政和军费大宗，不可能轻易襄助中国 禁烟，清廷使臣、总理衙门以至于20世纪初的外务部多为此交涉所累；“鸦片财政问题”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是鸦片对清廷财政所 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央与地方财政对鸦片税收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在税收与禁烟之间，多数人更加重视前者。19世纪70年代末期左宗 棠的鸦片加税主张确为禁烟之需要，但在讨论过程中，加税就是筹 款，侧重点已发生了转换，“以后鸦片害国之深，昔日财政之依赖 烟税，实开其恶端”。1877年驻英使臣郭嵩焘连上两疏请求清廷 主持禁烟。朝臣公开的说法且不具论，私下表态尤见其真意，刘 坤一的观点大体反映了各方对鸦片税厘的严重依赖，12月初他在私人信函中说：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 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朝臣与疆吏之间的默契不难达成，郭嵩焘的建议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此后鸦片税厘并征谈判时期，类似侧重征税的言论即不再 遮掩，为了追逐鸦片税收而放言无忌，不再顾及国体。因此，鸦片 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财政问题。
各种鸦片问题的衍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交互影响。1909 年2月万国禁烟会召开之初，有评论称这次大会是“万国救生大 会”“万国实业大会”“万国济贫大会”和“万国体育大会”，盛赞 禁烟可以达到“死者得不死”、地利尽可开辟、中国之贫得救、国 民体质强健等目的。外人对于中国鸦片问题的评论也着眼于多个角度，1909年2月初，参加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大会主席——美国勃伦特（C.H.Brent）主教在其演说后即申言，万国禁烟大会对鸦片问题关 涉道德、财政、商务、交涉等，“每一层务要实心实力研究”。
本书不准备对“鸦片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而是着眼于 税收和财政层面，侧重探讨清廷鸦片税收变动与各项新政改革之间 的关系，尤其是鸦片税收整顿、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新政事业的矛盾。鸦片税是晚清为数不多的大宗税项之一，它包括外来鸦片和土产鸦片两部分税收，两种鸦片税所起的财政作用、用途及引致的朝野矛盾各有差异，后期禁政导致的财政抵补任务也轻重有别， 抵补过程中的矛盾运作颇不相同。外来鸦片的征税问题，许多著述 已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本文仅关注它对清廷财政的补救作用；土产 鸦片的税收整顿起步较晚，方案迭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为复杂，明争暗斗的情形较为突出，着力探讨这一个侧面，可以更深入 细致地发现晚清财政经济、练兵军费筹措等领域出现的各种矛盾， 进而牵引出清末朝臣与疆臣的权力纷争和政治疏离倾向。因此，这 一课题可以深化鸦片禁政和清末新政史的研究。
清末新政的含义较为宽泛，编练新军、创办学堂、创设警政、宪政改革、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改革等，内容庞杂，范围甚广。其中，练兵自强一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财政为庶政之母，鸦片财税 作为晚清财政的大宗收入，始终与练兵求强的资金运用密切相关， 其他如偿付外债和赔款、举借外债抵押、对外交涉、海关经费、学 务、警政、海军、地方自治、咨议局创建甚至社会赈济等等，无一 不与鸦片税厘瓜葛相连。本书主要是关注鸦片税厘与练兵、警政和 兴学的关系问题，其他新政事项暂不深论。
鸦片问题与新政改革息息相关，清末诸多报刊及朝野人士已有 同感，1906年9月清廷颁布禁烟上谕，有意将求强求富的新政与鸦 片禁政联系起来：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 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 朝廷锐意图和，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
两个星期后，《申报》刊发专论，称禁烟是清廷宣布立宪后的 个改革行动，并预先描绘出鸦片禁政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
漏卮既塞，国用自充，以之兴学则人才生，以之练兵则军势振，以之振兴实业则工艺可改良，以之整顿地方则自治有进步。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太阳炝耀，升自扶桑，其禁烟后，新中国之景象哉于斯时也。
1908年3月，清廷重申禁烟上谕，也可概见其以祛毒促新政的用心：
鸦片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即各直省吞烟自尽之案，岁计不知凡几，盗贼讼狱因此滋繁，伤天地好生之心，殊堪悲悯，且令神州古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
禁政期间，某些州县劝禁罂粟的告示也紧随潮流，将流行经年 的天演论与挽救危亡的新政改革相关联：
照得鸦片毒我中国，祸久且烈，数十年来财源枯竭、民情偷惰多由于此，稍有见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朝廷以振兴贫弱、挽救危亡之策，非从扫除烟毒入手不可……再不愤志戒除，我国民将在天演淘汰之列矣。
与上述言论相比，外人的反应稍有不同，域外言论多次提醒清 廷应注意鸦片禁政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看来，极力推崇禁政对新 政促进作用的言论，禁政可能会导致财政困绌甚至会阻碍新政事 业后果的估计显然不足。美国禁烟名士勃伦特（C.H.Brent）主教说，对待鸦片问题存在着“感情阶段”和“科学阶段”两个环节。 据此可见，清廷和大部分报刊对禁政作用期望甚高，仅仅处于新政 改革激励下的“感情阶段”，朝野人士对鸦片禁政可能会引起中央与地方矛盾以及新政资金筹措等问题，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新政改革成效不大且屡遭诟病与此大有关系。民国时期人们对清末禁政 的负面影响评论较多，例如民国年间成书的《涪陵县续修涪州志》 认为禁政推行之后，中国痛失鸦片税厘，度支日绌，加速了清末政权的垮塌。云南《宣威县志》也认为，“以云南之贫，因鸦片而 稍资接济”，“鸦片之在滇省，功多于罪”，当地人士持此看法者 不在少数。
另外，清末各地海关税务司和许多疆臣的公文奏报，对于因种 植鸦片而致富、民众激烈的反抗铲烟以及因禁烟而税收大绌、贸易萎缩的各种现象多有涉及。清末新政的失败与鸦片禁政中诸多矛盾的措置失当关系匪浅。
明晰两者之间存在的契合与抵牾是论证的关键所在，也预示着 该课题所具有的挑战性和学术价值。将清末禁政这一幕大戏放在新 政改革这一舞台上演出，并将新政改革置于清末禁政的背景下对照 观看，历史的底本与后人的观念附加会尽量呈现得泾渭分明，也会 使历史事实的重建多一路径，增一视角。
二、前贤研究的追踪与检讨
晚清至民国的历史进程与鸦片问题密切相关，重大事件与其均 有着直接或间接和介绍相对较多。在以往关于鸦片问题的研究中，关注社会问题的论著占绝大部分，形成研究的主导，而从本文确定的角度进行研究 则相对较弱。
（一）晚清至民国时期
清末有关研究论著系“当时人论当时事”，紧扣时势，揭示 实情，表达切身感受，后人研究必须重视，文献价值较高，但因受 制于舆论走势，议论品评或有不周。成书较早被今人广泛关注的是 李圭撰述的《鸦片事略》（上、下卷），汤象龙1931年特意撰文 介绍该书，称其为“先人早已研究精详而未流行于世的著作”。
由于成书时间的限制，该书下卷多关注清廷对进口鸦片税厘的整 顿问题，对国产鸦片的税厘整顿未加详查，并且对洋土药税厘整顿 过程中的地方与中央矛盾鲜有涉及。清末禁政期间，一本鸦片问题 的普及性论著出版，这就是被坊间意欲盗版盈利的《鸦片流毒中国 史》。该书对鸦片输入的源流、中英交涉过程、战争始末、禁烟史实等辑录精详，将嘉道年间至1907年各省海关、厘税局卡所报鸦片入口数量、价值列一长表，以彰显财富漏卮的严重性，并对鸦片之害作出医学上的解释。由于关注角度和成书时间的限制，该书对禁政之后的税厘缩减及抵补未作展论。大约同一时期，国内部分报的关系，朝野感受深切，对刊翻译出版了英国麦克拉伦所著《鸦片贸易历史》一书。该书仍是一普及性读物，侧重于揭露印度政府对鸦片税的财政依赖，内容 有孟加拉鸦片进款、政府垄断制造之利等。此书披露的孟加拉行政长官与印度财政专员的对话十足地表明英属印度对鸦片税收的重 视，亦可预见中国后来推行禁政时可能遇到的外交阻力之大。
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国内舆论对该会极为关注，有关媒介专 门报道会议消息，《神州日报》特意刊发《阿片历史谈》（阿片指 鸦片）一文，论述鸦片祸国之毒害，其中谈及太平天国运动骤然兴 起与鸦片之害有至为密切的关系。清末关于鸦片禁政的论著多从 社会问题和银漏角度着眼，且受舆情影响较大，对税收抵补、财政 和新政之影响则较少措意，但有关论著提示背景，自应加以注意。民国时期，鸦片问题的研究论著主要有财政贸易和税制史类论著、鸦片毒害和禁烟法令实施过程的通史性论著以及从国际关系和 外交等角度的研究著作三类，以前二者的研究较为深入。就鸦片税 收与新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说，上述三类课题各有侧重，虽非专论，仍较清末有大的进展，且更加理性。清廷覆亡不久人们对清代鸦片税厘与财政关系有所认识，较为典型的是吴廷燮作《清财政考略》，该书对1885年以后清廷财政扩张与鸦片税厘整顿的关系加以关注，特别是对清廷将鸦片税厘加征作为鸦片问题的历次筹款要策论述较多。1915年陈庭锐撰《鸦片问题之结束》，充分注意到鸦片税厘对清代晚期财政的重要作用，对晚清鸦片税的 年收入估计为白银3000万至4000万两，惟估计方法与资料依据未作说 明，对于鸦片税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用途和征税问题仅作简要介绍。刘秉麟撰《中国财政小史》对光绪年间的赋税问题讨论较多，关于鸦片税问题，该书认为这是光绪中叶之后弊病较多的税种，“杂税亦 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对各省征税的不同方法略为介绍，对户部公布的鸦片税征收数字不抱信任，指出“据实地调查者言之，鸦片之税逃脱不少”。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部分学者在研究清代财政和贸易、税 制等问题时兼及鸦片税收问题，对其用途、财政地位等多有精当的 分析。罗玉东所著《中国厘金史》研究的范围是百货厘金，其中将 早期各省鸦片厘金造报问题作了考证，对1906年之前的厘金收入的 数量作了初步统计。鸦片税收增长主要是在1905年以后，因论题所 限，该书并未就此深论。汤象龙的部分论文对19世纪后期洋药税 厘的财政作用有所涉及，认为庚子赔款、郑州河工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等外债筹还和抵押，与洋药税收入有极大关系。30年代初，罗玉东发表《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一文，影响后来学术至大，该文注意到土药加征对清廷筹措庚子赔款的作用，对清 政府的鸦片税厘整顿也有所说明。40年代后期，彭雨新发表《清 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一文，阐述了19世纪后期湖北省与四川 省在鸦片税征收问题上的矛盾情形，并对土药统税的拨款制度有 所注意。另外，30年代研究对外贸易史学者郑友揆在论述对外贸易 统计方法的变迁时，概括地谈到洋药海关税在1895年之前的财政价 值。赋税史研究也是涉及鸦片税问题的重要领域，30年代较有代 表性的是吴兆莘著《中国税制史》，该书下卷介绍了土药税在19世 纪中后期各省征收的税率互不相同、各自为政的情形，并列表作了 比较，说明各省土药税的税率和征收数目。赵丰田在其晚清经济 思想史著述中涉及到鸦片问题，诸如印花税收入数目的估计，重税 鸦片作为筹款之策，鸦片税办理海军的建议，等等。
20年代以后，从整体上研究和介绍晚清鸦片问题的著作开始出现，尽管侧重点有所区别，但基本上是受当时鸦片再度泛滥现实的刺激而作，并且选题类型具有共同的取向，即将鸦片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来处理，侧重于禁毒一个方面，这一选题路径影响深远，甚至今人著述大都被其“问题意识”所牵制。当时典型的是于恩德撰述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就本书所关注的方面来说，该书既对洋药税收问题有所讨论，又对土药税厘的整顿有所涉及，并兼及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对1906年禁政时期鸦片税厘的抵补问题也未遗漏。正如其标题所示，该书“仅限于中央之禁烟法令，至于地方法令，除引示例证外，暂不列入”，作者声明，内容重在“重述史实，跡其变迁，就法令发生之原因及其推行结果，加以纯粹客观之记载”，而对鸦片税的财政影响、朝野对立以及税收抵补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作者并未 深论；论著的通史性质使之对有关问题点到为止。
外交史和国别史的研究也涉及鸦片问题。较有影响的是刘彦 所著《中国近时外交史》，其注意者有三事，一为袁世凯主张借 鉴日本人在台湾的专卖方法渐禁鸦片，推行扩张财政政策；二是汪 大燮建议禁烟的原因分析；三是广东推行牌照捐所引致的中英外交冲突，按说这是一次三方交涉，即广东的袁树勋（背后为许珏），北京外务部和英国驻华公使，三方之间纷争激烈，但该书的分析不仅简略，且将矛盾关涉之三方化约为两方，有违事实。清末美国与英国在对待鸦片贸易问题上立场不同，新政时期美国成为反鸦片运 动的急先锋，民国时期美国学者专论美英之间的差别，《鸦片与英 国》是此一时期的重要论著，该文披露英国及其属国在民国时期继 续依赖鸦片税收，并对其殖民地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鸦片税比例作了 统计。30年代前期，美国学者大卫·E.欧文也注意到英国在印度和 中国推行鸦片政策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氏著《英国在中国与印度 的鸦片政策》一文研究较深，该文“贸易的终结”部分关注到清廷 对鸦片税收的依赖情况，对鸦片税的贸易平衡功能和财政扩张价值 作了述论，并以较大篇幅研究了清末新政改革对社会吸食鸦片弊端 的挑战，著者认为，“毫无疑问，中国已经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 一个强大的国家，理想的改革者与广泛传播的鸦片是不相容的，中 国已经从沉重的教训中汲取经验，并早早地有力地处理危险事件。 改革者鲜明的目标一定直指鸦片的威胁”，“如果中国争取与西方 同样的平等地位，吸食鸦片的习惯是一种罪恶的表现，一定要消 除”。论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是鸦片禁政本身，间或兼及财政问题。 比较此一时期国外学者研究的选题和水准，该书算是一个代表。
看来，鸦片作为社会和财政问题，以及鸦片禁政与新政的关系均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且较清末有所深入。财政和赋税史的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出专业化特点，有关机构的组织实施较有成效；禁烟史和外交类选题较清末人士的探究更加理性和全面，后 人研究的路向和选题模式受这一时期影响较大。
（二）20世纪50—70年代后期
这一时段由于政治原因，国外学者与港台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有关研究主要是对晚清鸦片税用途的探讨较有进展，并对鸦片 税收涉及的政治利益团体有所讨论。
20世纪50年代有关研究较少，比较重要的有两种，一是李文治 编辑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对鸦片问题的资料有所注意和搜 集，该书收入了国际鸦片委员会的报告书，陕西省在庚子之后为筹 措赔款增加鸦片征税税率，以及直隶省为抵补鸦片税进行的盐斤加 价资料等，但清末禁政时期有关材料的辑录仍比较零散；另一个 是美国学者威罗贝著有《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1957年被译成 中文在国内出版。此书对中国开征鸦片税厘进行了阐述，并对英1906年的鸦片政策转轨和美国政府酝酿制定禁止鸦片的专卖制度进 行了比较研究，突出了美国在鸦片禁政问题上对中国的协助作用。
60年代有几种论著值得一提。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一书篇帙巨大，外文史料辑录较多，涉及本书论题的史料有两类，即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鸦片走私、白银外流 问题与英属印度经营鸦片盈利增长的资料等，因专题所限，鸦片 贸易与财政关系的史料未能收录。美国学者卡梅伦的《1898—1912 年中国的改革运动》一书是专门探讨清末新政的重要论著。对新政 与禁烟皆有专论。将鸦片禁政视为新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西方学者 一般认为清廷推行的鸦片统税，其目的在于筹款，而不是禁烟，卡梅伦则认为1906年9月以前清政府的禁烟尝试是真诚的，重税鸦片 是禁烟的一个手段；对清政府制定禁烟政策和颁布禁烟法令进 行了有益的探讨，尤其是对唐绍仪与外务部提出供英国考虑的六点 禁烟建议之间的关系论证较详。莱特所著《中国关税沿革史》c 则着重谈到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各省对税税率的参差不 齐，以及它对各省和中央财政所起的支柱作用，该书的材料和观点 曾被广泛引用，原因是莱特作为当事人，他提供的材料较为真实。 玛格丽特·利姆1969年撰成的博士论文《英国与印中鸦片贸易 的终结（1905—1913）》是一部被人广泛引证的论著，对中国方 面的材料使用较多，该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唐绍仪与印度财政部长 爱德华·贝克爵士讨论终止鸦片贸易的问题；英国推行的鸦片贸易鸦片征关注、研究政策对正常国际贸易的侵蚀，摧毁了具有无限潜力的中国市场；英国印度部大臣摩利禁止鸦片贸易的观点：虽然英属印度从鸦片税收中取得的收入越来越少，但它仍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税收，而且为印度农民带来了收益，要想使英国赞同禁烟，中国首先要有禁烟的诚意；对清廷推行鸦片统税的危险后果问题，该文阐论较详，认为它疏远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清廷推行的冒险政策；对鸦片统税的收入作了大致的估计，全国从这项税收中每年可获得白银1700万两至6700万两的财政收入；各省督抚对禁烟的态度以及国外人士对全国各省禁烟成绩的考评也是此文探讨的重要内容。
70年代鸦片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有关研究论著的数量虽然不 多，但论证切入的角度和论证水准则值得称道。王树槐在其《庚子 赔款》一文中发现，清廷和各省疆臣讨论筹措赔款的计划时，均将 鸦片加税作为筹款的重要途径，认为整顿鸦片税厘、举办印花税是 此时朝野扩张财政、应付赔款的极为重要的手段。林满红1979年 撰成《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一文是专门探讨晚清鸦片征税 问题较早的重要论著。该文对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以来至1906年 鸦片禁政推行之前，中央和各省在鸦片征税问题上的言论和举措， 尤其对各省开征时间不一的鸦片厘金问题进行了梳理，作为专门论 述鸦片征税的论著，其开创性价值不应忽视。托马斯·L.肯尼迪发表的《毛瑟枪与鸦片贸易：1895—1911年的湖北枪炮厂》一文，是讨论鸦片税用途问题所见到的较为出色的一篇个案研究，论者认为，湖北湖北兵工枪炮厂（后改为厂）的日常经费与鸦片税收有密切的关系，鸦片禁政推行之后，原来工厂经费进账中有30%来自 鸦片税，现在鸦片税的收入仅为13%以下，其后果是中国近代枪炮 生产停滞不前，而该厂本可以生产出世界式的枪炮；禁政推行 对各省也是一次经济上的巨大考验。当然，湖北枪炮厂经费中有鸦 片税的使用的确是事实，但该省鸦片税主要用来偿还庚子赔款—— 每年白银120万两，两者在资金使用上曾经出现过矛盾，湖北省因 此与中央产生过激烈的冲突，该文未加重视，是为瑕瑜互见。
既有专门论述鸦片税收的选题，又有考证鸦片税收用途方面个 案研究，且出现了以中英鸦片问题为主旨的博士论文，对新政与鸦 片禁政进行了初步研究，这是该时期有关研究的主要特征，相对于 民国时期来说，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皆有不同凡响的进展。但是无 可否认，作为研究力量的主体，外人所依据的材料类型和研究解读 方式有诸多缺憾，其立论和求证皆有不尽不实之处，问题的复杂性 往往被简化，且模式化的倾向至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