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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疆域辽阔，包括了热带、亚热带和温带3个气候带；西部有被称为“世界屋脊”“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向东逐渐过渡到濒海平原区，海拔垂直变化明显。同时，我国又位于太平洋西部，有着辽阔的海洋和内陆水域，是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大国之一。我国陆域有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三大水系，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海域从北到南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岸线地形复杂，有珊瑚礁区、岩礁区、滩涂区和石砾区，岛屿星罗棋布，有大小7600多个岛屿。辽阔的疆域及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水域生态环境等，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我国鱼类物种繁多，其中包括了很多具有重要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种类，是世界上鱼类资源*为丰富的国家和渔业大国。从事与鱼类资源相关工作的科研工作者、生产者等历来对我国鱼类生物多样性及鱼类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利用等十分重视。
从渔业产量来看，我国水产品总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2008年达到4895万吨，2009年5116万吨，2010年5190万吨，2011年5603万吨，2017年以来基本稳定在6450万吨左右，占世界渔业总产量的40%以上。而在这些水产品中，海洋鱼类占有很大比例，2008年我国海洋鱼类年产量达789.5万吨，2009年为804万吨，2011年为864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渔业局，201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鱼类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随之而来对鱼类资源的调查研究也不断深入。迄今，我国已对内陆各大流域和各大海区的鱼类资源开展了较系统深入的调查：内陆有涉及黑龙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黄河、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额尔齐斯河等流域鱼类资源调查的专著，还有《东北地区淡水鱼类》（解玉浩，2007）、《秦岭鱼类志》（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等，1987）、《青藏高原鱼类》（武云飞和吴翠珍，1992），以及大量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鱼类专志等；海洋方面，包括各海区鱼类资源调查、台湾海洋鱼类调查、大陆及台湾深海鱼类调查、南海诸岛海域鱼类资源调查及相关专志等。同时，我国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中国动物志》（鱼类）编研工作。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鱼类物种多样性的研究（编目）是鱼类多样性研究*基础的工作。上述相关工作为我们认识我国的鱼类资源状况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积累了大量重要的基础资料。
一、我国内陆鱼类区系分类学研究的历史及评述
我国近、现代内陆鱼类的研究历史既反映了我国鱼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整个过程无处不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我们基于查找到的1758—2018年发表的近1300篇（部）与我国内陆鱼类系统分类学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检索自 Zoological Record、中国知网、维普科学、万方、 ISI、Wiley、Springer、Science Direct、Blackwell等文献数据库，以及作者收集的相关文献），以5年为一时间段，根据不同时间段文献数量的变化进行分析；划分的中国内陆鱼类系统分类学研究的各个时期，可显示出其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对应时代的研究特点。
（一）发展阶段的划分
1758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涉及我国内陆鱼类分类学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相关研究有限；20年代中后期以后，文献数量增加较快，至3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之后文献数量急剧减少，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降至**点；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文献数量曲折回升，其间60年代中期略后出现过一个小高峰；8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献数量急剧增加，至90年代初达到高峰，峰值超过30年代中期，复又急剧减少，至90年代中后期出现一个低谷；2000年以后，文献数量又急剧上升，至2011年统计时达到历史**水平；之后又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图1）。
图1 1758—2018年发表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基于文献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结合特定的鱼类研究历史事件和时代特征，我们将中国近、现代内陆鱼类研究历程划分为5个时期：外国学者研究时期（1758—1927年）、我国学者开始自主研究时期（1927—1937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1937—1949年）、恢复时期（1950—1980年）和加速发展时期（1981年至今）。
（二）各历史时期研究特点
1.外国学者研究时期（1758—1927年）
1927年以前，仅见外国学者对我国内陆水域新种或区域性鱼类区系的报道。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该时期133篇（部）相关文献分析（表1），有来自12个国家的学者对我国内陆鱼类进行过研究。其中，以英国、德国和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多，其次为俄国和法国学者，此外，荷兰、日本、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瑞典和苏格兰学者也对我国内陆鱼类分类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
在我们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中，对我国淡水鱼类的研究始见于瑞典著名生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编著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第10版）（Linnaeus，1758）。17世纪末，我国人工培育的观赏金鱼传入欧洲，林奈将其命名为Cyprinus auratus Linnaeus［=Carassius auratus（Linnaeus）］（陈桢，1954）。在这部著作中，林奈还记录了产自我国的花鳅 Cobitis taenia、高体雅罗鱼Leuciscus idus、真Phoxinus phoxinus等26种鱼。
表1 外国学者研究时期（1758-1927年）各国研究成果统计
林奈《自然系统》的问世，引起许多西方人对我国生物的兴趣，他们通过经商、传教或借助其他名义来我国调查收集生物标本，发表区系研究报告或报道新发现的分类单元等。19世纪初，法国学者 Lacépède（1798—1803年）描述了一些我国鱼类，尽管其依据的往往仅为某些鱼的图片，但经重新订正后，许多种类被认为是有效种。*早对我国区域性淡水鱼类区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应推 Cantor（1842），他对分布于我国舟山群岛的植物和动物区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涉及不少对鱼类的记载。McClelland（1838，1839）、Heckel（1838，1843）等分别在《印度鲤科鱼类》《克什米尔鱼类》《叙利亚鱼类》等著作中记录了产自我国的鱼类。
19世纪40年代前后，对我国内陆鱼类分类和区系组成的研究开始增多，20世纪初达到**。19世纪中后叶，主要为区域性鱼类区系的研究，此阶段*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俄国著名鱼类学家 Basilewsky（1855）编著的Ichthyographia Chinae Borealis（《中国北方鱼类》），书中记述了很多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鱼类。荷兰著名鱼类学家 Bleeker在1870—1873年对我国内陆鱼类区系进行的研究和整理（Bleeker，1870，1871，1873）。俄国学者Dybowski（1872）发表的Zur Kenntniss der Fischfauna des Amurgebietes（《黑龙江鱼类》），对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区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俄国学者 Kessler
（1876）对从内蒙古、青海等地收集的鱼类标本进行了整理，并发表过一些关于中亚鱼类的论文。德裔英籍著名鱼类学家Günther（1873，1889，1892，1896，1898）对保存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采自我国东北、西北、长江流域及台湾等的鱼类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若干相关研究论著。比利时学者Boulenger（鲍伦吉）（1899，1901）对采自海南岛的淡水鱼类进行了研究。
进入20世纪，有了更多关于我国内陆鱼类分类学研究的报道。英国著名鱼类学家Regan（1904，1905a，1905b，1906，1907，1908a，1908b）对我国内陆鱼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04—1908年共发表了7篇有关我国内陆鱼类分类学的文章，发表新种超过15个，大都采自我国云南和西藏。俄国学者Berg（1909）发表了Ichthyologia Amurensis（《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对黑龙江及其支流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水系的鱼类做了较详细的叙述。美国鱼类学家 Fowler（1910）报道了产自我国的鲤科Cyprinidae鳑鲏属Rhodeus的新种。
有关台湾淡水鱼类的研究可追溯至1857年。英国人 Swinhoe来我国台湾进行采集旅行，获得了一些生物标本，之后分送给西方一些著名研究者。其中，淡水鱼类标本送给了大英博物馆鱼类学家 Günther，后者在其著名的《大英博物馆鱼类目录》（Günther，1850—1870）中散记有台湾鱼类16种，包括台湾石賓（=台湾光唇鱼Acrossocheilus paradoxus）、台湾石［=革条田中鳑鲏 Tanakia himantegus（Günther，1868）］、大眼华鳊Sinibrama macrops（= Chanodichthys macrops Günther，1868）、短吻镰柄鱼、粗首［=粗首马口鱼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Günther，1868)］等。之后，Boulenger（1894）发表了1新种——台湾间爬岩鳅（=台湾间吸鳅 Hemimyzon formosanus）。Jordan和Evermann（1902）报道了兰屿石、鲇等。1908年，Regan发表的《日月潭鱼类》，收录了台湾白鱼、尖头银鱼、石賓、、台湾马口鱼等，Pellegrin报道了台湾铲颌鱼（=台湾白甲鱼 Onychostoma barbatula）、石賓等，Steindachner发表了台湾缨口鳅（=缨口台鳅Formosania lacustre）。此阶段，真正比较深入研究台湾鱼类的应为日本鱼类学家大岛正满（Oshima Masamitsu）。大岛正满于1919年发表了《台湾淡水鱼类之研究》，其中记述了台湾鱼类76种（包含15新种），如何氏棘鲃、史尼氏红目鲐、饭岛氏麻鱼、菊池氏细鲫（台湾细鲫Aphyocypris kikuchii）等。同年，大岛正满和Jordan一起发表了台湾鳟（=樱花沟吻鲑）（=台湾马苏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Jordan and Oshima，1919）；翌年又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共记录台湾鱼类60种，包含10新种，如高身铲颌鱼（=高体白甲鱼Onychostoma alticorpus）、中台鲮等。其所做的工作奠定了台湾淡水鱼类研究的基础。与此同时，其助手青木赳雄除首先发现了台湾鳟之外，还发表了《日月潭鱼类及渔业》，以及数篇介绍台湾淡水鱼的短文。除在台湾淡水鱼类分类上有很大贡献之外，大岛正满还对台湾淡水鱼类分布、台湾鳟生态习性等研究有较大的贡献。此外，大岛正满对海南岛淡水鱼类也进行过研究（Oshima，1926a）。
美国学者Nichols（1925a，1925b，1925c，1925d，1925e，1925f，1926a，1926b，1927a，1927b）整理了保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采自我国内陆的鱼类标本，同时对鳅科Cobitidae鱼类及海南岛鱼类区系进行了专项研究，先后报道了35新种。
这一时期，除商人、传教士等在经商、传教等时对我国生物资源进行调查采集外，还有以军官身份带领武装力量在我国新疆、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采集活动。外国学者主要借由商人、传教士等采集的鱼类标本进行整理鉴定。他们报道的种类错误较多，也造成了后来许多分类学上的混乱，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问题才由我国相关研究人员逐步修订。
客观来说，上述工作对我国内陆鱼类研究具有开创性，也为认识我国内陆鱼类资源打下了基础。保留下来的很多文字、图片等信息资料弥足珍贵，为后来学者了解中国内陆鱼类的分类、分布及区系等提供
